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久辉
几年前，我刚刚大学毕业，在县文化馆当小职员。一天，馆里接到一个任务，要我们配合地图公司下派的勘察员，勘察乡村地理位置。馆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地图公司的勘察员叫柱子，柱子对我说：“我们这次目标很大，不仅要找大路，还要标记出每条进入村庄的小路、每个村庄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标志。”于是，我就和柱子开着车，一个村一个村地晃荡。
陪柱子逛了几天，我大概了解了村庄起名的规律。石磨村，村口有个大石磨；鱼塘村，村口有片鱼塘；莲花塘，多半能看到一池荷花；其他的王岗、李寨、唐洼、周朝坊，大多是村里此姓氏的人较多。
这天，我和柱子要去“大柳树村”。还没到地方，柱子就对我说：“这个村口，肯定有棵大柳树。”我回道：“应该有。”到了大柳树村，我扫视了一圈，指着一棵枯树说：“那棵应该就是大柳树，只是老死了。”柱子说：“看来村庄起名，得找一个经得起日月打磨的东西啊！”
我們开车来到柳树旁，发现柳树下坐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脸上布满皱纹，佝偻的身子靠着枯死的大柳树，似睡非睡。
柱子下车，走到老太太旁边问：“老人家，这儿是大柳树村吧？”老太太对柱子说：“不是，这儿是黑门楼村。”老太太这么一说，我迷糊了。县以下的自然村，我就算没去过，也都知道村名，唯独这个“黑门楼村”从没听说过。
柱子对我说：“你看这老太太年纪这么大，这地方以前可能真叫‘黑门楼村呢？”这时，村口又出现了一个年轻人，我过去问了一下，年轻人说：“没错，这儿是大柳树村。”我道了谢，又和柱子在村子周围走了一圈，标注了几个地点，拍了几张照片，就开车走了。
第二天清早，有个陌生人来找我。他是个中年男人，皮肤黝黑，一看就是风吹日晒的农家人。中年人左手提着一只大公鸡，右手攥着一只白羽鸭。看到我，他很高兴地说：“我可找到你了！”我想了一下，以前没见过他，就问：“你找我有什么事？”中年人很拘谨，自我介绍说：“小同志，我是大柳树村的，找你有点事。”
我想了想， 自己和大柳树村的人好像也没关系啊，疑惑的工夫，我把中年人让进了自己的宿舍。
坐定后，中年人说了来意。原来，昨天我们在大柳树村村口看到的老太太，是中年人的奶奶。中年人说：“解放前，村里有个财主盖了个二层土楼，楼下有扇黑漆漆的大门，所以这个村原来真叫黑门楼村。解放后，县长到了黑门楼村，他一皱眉头说，村名怎么能用财主家大门的名字呢？得改。正好村口有棵大柳树，就把名字改成了大柳树村。”
我听完，问中年人：“那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
中年人搓搓手，说：“我问一下，能不能把村名改回黑门楼村？”
我顿时来了兴趣，好奇地问中年人：“为什么要改呢？”
中年人说：“这个事，说来话长。”正好我也没什么事，就当听故事了，忙让中年男人说说，看能不能帮上忙。中年人点了一支烟，就开始讲述起来——
中年人的奶奶叫王夏。民国时期，王夏和丈夫带着儿子逃荒，全家逃了半年多。后来，儿子突发高烧，眼看就要断气。王夏拦下一个赶马车的人，求赶车人把他们送到县医院。赶车人叫汪老三，他看了王夏一眼，犹豫了一下，就把他们一家三口带到了县医院。可王夏他们没有钱治，到了医院，也只能等死。汪老三对王夏说：“我可以给你孩子的治病钱，还可以给你些粮食，但我有一个要求。”当时，王夏听到汪老三的话，像得了根救命稻草，忙问什么要求。汪老三吞吞吐吐半天才说：“给你孩子治好病，你得跟我走。”王夏没有犹豫，点头说：“好！”真等小孩病治好，王夏反悔了。汪老三又说：“我这还有点钱，可以留给你男人和孩子。你们这样走下去，迟早都会饿死。”
