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嫒嫒
科技的发展在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思考。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些难题呢？
科学，让我们有能力治疗过去难以医疗的疾病，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甚至是让我们重塑地球或是进入宇宙。但也正是这些科学和技术，开始让我们彼此的价值观互相碰撞。
最大限度地减轻痛苦、尽可能获得最多的幸福、拯救地球、关注我们的后代……这些都是我们在未来值得去思考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些事情彼此冲突时，我们又该怎么选择呢？我们应该给予其他动物权利吗？
尽可能地减少其他动物的痛苦和人类福利的最大化
几个世纪以来，伦理的焦点一直落在人类是否拥有一些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上。无论你是怎样的身份，也无论你做过什么，这些权利都不能被剥夺。即使当你的权利被侵犯后会让更多人受益，你的权利也不能被剥夺。
那么，其他的物种是否也应该具有一些应受保护的基本权利呢？一直以来，这仍是不断争论的话题。2016年的11月，阿根廷的一家法院赋予了一只名叫塞西莉亚的黑猩猩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权利，并要求当地的门多萨动物园将它放归野外。6个月后，在2017年5月，加拿大的一条新闻又将大家带到了动物权利的另一面。一位动物保护者试图给运输途中口渴的猪喂水，却被饲主以损害私人财产罪告上了法庭。因为按照加拿大的法律规定，农场的猪属于个人财产，饲主有权在运输的36个小时内，不让它们进食、喝水或休息。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呢？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尽量减少人类同胞可能遭受的痛苦，那么是不是也应该同样给予其他动物类似的权利？黑猩猩是这些争论中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与其他动物相比，黑猩猩显然已经获得了更多的权利。现今，在许多国家，使用黑猩猩进行科学实验都是违法的，并且很多人在努力让法律承认“不同的黑猩猩个体具有不同的性格”，实际上这与我们所说的“人格”是一样的。
如果黑猩猩因为智商较高或更接近于人类就可以获得一些权利，那么章鱼可以吗？科学研究已经表明，章鱼具有很高的智慧，这是否能让它们获得不再被人类猎捕和食用的权利呢？同样，乌鸦和猪是不是也该有类似的权利？老鼠是否也应该享有可以随意窜来窜去的权利呢？
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目前仍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看法。例如，加拿大莱斯布里奇大学的动物行为学家认为：不应该只让黑猩猩拥有这种特殊地位。所有物种、所有个体都是独特的，且具有“生物格”的。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的动物学家则认为，大家都在致力于改善动物福利，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赋予它们权利。事实上，从服装制造业到农业，大多数现代生活都依赖于开发和利用动物，并且将它们作为地位低于人类的生物体，特别是当有些动物与我们的生活相冲突时。所以，尽管我们在道德上应该尊重动物，但目前并不适合在法律上赋予它们和人类相同的权利。
讨论动物权利常常还涉及更为复杂的问题。比如：如果蚊子享有权利后，我们是否就不能再随便消灭它们？马和牛享有权利后，是否会导致人类不得不重新承担起以前的体力劳作？在动物福利专家看来，这确实是一个道德和伦理的双重困境。与其纠结于是否给予动物权利，不如讨论如何能在人类利用动物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它们可能遭受的不适和痛苦，以及尽可能地减少对动物的利用等等，这些才是更为迫切、也更为实际的動物福利问题。我们可以利用动物，但应该做到人性化。
在解决动物福利的问题时，了解动物如何体验和感知这个世界则是最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了解动物的情感和认知能力，例如乌鸦解决问题的能力、大象的自我意识以及黑猩猩所表现出的心智等，都将有助于我们总结出更为成熟的观点和立场。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动物究竟有多么灵巧和聪明，也就能更加容易地认识到它们的基本需求，并更有效地保障它们的一些基本权利。我们应该利用遗传学塑造我们的孩子吗？
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类的康乐和尊重差异
“通过塑造后代，让他们更符合我们的预期，拥有更多的健康或美貌。”大家会如何看待这样的想法？赞成还是反对？曾经，“优生学”在20世纪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强制绝育到种族灭绝。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应当是让大自然来掌控一切，去除人类的干预，拥抱生命的多样性。
我们可能会觉得人类是大自然最完美和精巧的产物，并不需要进行干预。但是，大自然的创造并不总是完美无缺的，它也充满了各种笨拙的失误或错误。站在进化学的角度，摆脱这些错误的最好方式，只能是让那些身上带有“大自然失误”的孩子生死由天，自生自灭。
