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11日，一名德国士兵在突尼斯被盟军部队抓住。他告诉英国审讯人员他是一名化学家，来自柏林一家实验室，在那里研发一种拥有“惊人特性的”新型化武。这种毒物无色，几乎无味，在15分钟内就会让受害者窒息。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犯罪小说中的说法，但审讯人员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并且向英国情报部门发去了一份10页纸的报告。英国情报官员显然不相信这份报告的内容，所以没采取任何行动。要是当初这份报告得到重视，恐怕“二战”的进程都会不一样。
按照这份报告，不仅德国人发现了一类新的化武——被称为塔崩、沙林和索曼的新的神经毒素（这些毒素比盟军掌握的化武强大得多），而且在德军败于1943年冬季的斯大林格勒之戰后，希特勒已经接近同意对盟军使用新型化武。纳粹还强迫波兰一个集中营里的劳工大量生产塔崩。
尽管许多高级军官怂恿希特勒部署新化武，希特勒却犹豫了。其中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作为“一战”的化武受害者，希特勒不愿意对军队使用化武，但对集中营里的战俘使用化武他毫不迟疑。第二，德国情报部门不清楚盟军是否也发明了神经毒素，因为神经毒素的基础研究是在英格兰进行的。要是盟军以牙还牙，用神经毒素报复德国，结果同样会是灾难性的。美国总统罗斯福1943年6月发表讲话说，只要轴心国使用化武，那么轴心国所有国家的弹药库、港口及其他军事设施都会遭到最猛烈的报复。
可是，德国人高估了盟军的实力：盟军手中并没有神经毒素。德国人之所以能获得新化武，其实完全凭运气。1936年，德国化学家施拉德尔在德国一家化学公司率先合成塔崩。他合成塔崩是为了研发强力杀虫剂以帮助德国增加粮食产量。施拉德尔及其同事只接触了几滴他们新合成的杀虫剂就差点严重中毒。当时施拉德尔眼部受到刺激，瞳孔收缩看不清周围，流鼻涕，呼吸短促。幸运的是他没有出现神经毒素的第二阶段症状：大汗淋漓、胃痉挛、肌肉抽搐、意识丧失和窒息。
这家公司意识到塔崩更适用于军事，并且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德国军方研究人员。1943年，德国军方一个研发塔崩的科学团队也研制了另一种神经毒素——沙林，它的致命性比塔崩还强6倍。德国诺奖得主库恩被召来帮助查明为什么沙林会如此致命。他很快就发现，沙林会干扰一种重要的酶——胆碱酯酶。在此过程中库恩发现了另一种神经毒素——索曼。
随着纳粹在波兰的集中营里加紧生产塔崩，他们强令20名俘虏接受塔崩的人体试验，其中5人在痛苦中死亡。俘虏还被下令攀上塔崩货运火车，实际上是让这些人作为金丝雀探测塔崩毒气泄漏情况。“二战”快要结束时，集中营里的塔崩生产已有两年半时间，总产量差不多为1.2万吨，其中1万吨被装进德国空军的炸弹里。在此期间，上千名在集中营从事塔崩生产的苦工死于疲劳、营养不良和塔崩中毒。
1945年，随着苏联红军攻打柏林，纳粹迅速放弃了集中营塔崩工厂。数百名强制劳工被用敞篷卡车转移至另一个集中营。在此过程中2/3的劳工因严寒死亡。盖世太保追杀了所有幸存劳工，以防他们泄露内幕。
虽然急于阻止苏联人了解神经毒素的技术内幕，德国空军尝试摧毁集中营塔崩工厂却未能成功。苏联人发现了塔崩工厂和沙林试验厂，还将工厂设备带回了苏联。英国和美国官员知情后非常恐慌。他们追踪熟悉神经毒素生产的德国科学家，利用这些科学家的技术来创制、储存新化武。一场与核武竞赛并行、持续数十年的化武竞赛由此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