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lar Guzman
爱的旅行，可以关于爱情，或关乎亲情，有的人则是为更博大的爱而行走。美国版《悦游》主编Pilar Guzman与20世纪最杰出的女权先锋格罗里娅.斯泰纳姆等一起，在赞比亚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关爱女性的慈善之旅。正如斯泰纳姆表达的一样，“一开始我们关注的是她们这里没有的东西，来了之后，却更多地发现了她们所拥有的”。与需要帮助的人相互凝视、倾听，也许才是为爱行走的真正意义。
47岁的詹妮弗，森丁（Jennifer Sundeen）看上去出乎意料得年轻。她有一头史蒂薇，妮克丝（Stevie Nicks，美国歌手）似的狂野金发，戴着一只蛇纹臂环。她找来的50个本地高中的女学生此时就坐在赞比西河下游Chitende乡村中学的课桌后。“在每个月的生理期时，我都会对我自己和我的这些女孩子们说，不要忘了身为一个女人是多么得幸福，我们有多强大、有多幸运。我们的身体能够自我净化。”当我已经做好准备要面对一小时枯燥的青少年讲座时，森丁——这位来自波士顿的三个少女的母亲、瑜伽教练，以及三家女性及女童激励组织的创办人，只是让孩子们重复着梵文咒语。
我想起自己在九年级时的卫生课上也曾偷偷摸摸地缩在教室的后排，于是有点儿紧张地笑了笑，很想知道对这些年轻的女孩而言，她那套对于女性生理期的阐释和将咒语翻译为“臣服于每个人都拥有的天赐的神圣力量”是否有用。但这种直率的美国乐观主义精神显然引起了某种程度上的共鸣。当森丁跟她们解释说发给每个人的那两条Thinx内裤是用来吸收每天的经血时，教室里安静了下来。那些英文好一点儿的孩子随后要么跟同桌窃窃私语，要么自己捂着嘴“咯咯”地笑起来。又过了一小会儿，整个教室的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和学生们坐在一起的还有我此次旅行的同伴们——由全球女权运动先锋格罗里娅·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领队的20位女性、活跃的社会活动家艾米，理查兹（ Amy Richards），以及彻里，布里格斯（Cherri Briggs）——她是一位非洲旅行专家，以热衷于在赞比亚和非洲其他国家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而闻名。这三位在致力于女性进步的领域已经合作了15年。这次旅行，理查兹召集了一群有影响力的美国女权主义者和资助者，带领她们拜访十几个合作社，以关注和支持这一地区的女性保护项目。
我注意到斯泰纳姆静静地坐在那里，穿着一件时髦的军绿色连身衣，将头发绑成马尾。在一周的行程中，我观察到尽管她主张激进，却有着惊人的倾听能力——这种能力贯穿始终，只有在她觉得发言有意义时才会开口说话。“一开始我们关注的是她们这里没有的东西，”斯泰纳姆在旅行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但是后来我们转向关注和开发那些她们已经拥有的东西。”
观念的转变并非易事。在这个地球上某些水资源缺乏的地区，“来月经”（英文口语为“Being on the rag”，字面意思是“在毯子上”）并非仅仅是句俚语，在缺乏隐私的校园里甚至变成了每月一次的羞辱和折磨。对于这个房间里的许多女孩子来说，Thinx内裤解决的并非只是女性卫生用品匮乏的问题，甚至是影响她们能否高中毕业或者是否会辍学的因素。“小即是大。”我对自己这么说。也正如理查兹不断提醒我们的那样：“从小处思考。”
这个教室展示的是如今非洲旅行的新面貌，即一种将小型私人捐助与更为传统的清单旅行（Bucket-list Travel）结合起来的模式。这种方式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放在非洲动物游猎以外的领域，带着另一种心情去参观学校和医院。“这是一种带有目的的旅行，走出你的舒适区，去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理查兹解释说。她是世界最大的女权发言组织Soapbox的创办人，也开发了“自觉旅行”（ConsciousTravel）这种与我们这次旅行类似的关注妇女和女童的旅行概念。