王夏看着疲惫的丈夫，抱着刚刚好转的孩子，孩子在一旁可怜巴巴地说：“娘，我饿。”王夏狠下心，问汪老三：“你住哪儿？”汪老三答：“黑门楼村，村口有棵大柳树。”
孩子已经懂事，知道娘要走了，立刻就哭了，扑在王夏怀里说：“娘，你别走！我不饿了，我真不饿了。”
王夏哭着对孩子说：“跟娘说一遍，娘的村叫黑门楼村，村口有棵大柳树，娘找的男人叫汪老三。”
孩子哭着复述了一遍，王夏抱住孩子父亲说：“你也记着，别让孩子忘了，下辈子咱们再做夫妻，我先走了，你照顾好孩子。”
王夏的男人抱紧儿子，无声地哭泣。王夏把钱和粮食留好，就坐着汪老三的马车哭着走了。
两年后，汪老三路遇不幸，摔死了，王夏成了寡妇。邻居劝她改嫁，王夏提出的条件很简单，就是那个男人要改名叫汪老三。后来，真有一个光棍愿意改名，就和王夏过起了日子，也就是中年人的爷爷。
一晃几十年过去，王夏和那个改名叫汪老三的人，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王夏唯一牵挂的，就是那个分离的孩子。等到国家太平，生活安稳，她也曾去老家打听，但根本没有音信了。渐渐地，王夏老了，她找不动了，就指望那个孩子有一天能来找她。王夏听说村名被改掉了，差点疯了。她哭着去求村长，村长感到王夏不可理喻，所以那个村名，到现在还叫大柳树村。
王夏知道村名改不了，就关心起那棵大柳树来。每年种田剩下的化肥，她都不忘在大柳树周围撒两把；每年年底，她还会在树根处浇些腊肉汤水。原本快死去的大柳树，在王夏的照料下，又生机盎然地活了十多年。在王夏八十多岁的时候，大柳树终于枯死了，王夏感觉自己也要随着大柳树去了。没事时，王夏就病恹恹地坐在大柳树下，她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但她一直记着一件事，自己还有个孩子，他一定会回来找自己……
听完中年人的故事，我发现自己被感动了，但我为难地对中年人说：“这个村名，我真改不了。”中年人的神情暗淡了不少，他把鸡鸭放下，准备离开。我让中年人把鸡鸭拿走，中年人挥挥手，说：“都是家养的，不值什么钱。”
晚上，我让伙房把鸡鸭杀了炖了，喊上了柱子和馆长。我把王夏老太太的故事说了一遍，众人都唏嘘不已。我问馆长：“您看这个村名好不好改？”馆长嘴里嚼着一个鸡腿，对我摆摆手，咕哝道：“不可能。”馆长又喝了一口白酒顺顺气，接着说：“现在改个村名太麻烦，涉及到方方面面。村名改了，户口簿得改，身份证得改，乡里改完报县里，县里改完报省里。所以，现在没人去找这个麻烦事。”
我端起酒杯说：“各位，鸭子也吃了，鸡腿也啃了，吃人嘴短，你们倒是想想办法啊！”
最后，柱子说话了：“要不这样，我在地图上的村名 ‘大柳树村后面加个括号，括号里写‘黑门楼村，然后在网络地图搜索里搭个链接。以后只要搜‘黑门楼村这四个字，一样可以搜到这个地方。”馆长拍板道：“这方法好！”
柱子在这个县的勘察完成了，和我告了别就走了。
过了三个多月，我听到门卫喊：“有人找。”我出去一看，还是上回那个中年人，说是感谢我的帮忙，老太太那个儿子已经顺着地图信息找到了老太太。原来，这么多年，不仅老太太一直在等待，那个分离的儿子，也一直没有停止寻找。
我问中年人：“吃了你这么多东西，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中年人不好意思地说：“我父亲死了以后，奶奶也叫我改名汪老三了。”
（发稿编辑：陶云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