那么，为了人类的康乐，我们应该手动将这个自然的天平倾斜吗？
其实，我们已经用手拨动了天平。在大多数国家中，利用各种方式塑造孩子的基因已经是合法的行为，从对患有唐氏综合征的胎儿施以流产，到试管授精时筛选胚胎。2016年，随着英国允许“三父母婴儿”的出生（允许由第三方捐赠者提供卵子中健康的线粒体，以此替换母体卵子中有缺陷的线粒体，生出的婴儿将拥有父亲、母亲和卵子捐献者三方的DNA信息），这个天平变得更加倾斜了一些。
现如今，一种革命性的、被称为CRISPR的基因编辑技术出现了。这种技术译成中文是“规则间隔的短小重复回文序列”。尽管这个名字不论中英文都会让我们一头雾水，但CRISPR可是一种全新的、能够“修饰”人类胚胎的科学技术。它就像一把非常便于操作的“分子剪刀”，可以让科学家得心应手地剪去一些不想要的基因组。理论上，利用CRISPR可消除数百种基因突变，将我们从未来可能遭受的疾病痛苦中拯救出来，从心脏病到癌症、从阿尔茨海默症到精神分裂症，这些“矫正”将极大地改善我们后代的健康。
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不尽全力来改良后代的遗传基因反而成了不道德的事情。对此，牛津大学的伦理学家认为，这将带来新的伦理争论：如果孩子因为父母拒绝药物治疗或手术而死亡，我们会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是因为孩子父母拒绝使用基因编辑技术而造成的残疾和死亡呢？
然而，一些人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基因编辑可能会使某些类型的人“彻底消失”。这其中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带来残疾的基因是否需要去除？我们是否一方面在力争残疾人不应被整个社会区别对待，另一方面却又觉得耳聋、失明和瘫痪确实都会为人的一生带来太多的不便，应当加以纠正？那么，再换个角度思考一下，如果将人与机器相融合，可以让我们的后代变得更加强壮，我们是否也应该去这么做呢？到那时，人类还算是人类吗？
未来，我们似乎会越来越多地去改变后代的基因组，而我们将面对的唯一问题将可能是：应当去改变些什么呢？我们应该使每个人“标准化”吗？
尊重差异和将人的幸福最大化
想象一下，如果有一种药物或者治疗方式可以重组我们的神经回路，让大家变得更富有同情心，这将明显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攻击性，增加道德感，让我们变得更加体谅他人。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接受这样的改变，世界不是会变得更加美好吗？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可能并不像你所想的那样遥远。操控思维模式的技术正在不断革新。一个名为“神经连接”的项目正试图在我们的大脑和计算机之间建立最直接的沟通，而另一家加利福利亚的公司则已经投资了1亿美元来开发可以增强智力的大脑植入。现已证明，对大脑进行一些电击可以抵抗抑郁症，添加一些化学物质（例如催产素）还可以帮助我们作出更多有道德感的决定。
但是，即使真的可以通过生物技术或药物手段消除一些脱离常规的思维模式，让所有人变得更具有社会一致性，这样做就真的正确吗？更何况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只要他们对自己和其他人不会造成伤害。
对此，很多科学家认为，这是我们现在急需讨论的一个话题。让大多数人在考虑自身安全的原则下同意去重新修改别人的“异常饲喂”，这似乎很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同，因为这可以使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然而，一旦开启这扇门，很可能会产生非常可怕的东西。历史上，很多挑战社会常规的人都被视作“心智异常”。例如，维多利亚时期反对父权社会的女子们被禁锢在收容所，或是像阿兰·图灵这样的同性恋曾被迫接受了化学阉割。这些让我们站在当今的角度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当时的社会中都曾经是普世的价值观，是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的“正常”。
然而，“正常”本身就是一个很危险的概念。“正常”的幸福感或满足感是怎样的？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难道会与“正常”的血压是一个概念吗？可以说，“正常”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甚至虚幻的概念，因为我们对此的定义和观念一直都在不断变化。如果我们开始优化人类的特质，谁又有权利决定哪些特质是符合这个社会需要的呢？
换个角度，一致性也可能并不会像我们所想的那样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益处。2015年，马里兰大学的心理学家曾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称：高度制约性的社会在总体幸福度、抑郁症和自杀率方面都要比中等制约性的社会糟糕很多。不过，高度自由化的社会同样也面临着更为糟糕的问题。当我们讨论是否应该容忍差异性时，也许真的可以用到“正常”这个词，让差异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维度，似乎是最棒的。我们应该给予机器人杀戮的权利吗？
