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进峰
那年，我11岁，上小学三年级。晚春季节，学校开运动会，老师说，都要穿白球鞋。
长到11岁，我只穿过妈妈纳的千层底，不知买来的鞋穿着是啥滋味。感谢老师，让我有了充足的理由让父母给我买白球鞋，我暗自得意。
理由说完了，父亲说，哪里有钱买鞋，不穿不行吗。母亲说，孩子要穿白求鞋是学校要求的，孩子没有错，买不起鞋是父母的错。
中午放学，妈妈递给我一双白球鞋，我激动得不知哪边是北。穿上白球鞋上学去，路上，我专朝人多处走，走路时脚抬得老高老高的，还有意识地用手时不时地拉拉裤腿，生怕别人看不到我穿着一双白球鞋。
一个房檐下，七八个女人在闲聊，笑得“嘻嘻嘻、哈哈哈”。去学校原本不从这条道过，为了显摆我脚上的白球鞋，我特意绕道从这七八个女人面前穿行。
一个婶婶看了我一眼问：“虎娃，你的腿咋啦，走路咋一拐一拐的。”另一个婶婶说：“虎娃，今儿穿上白球鞋了，这鞋多少钱。”我得意地说：“二块七。”这时，四婶用异样的眼光扫了我一眼，便说：“虎娃他妈今早还问我借了三块钱，她儿子竟然穿的是白球鞋，虎娃她妈真能装穷，穷得问人借钱儿子却穿白球鞋。”我羞得无地自容，仿佛脚板下踩的不是鞋，而是一把把尖刀，刺得脚疼，一直痛到心里。
走过这群女人，我不想去学校，脱下白球鞋提在手上，赤着脚漫无目地地走着。走着走着走到了大队的水库前，这水库曾让我流过很多的泪。那是我五六岁时，大队号召兴修水利，附近村庄的农民连天昼夜地建。那时农村没有挖掘机，全靠农民一锹土一锹土挖。修建水库时，只要我一觉睡醒，睁开眼床上都是我一个人，父母凌晨四五点就去修水库挖土方去了，于是我就哭，哭着哭着就又睡着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水库始终蓄满了水，那时，就是农田浇不上水，也要给水库里蓄满水，说是水库里的水留着要在最困难时用。不知什么状况是最困难，但这水库里的水始终没有使用过。看着这碧蓝的水，我感觉它像是一大滴哭出来的眼泪。
这水库淹死过好几个人，其中有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她和我同校，大我两岁。前两个月，听说她要父母给她买双白球鞋，因为和父母顶嘴被骂，她一生气就扭头出去了，三天三夜都没有回来，家人到处找，最后在水库里打捞上了她的尸体。
我提着鞋，赤着脚在岸边转了两圈。不知何时，下起了小雨，岸边的杨树叶上有了许多雨滴，一滴滴落下来，像一滴滴眼泪，落在了我的心里。
我不想去学校，也不想回家，我想躲开人们的眼睛，但不知该上哪里去。正在我犹豫时，父母悄然来到我身后，一把抓住了我。母亲抱着我哭了，父亲说，回家吧，什么也不要说。
回家后，母亲抱着刚下蛋的母鸡到集市上賣了，还了四婶的三块钱，但那双白球鞋我却再也不愿穿在脚上。至今，那双白球鞋我依然保管着，不知搬过多少次家，但我始终不愿丢弃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