重 访
1945年1月30日，冬日的太阳刚刚露面。在德国境内的东普鲁士纳粹集中营，被囚禁得麻木了的人们从睡梦里醒来，准备例行集合。然而，无法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监狱大门洞开，德国士兵如同人间蒸发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了好一会儿，面面相觑的他们终于明白：德军撤退了。
人们发疯般地冲进监狱的物资仓库，为饥饿太久的肚子寻找食物。混乱中，一个19岁的中国姑娘抢到了一块黄油，随着人群逃离纳粹集中营。
这个中国姑娘名叫“赤英”，是这个纳粹集中营中唯一的中国人。
“赤英”是她出国时父亲给取的化名，她的真名叫朱敏，父亲是中国八路军赫赫有名的朱德总司令。
1926年4月10日，一个漂亮的女婴在莫斯科呱呱坠地，她就是朱敏。这一年，朱德40岁，正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军训班学习。喜得千金的他非常高兴，可是由于当时国内革命工作的需要，初为人父的朱德来不及细细品尝做父亲的快乐就返回了中国。不久朱敏被送回国，由在成都的外婆和姨妈抚养。从此，父女天各一方，直到7岁那年和外婆上街时，才第一次知道了父亲的模样（图1）。
（1）朱敏和外婆(右)
刘铮（朱敏的丈夫）:那时国民党在街上张贴大标语和画像，悬赏捉拿“朱（朱德）毛（毛泽东）”，朱敏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从这儿知道的。
1940年，白色恐怖笼罩，成都不再安全。是年冬，受周恩来的嘱托，邓颖超专程赶到成都，将13岁的朱敏和表妹贺高捷连同几个刚从护校毕业的孩子，一起带往延安。
朱敏和小伙伴们突破层层封锁线，又徒步跋涉300多公里，才到达延安。当又黑又瘦的朱敏看见一个打着绑腿、身穿灰色军装的中年男子向她走来，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在心头油然而生，哽咽着喊出了在心中默念无数次的两个字——“爹爹”（图2）。
（2）朱敏(左)和表妹在延安
刘铮:父女俩紧紧地抱在一起，高兴得直掉泪。这是他们14年来第一次见面。
1941年元旦，沉浸在父女相见巨大幸福里的朱敏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她几乎丢掉生命。
朱敏到达延安不到一个月，皖南事变发生，延安的形势也变得异常紧张。忙于革命工作的朱德无暇顾及女儿。当时，共产国际正安排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去苏联留学，朱德和康克清决定把朱敏也送往苏联的国际儿童院。
刚刚相聚，又要别离。无奈之下，朱敏和其他3个小伙伴一起登上了飞机。这一天是1941年1月30日。不知道是惊人的巧合，还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在此后的很多年间，朱敏每次重大人生转折，几乎都与1月30日息息相关。
朱敏:车子驶过国界线的时候，我受同车人的影响，也放声欢呼。其实，我心里并不欢呼，离开了祖国，离爹爹越来越远，有什么可欢呼的？后来，我们又改乘火车，走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抵达莫斯科。很快，国际儿童院的中国老师把我们接到了离莫斯科300公里的伊万诺夫城。我们的学校就设在那里（摘自《集中营里的中国女孩》第46页第6段）(图3)。
（3）苏联国际儿童院旧址
由朱敏口述、顾保孜执笔的《纳粹集中营里的中国女孩》一书，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顾保孜(作家):采访对她来说可能是打开了一个记忆的闸门，刚开始的时候朱敏话不多，有时候说急了她会冒出一大串俄语，她那段独特的经历是她内心最重的伤痛。
从延安出发之前，朱德把朱敏的名字改成“赤英”，寓意红色英雄。在朱敏的一生中，不同的名字已经成为她的经历最重要的证明。几乎每到一个新地方，就要更换一个名字和身份。从小名“四旬”到大名“朱敏书”，从童年时的“贺飞飞”到延安时的“朱敏”，再到苏联时的“赤英”。抵达莫斯科后，朱敏的身份变成了前来治病的中国老中医的女儿。
然而，由于身体不适应莫斯科潮湿寒冷的天气。没过多久，她的哮喘病犯了。经过医治也不见好转，于是儿童院决定送她去南方温暖的夏令营疗养。没想到这一决定竟成为她人生梦魇的开始。
1941年6月21日，朱敏来到苏联南部的明斯克夏令营，然而，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她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