最大程度的保障人类安全和严格控制科学技术
如果能够制造一种机器人，帮助我们做出一些自己难以选择的事情，我们是否应该这么去做呢？比如美国亚特兰大佐治亚理工学院研发的“杀手机器人”罗恩·阿金（Ron Arkin）。作为一种高度智能化的自主性的武器，阿金可以在战火中按照先前训练的模式做出所有行为而浴血奋战。有了阿金，也许人类士兵在今后可以不再被派上残酷的战场，这也许显得更加人性化，并且将拯救更多的生命。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出于道德责任来制造这种机器人？
同样的理论可以应用于更多场景，从驾驶汽车，到医院的死亡决定，再到刑事审判，在这些场景中均可能由于人性和道德感的偏差而作出不太正确的判断。现在，计算机已经进入了上述所有这些领域（例如己经开始进入普通人生活的无人驾驶汽车），并在许多情况下超越了人类。那我们应当给予它们多少自主权呢？
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具有完全自主权的机器其实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人的道德建立在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对与错的判断上。那么，如果我们将一些事情完全交给机器去做，当出现问题时，我们应该去找谁负责呢？
在一些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看来，人类始终在自主承担应有的责任，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机器来说，它们的“责任感”更多的是由设计人员或是程序人员来掌控的，这最多就像是父母对孩子的教导。所以他们坚持认为，给机器自主权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不具备道德思维。
阿金和其他一些机器人的问世，让我们看到：在不远的未来，也许人类就能够造出可以进行道德推演的机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可能还是会觉得将一些重要的决定交给機器去作，依旧是错误的。因为对于人类而言，有时候我们想要的不是指责、追偿或是报复，而是解释和了解。我们不仅仅是希望大家可以做正确的事情，同样也需要了解大家为什么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去做事。
那么，我们该何去何从呢？现在，很多组织正在推动联合国通过一项限制自主武器（具有人工智能，无需人类干预就能袭击目标的武器）发展的条约。德国也出台了一项关于无人驾驶汽车的法令，用于指导交通事故发生后的追责问题。同样，有关医疗机器人的法规也正在讨论当中。
随着我们越发深入地利用自主型机器人进行工作，我们的道德界定还可能继续发生变化，但是至少现在，我们还是要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我们应该让人造生物走进自然吗？
严格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拯救地球
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团队正在制造永远不会被大自然创造出来的“新生命”。他们正在改写大肠杆菌的基因组，从而可以使这种细菌包含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氨基酸。这样形成的“新细菌”将对所有病毒具有高度的免疫力，因为它们不再含有病毒生存所需的所有自然生物体共有的遗传机制。
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只是世界上数百个涉及实验室、农场和工业化“人造生物”中的一员。人造细菌也许是药物行业的一大进步，但也有人担心，如果这种新的大肠杆菌开始在我们的身体里驻扎，并大肆增殖，我们的免疫系统可能同样拿它们无可奈何。虽然科学家又解释道：目前这种基因修改后的大肠杆菌必须依靠4种人造氨基酸才能存活，这大大减少了它们逃出实验室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真的能做到完全控制这些生命体吗？我们可以确保它们就停留在我们想要的那个阶段，不再进化吗？还是说，所有这些潜在的风险意味着我们最好不要再创造人造生物？
对此，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认为，对这些人造生物做好“生物封存”将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就像为了扼杀这种人造大肠杆菌可能的“野性”，科学家让它们必须依赖于化学合成的人造氨基酸制造蛋白物并維持自身的生长，而这些人造氨基酸绝对不会出现在自然世界中。还有一些研究团队想要更进一步，创造与所有自然生命体的分子结构都不一样的人造生物。由于这类全新的合成生命具有完全不同的生物化学过程，所以它们应该不会对我们造成风险，至少按照现有的理论是这样的。
虽然人造生物的技术尚且处于“婴儿时期”，不过它们可能带来的潜在好处也是巨大的。例如，创造光合效率更高的植物，可以让我们用较少的土地就种植出更多的粮食，这将大大减少人类为了种植粮食作物对土地的无限扩张和利用，意味着我们可以为野生动植物留出更多的生存空间。在这个农田使用量日渐增加的世界中，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这种可以捕获更多太阳能量的植物，能与其他的自然植物和平相处么？当一些人造植物可以结合很多超级性状，例如增强光合作用、抗盐碱、抗干旱、抗病虫害时，这样的超级植物会不会终有一天变成在自然界中肆意疯长的野草呢？
