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墓葬的清理，先后出土随葬器物400余件，主要有铜器、铁器、漆木器、竹质器、草编器、陶器、玻璃器及铜钱等。这些器物都具极高的文物观赏和考古研究价值。下面，我们就其中比较典型的“成都”矛、蜻蜓眼玻璃珠、巴蜀图语印章及大量植物种子作一浏览和解读。
“成都”矛
M32出土一柄铜矛，上刻有篆体“成都”二字，这是既往考古工作中“成都”两字在成都地区的首次发现。西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云：“西控成都，沃野千里。”这是“成都”两字在文献中最早出现。本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成都”矛将成都城市名称提前了200多年，证明成都作为城市名称自战国晚期至今2000多年未曾改变。四川青川亦曾出土一柄“吕不韦”戈，铜戈正面铭文为“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背面有铸文，为“蜀东工”。据《华阳国志》载，秦并巴蜀后，张仪和张若筑成都城，成都便成为秦国统治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成都原就有发达的手工业，秦国在成都设置“东工”来生产统一六国所需物资。因此，我们可以确信青川吕不韦戈便是在成都“东工”生产的，铭文落款“成都”两字就是指产地。
蒲江船棺葬墓地M32出土铜矛上的“成都”两字字体和写法与青川吕不韦戈上“成都”两字极为相似，可以推断，其也为“成都制造”。当时“成都制造”可能在巴蜀地区和秦管理其他区域内都有分布，如雅安荥经同心村亦出土有“成都”铭文铜矛，应也是“成都制造”。这件带“成都”铭文的铜矛表明，成都自战国时期便为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具发达的手工业和技术水平。
蜻蜓眼玻璃珠
M53出土一串蜻蜓眼玻璃珠串饰。所谓“蜻蜓眼”是古代一种饰物，因其形似蜻蜓复眼又为玻璃质而得名。蜻蜓眼最早发现于公元前10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源于埃及神像眼睛，众多的眼睛使它神力无限，驱邪护安。后于春秋时期传入我国，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发现，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就出土蜻蜓眼一百余粒。
现在中国出土的蜻蜓眼珠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为钠钙玻璃珠，是由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自地中海地区传播而来的，主要分布于我国新疆等地；第二种为铅钡玻璃珠，是玻璃制造技术传播于我国中原地区后由我国仿造而成的，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的洛阳、湖北等地；第三种为钾玻璃珠，是玻璃技术传播于印度后由印度仿造而成的，后经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传播至东南亚及我国长江以南区域。
蒲江船棺葬墓出土的玻璃珠是来自哪里，墓主人又是以什么方式得到并视为珍宝而佩戴着它永眠？据成分分析，蒲江出土蜻蜓眼玻璃珠可能是源于印度的钾玻璃。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从身毒（今印度）贩运的“蜀布”和“邛杖”，认为从成都经云南、缅甸到达南亚、西亚有一条商贸通道，这条“蜀—身毒道”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
船棺葬墓地出土的钾玻璃珠说明，蒲江可能至晚在战国时期就通过文献中所记古“身毒道”与印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贸易活动。玻璃珠翻越千山万水才能贩运至蜀地，故而十分珍贵，应是蜀地贵族竞相追捧之物。M53出土这枚玻璃珠亦定是墓主一生珍爱之物，所以死后随葬入墓。由此可见，一粒小小的玻璃珠背后却蕴涵着如此丰富的考古信息，因而是研究战国时期巴蜀地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珍贵文物。
柳叶形剑
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已出土过大量的柳叶形剑。学界一致认为，柳叶形剑是巴蜀地区特有的兵器，其剑柄为扁茎，兵器长度一般30～50厘米，至于其扁茎如何使用、如何加固及剑的使用方式我们都不得而知。M32出土保存完整的柳叶形剑使我们认识到：剑是用两块弧角梯形木板相对夹住剑茎、然后用棕绳捆绑加固使用的，剑用漆木鞘而无格。结合已发现柳叶形剑我们认为：随著时代发展，柳叶形剑逐渐增长。三星堆遗址、十二桥遗址和青白江春秋战国墓地都出土过长约30厘米的柳叶形剑，及至战国晚期剑长已至40余厘米。三星堆和青白江还出土双联鞘柳叶形剑，因此我们推测，古蜀时期成都地区水泽众多、植被茂盛，所以较短的柳叶形剑更利于在狭窄的地理环境下近身肉搏。同时，较短的柳叶形剑亦可作远程投掷武器。后来，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和秦、楚文化的影响，柳叶形剑才逐渐变长。M32出土柳叶形剑是典型的战国晚期器物。
种子和果核
M52出土了10竹筐的种子和果核，它们刚清理时恰如刚刚收获，颜色鲜艳、形状饱满，为研究战国时期巴蜀地区生业形态和农业水平提供了宝贵资料。这10竹筐种子和果核应包含了战国时期巴蜀地区所能获得的大部分粮食和果实种类。通过植物考古学方法，对其进行比较辨认，一方面，可知晓当时人们生存所依赖的主要是哪些食物，通俗地说就是吃什么；另一方面，通过对比战国时期种子及果核和现代同类品种，可知道当地的自然环境状态及自战国时期开始至今环境发展变化情况。据说，我们的前辈在发掘成都凤凰山汉墓群时发现部分器物中存大量植物种子，并采集了一部分。按理，2000多年种子应已炭化，但神奇的是，少数种子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埋藏出土后竟然发芽了。
巴蜀图语印章
巴蜀图语印章因器型似中原印章又刻有文字一样的巴蜀符号而得名。蒲江船棺葬墓地共出土14枚，形状多为圆形，少数为方形、矩形、半圆形、椭圆形，另有个别为月牙形和“山”字形。对于巴蜀图语印章至今尚无公认的解读，专家各持一说，有人认为是巴蜀文字的早期形态，因秦并巴蜀而消失；也有人认为是具象征意义的族徽；部分学者认为是蜀国具有贸易或军事功能的信章；更有学者提出，可能与古蜀宗教有关。本次出土的印章符号，有“王”字形、花瓣形、“山字”形等，皆与以前发现印章符号相似，也有疑似干栏式建筑等新出图案。我们相信，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和系统研究，终有一天巴蜀图语的破解释读会取得突破性进展。巴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到三星堆、十二桥文化，古文化发展序列完整，且辉煌发达，假如巴蜀图语破译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如打开了巴蜀文化的宝库，对研究巴蜀文化的来源、发展和变迁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