顾保孜:德国的飞机和坦克密密麻麻地往苏联境内开来，很快就打到了列宁格勒，并占领了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
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德国法西斯对苏联不宣而战，发动突然袭击。德军占领明斯克后，把夏令营的孩子们囚禁在一座孤儿院里。这些孩子们并不知道眼前突然出现的法西斯意味着什么，直到有一天，两个犹太小女孩的悲惨死去，才让他们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叶大鹰（电影导演）:朱敏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伙伴被活埋的，这对她刺激特别大。后来一谈到这个她就发抖。可见对她心理伤害是多么大。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响。德军意识到前途不妙，将朱敏她们押往德国境内的东普鲁士集中营。
从小就患有哮喘病的朱敏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在被押往东普鲁士集中营的闷罐车上，她高烧不退，时而清醒，时而昏迷。
顾保孜:是坚强的意志支撑她活了下来。她跟我讲，快到站时，她想一定要站起来，绝不能躺下。否则就会被德军抛下车。一抛下去很快就会被野狗吃掉。
在死亡线上挣扎了一个星期，火车驶达目的地。朱敏和同伴们被挨个儿搜身，父亲送给她的派克金笔被德军抢走。幸运的是，不懂中文的德军没有看懂金笔上所刻的“朱德”二字，才使她逃过一劫。但失去了父亲给的纪念物，朱敏十分心疼。她再不愿意失去另外一样珍贵的东西——她一直戴在胸前的列宁徽章。
在被关进集中营之前，他们都要被带去淋浴消毒，怎样才能把列宁徽章保存下来呢？
刘铮:她把列宁徽章含在舌头底下。
顾保孜:刚进去时，一个女看守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把一缕头发都揪下来了，相当的疼。但她强忍住不出声，要是一喊徽章就会掉出来。一旦被发现，她肯定活不了。好在女看守揪的是她头上的一个发卡，因为法西斯规定囚徒身上的东西一样都不许带进去。
刘铮:她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了，只有这一件有纪念意义的列宁徽章保留了下来，并一直保存到现在（图4）。
（4）朱敏用生命保存下来的列宁徽章，戴着列宁徽章的朱敏
为不让德军发现，朱敏用树叶把徽章裹起来放在床板下面，只有夜深人静时才拿出来看一下。时间久了，徽章表面被磨得闪闪发亮。
然而，集中营每天上演的虐待、杀戮和死亡，使这个女孩逐渐丧失了对活着的感知。
朱敏:作为身临其境的我们，对于鞭打、对于流血、对于死亡，已经司空见惯。经常遭受残酷现状的刺激，只能让我们的神经末梢越来越麻痹。我们不知道痛苦，不知道欢乐，也不知道生死。从离开明斯克孤儿院后，就再也不知道我们身在何处了。每天就会机械地重复一个念头：活下去，要活过今天（摘自《集中营的中国女孩》第87页第1段）（图5）。
（5）朱敏在集中营。1944年1月30日，德国看守哄着姑娘们拍摄照片，天真的孩子们露出笑容，却遭到了皮鞭的毒打
顾保孜:从照片上看她胖，实际上是浮肿。她有哮喘，加上饥饿，人就浮肿。她讲当时天天都梦想能吃到一顿饱饭。
超乎寻常的体力劳动和饥饿使朱敏的身体日渐虚弱，她的脖子上出现了肿块，患上了严重的淋巴结核。支撑不住的她突然晕倒了。
朱敏:突然，我感到脖子上一震，撕心裂肝的疼痛直刺神经末梢，顿时，浑身不由自主地像被抽了筋似的弹了起来……原来，失去人性的医生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就用手术刀割开了我的脖子！ 我拼命地哭叫、挣扎，想从这魔鬼的手术刀下逃出去。可这个法西斯用大手死死按住我，继续用刀切割伤口。我无法忍受这般剧痛，浑身不住地扭动，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滚滚而流（摘自《集中营里的中国女孩》第105页第10段、第106页第1段、第5段）。
刘铮:德国人给她手术，没有上麻药，她晕死过去好几次。
顾保孜:当她讲这块的时候，我问了一句很傻的话，我说那肯定很疼的。她看了我半天，回答说: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把你脖子拉开，把里面的脓血往外挤，你想想是什么感觉。