同时，目前有关对生物安全的追溯也并不完全令人放心。虽然在我们生活中，一小部分人工合成的生命体己经开始变得普遍。例如，现在许多药物都是由经过基因改良的细胞产生出来的，全世界一成以上的耕地也都种植有转基因作物。但存在并不意味着都合理，它们依旧令人不安，很多关于转基因植物的担忧和争论还在继续。
在理想的世界中，也许最好是不要冒此风险，但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随着人口增长、气候变化的重重危机，我们似乎也别无选择。即使我们赌输了这把，让这些人造的生命体开始掌控这个地球，也说不定它们会比我们更加珍惜这个美丽的星球呢。我们应该启动地球工程学吗？
干涉地球和照顾后代
全球人口已经超过了70亿，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似乎已经面临巨大的威胁。如果我们还维持现在一样的生活方式，资源的消耗和碳排放量将很快使环境崩溃。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我们如何为后代留出一个舒适的未来，而不是将他们置于各种危机之中？
如果想要将地球从最严重的气候变化中拯救出来，我们需要在207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至零！这是一个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任务。但是，目前我们对化石燃料的“成瘾”般的依赖，似乎让这一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那么，是否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呢？如果有其他的技术可以让我们既拥有燃料又不会毁掉这个星球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地球工程学：一种极大规模的、辅助这个星球清理掉人类所制造的种种混乱的工程。这些脑洞大开的想法包括：从大气层中吸走二氧化碳；在平流层展开一把巨大的遮阳罩，将太阳射线反弹回太空中等等。可你知道吗？这些惊人的想法其实已经过测试，并随时可能投入应用。尽管大多数气候研究人员认为地球工程学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我们仍需要问：我们有权以这样的方式干涉地球吗？
对此人们持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一些人认为，人类其实已经在干各种干涉地球的事情了。我们已经将数十亿吨温室气体排向大气层，这就如同将地球放在了一个恒温加热器中，融化着北极，改变了季节性，大规模地破坏了天气系统，扰乱了海洋的酸度。当我们想同样大规模地扭转这些错误，真的有什么错吗？
也有人认为，结果的正确才是最重要的。面对这些改变和干涉可能带来的种种风险，我们需要足够地小心谨慎。例如，关于纠正气候变化，有一个想法是在巨大的区域覆盖满满的植物，以便从空气中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这听起来似乎很容易实现，但森林所需要占用的土地和农田之间又如何平衡？巨大的遮阳罩也有很多风险。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大型火山喷发时，会释放出大量可反射光线的微粒，形成类似的遮阳层。但是，这种事件会造成当地降水明显减少，特别是在热带地区。计算机模型已经证实，人造的大型遮阳罩虽然可以迅速降低区域内的气温，但也会改变降雨模式，造成农作物歉收和干旱的风险。
另外，这种不直接解决根本问题的处理方式会不会在今后埋下更大的隐患？即使我们制造出了理想的遮阳罩，这样会不会让大家更加无所顾忌地使用化石燃料，并将导致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积蓄？如果我们的后代突然决定停止维护遮阳罩呢，地球会不会突然一下遭受更大的气候变化影响？这样的结果会不会是灾难性和毁灭性的？
每一件事情都并非独立地存在，它们总是交错而复杂，并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踏错一步就可能会带来广泛且严重的后果。所以，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也许比我们所想的还要多得多。也许我们可以先采用一些不那么极端的方式，让每个人都能获得足够的相关的教育，以便让更多人可以作出更利于环境保护的决定；我们可以通过税收政策改变人们的选择偏好。也许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还是不断探索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吧。我们应该移民其他星球吗？
拯救人类和尊重其他星球的生命体
下一站，火星！很多空間机构或太空代理公司都计划在未来十年将人类送到这颗红色的星球上去。很多人将星球移民计划看作是人类历史迈出的巨大的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随着人类逐渐攻克一个又一个太空定居计划中的难题，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个问题：人类是否应该再去接管另一个星球？
这个问题，就如同其他许多道德上的争论一样，最终还是归结于权利问题。我们是否可以侵犯其他星球上的生物的权利？又或者说，即使别的星球上没有生命体，人类是否有权利在别的星球上，扼杀其他生命体自然演化的可能性？
隐藏在上述看法之后的一种理念，是很多人都坚信，宇宙原本应按照一种自然的方式演变，但人类的介入会让很多事情变得混乱。当我们的航天器踏上其他星球或是徘徊其附近时，稍有不慎，所产生的不仅仅是一片区域的污染，它可能意味着直接超越正常的生命进化历程或造成这一星球原始生命的灭绝。
在火星上，目前推测出的最有可能存在的生命形式还是一些微生物。美国研究外星生命的科学家认为，如果我们将地球上的微生物携带到火星上，显然会对那些火星上的原有微生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人类生活会在不知不觉中携带有杀虫剂或抗生素，甚至是我们的肥皂都可能破坏这些纤细的生命体。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暂停星际移民计划呢？如果有一天地球变得不再适合人类居住，而我们不得不寻找一个新的星球来挽救大多数人的生命时，宇宙移民就变得非常有意义。到那时，与人类文明相比，一些星球生命的灭绝，似乎又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当我们在火星上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类社会，却摧毁了火星的微生物，似乎对于大家来说，得到的比失去的更有价值。
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人类也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都是在搅乱自然，也许人类驻扎到一个新的星球上，不但不会毁灭自然，还可能会让这个星球焕发出新的生机。所以，如果真的有一天，当人类必须踏上火星的土地时，也许对于我们来说，更大的责任是要重新审视过去曾犯下的错误，去更好地创造一个全新的“地球”和更好的人类社会。我们应该怎么做？
科技的发展，让我们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也让我们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思考。我们是否应该利用科学技术去人为地改变孩子们的基因？或是改造一些危险的“异类”，哪怕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后代的幸福或整个社会的和谐？我们是否应该让科技无限延伸，让人造生物充斥地球，或是干脆给地球加一个巨大的罩子来阻隔太阳的热度，即使我们的初衷只是试图纠正一些曾经犯过的错误？但我们有权利这样去干涉他人、后代和大自然吗？我们这样做，真的能保证一个改变不会像蝴蝶效应一般，带来其他不可控的结果吗？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在面对每一个可能的问题时，我们应该如何作出决定？很多时候，想要作出一个完全正确的决定似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对于现在的我们，抑或是以后可能生活在火星上的我们的后代，每一个决定都会使一个特定的群体受益，却又影响到另一些群体的利益。从伦理学家和科学家的共同角度来看，也许想要作出最好的决定，主要取决于三个重点因素：参与、责任和谨慎。
首先，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下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道德观。也许在面对科学带来的难题时，我们应该跳出国界的限制，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应该有机会参与到上述的思考中，自由、平等地分享每个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更合理的集体决策。这或许才是一种更可取的方式。
其次，我们追求的技术、支持的创新、优先发展的科学，都应该是面向全人类的。科学，担负着造福全人类的重任，每一个决定都不应只为了一小部分人或一个国家自己的利益而制定。
最后，在面对每一个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飞跃，我们必须足够地小心谨慎，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并非独立地存在，它们总是交错而复杂，并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踏错一步就可能会带来非常广泛且严重的后果。谨慎地思考所有的可能性，仔细地选择努力的方向并付诸实施，也许是可以真正解决每一个问题的关键所在。科技日新月异两只克隆猴在中国诞生
中国科学院2018年1月24日宣布，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非人灵长类动物的体细胞克隆：2017年11月27日，世界上首个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在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的非人灵长类平台诞生；12月5日第二个克隆猴“华华”诞生。
该成果标志中国率先开启了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实现了我国在非人灵长类研究领域由国际“并跑”到“领跑”的转变。
自1997年首个体细胞核移植克隆动物“多莉”羊出生以来，利用体细胞克隆技术不仅诞生出包括马、牛、羊、猪和骆驼等在内的大型家畜，还诞生了包括小鼠、大鼠、兔、猫和狗在内的多种实验动物，但与人类相近的灵长类动物（猕猴）的体细胞克隆一直没有解决，成为世界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