一同被关在纳粹集中营的捷克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日瓦沃的女儿弗拉斯塔和米拉，成为朱敏相依为命的好朋友。这次恐怖手术后，在弗拉斯塔和米拉的照顾下，朱敏与死神擦肩而过。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天面对杀戮和死亡，她们不知道下一个走向生命终点的会不会就是自己。
1945年1月30日清晨，东普鲁士集中营突然变得异常安静。荷枪实弹的德国士兵人间蒸发，突然到来的自由让难友们激动得不知所措。几分钟后，集中营里到处响起自由的欢呼声。人们潮水般涌向德军的物资仓库寻找食物。朱敏和弗拉斯塔、米拉姐妹捡到了一块黄油，匆匆啃了几口后，3人随着逃难的人群一路狂奔。
逃亡途中，朱敏和她的捷克好姐妹失散了。这一别竟然就是40年。
1984年，朱敏应邀前往东德。在那里，朱敏和弗拉斯塔、米拉姐妹再次相见。当年，她们相互寻找却走了相反的方向（图6）。
（6）图组:朱敏和难友弗拉斯塔、米拉姐妹在纳粹集中营;朱敏和弗拉斯塔、米拉姐妹40年后重逢
在近一年的颠沛流离中，朱敏曾经被好心人家收留，也曾经住进难民营，甚至跟随苏联红军的队伍辗转迁徙。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苏联红军中尉知道了朱敏的真实身份，代她写了一封寻找父亲的信寄往莫斯科。正在莫斯科红十字会办理回国手续的毛岸英恰巧看到了这封信。朱敏的下落才浮出水面。
在斯大林的指示下，朱敏回到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这一天，是1946年1月30日，距她离开延安整整过去了5年。
叶大鹰:刚回来时朱敏已经完全不会说话。
顾保孜:因为纳粹集中营里有捷克、西班牙等各个地方的人，语言很乱。朱敏返回到国际儿童院时，什么语言都没有了。
朱敏的情况令大家非常担心，她的同学罗西北想尽了一切办法帮助她恢复语言。
叶大鹰:罗西北说，朱敏完全不会说中文，也不认识他。他就给朱敏唱他们以前小时候在延安的歌，唱着唱着把朱敏唱出眼泪来了，把记忆力恢复了。
朱敏慢慢恢复了记忆，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她把集中营那段苦难的岁月埋在了心底。
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帮助，朱敏最终联系上了父亲。当她看到1943年父亲写给她的信时，泪流满面。在这封被战火阻隔数年的信中，朱德要求朱敏一面服务一面读书，他并不知道女儿被关进了纳粹集中营，更不知道女儿几乎丧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此时，朱敏已经读完苏联10年制的学习课程，准备迎考大学。不愿意两手空空回国的朱敏毅然选择了继续留在苏联学习。献身教育事业的愿望让她考取了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专业。
1951年暑假，朱敏回国探亲。与父亲的再次相见又跨越了10年（图7）。
（7）历经磨难后的朱敏与父亲重逢
1953年，朱敏完成学业回国。这次和她一起回国的还有一个器宇轩昂的小伙子，他就是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的刘铮。1952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为朱敏和刘铮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做了新娘的朱敏享受着人生中难得的幸福时光（图8）。
（8） 朱敏、刘铮夫妇
回国后，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刘铮一直从事中苏友好交流工作，两人相扶相伴一同走过了几十年。
由于那段非人的苦痛经历，朱敏的身体一直不大好。由于健康原因，今天的朱敏已经无法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图9）。
（9）朱敏和丈夫刘铮相濡以沫，共度祥和晚年
2005年，俄罗斯驻华使馆迎来了几位头发花白的中国老人，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为他们颁发庆祝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刘铮代替朱敏前往。回到家里，刘铮将纪念章和一直陪伴妻子身边的列宁徽章并排别在了一起。两枚徽章，跨越60年，见证了朱敏坎坷而传奇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