Chitende中学的这个项目是赞比西河下游由DirectImpact Africa （DIA）资助的20个社区项目中最新的一个。DIA由美国演员布里格斯和她的先生理查德·威尔森（Richard Wilson）——一位在津巴布韦长大的前苏格兰军人共同创立。布里格斯也是非洲动物游猎定制公司Explore，Inc.的创办人。DIA刚好是AID（援助）倒过来写，这是这对夫妇在非洲偏远地区20年生活的副产品，也让富裕的客户们看看自己的钱到底都做了什么。长期合作的布里格斯和理查兹认识到，宣传这个项目不仅能吸引旅行者的目光，也能吸引资金的关注。绝大部分DIA的项目都以合作社的方式进行，范围涵盖养鸡场、太阳能有机农场，甚至游乐场和诊所，可持续发展，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女性。“如果你培养了一个女人，你就培养了一个国家。”这是布里格斯的行动口号，改编自百年前一位尼日利亚教育家。
再说回Thinx项目：Chitende中学的女孩子在收到她们的内裤之后，被森丁一再叮嘱不要与他人共用。在这个地区，血液和精液的交换问题影响极大。在赞比亚120万14岁以上艾滋病毒携带者中，大约有65万人为女性。不过，这些女中学生在当地也算是特别人群—一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80%的女性小学都没有毕业，有一半女性都是文盲。跟其他许多发展中地区一样，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也就没有就业机会，女孩子们甚至14岁时就被迫早早嫁人，以帮助（或者说，不拖累）她們的家庭。许多时候，这些小女孩都嫁给了四十多岁的男人——他们误以为与处女结婚是预防艾滋病的有效方式，却一点儿都不在意与其他人的性行为。“这里有着许多关于艾滋病以及艾滋病传播的误解。他们不知道女性要把艾滋病传染给男性有多难。”理查兹说，当地很多人都认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染源是妓女。而年轻的女孩子们也没办法要求她们的丈夫使用避孕套，尽管这些男人的其他性伴侣极有可能是艾滋病高危人群。
妇女教育的良性循环是毋庸置疑的，更高等的教育带来的不仅是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独立，也意味着对生育、婚姻以及艾滋病防治的更大掌控力，也是能在这个地区提高女性地位最清晰的一条路径。“你不得不关注那些弱势群体，以期获得平等。”在首次晚间的“圆圈会谈”（Talking Circle）上，斯泰纳姆这么说道。
大约是在八年前的一次“圆圈会谈”上，斯泰纳姆和布里格斯发起了DIA的首个项目Waka Simba（在Goba语中意为“强壮的女人”），它是一个由女性经营的养鸡场和裁缝店。这也是我们拜访的第一站。当我们抵达的时候，那些妇女们排成一排跳起了欢迎舞蹈，用一种有节奏的喊声向我们打招呼，我很快就听出她们在重复艾米、彻里还有格罗里娅的名字。她们像老朋友叫羊紧紧拥抱。我们走到一个阴凉的门廊下，布里格斯在翻译的帮助下为大家讲话，提醒大家Waka Simba这个团队就是在赞比西河边上的一棵树下成立的。“我记得当时我们一共有17个人，就坐在那里，”布里格斯一边说，一边指着远处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时还不可能在公共场合讨论妇女权益。”
随后斯泰纳姆也回忆起最开始开会时的情形，当时现场一片沉寂，最后一个妇女终于站出来向大家讲述丈夫殴打她的事。“我一度以为‘圆圈会谈没什么用了。”斯泰纳姆说。后来出了件事，几个妇女去卢萨卡（Lusaka，赞比亚首都）上学，因为没钱吃饭只得去卖淫，结果被拐卖，再也回不了村子。“我问这些女人们，是什么让她们留下来？”斯泰纳姆继续说道，“她们说，‘如果我们能种—种好的玉米，就能有足够的钱来养活这个社区和支付学费。”DIA和她们一起工作，弄清楚她们的需求——从鸡饲料到灌溉用的太阳能面板——然后帮助她们选出并培训带头人，建起通电栅栏，保护庄稼免受象群破坏。“如果你一来就告诉我通电栅栏能够阻止性交易，我当时肯定是不相信的。”斯泰纳姆说，她在第一次拜访这里之后出资赞助。三年之后，Waka Simba的产值已经翻了四倍，而DIA现在已经资助了15个这样的合作社，受益人数大约有三千人。
DIA的这种模式——帮助社区经营小型基层企业，教会他们自给自足——在传统慈善模式经常失败的当地取得了成功。“看看一些大型的私人基金和NGO吧，”斯泰纳姆说，“他们的解决方案都是在50英里的高空做出的。这没什么用。你得去倾听，你得看到她们能做什么以及什么是她们需要的”。通过倾听，DIA从社区本身出发走出了一条方向明确的道路，而非采取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援助方式。每个项目以内容为基础，内容详尽的愿望清单包括每位妇女每年的夜校学费90美元，添置一块太阳能板需要350美元，到兴建一片新教区需要的15，000美元。这让原本看上去巨大无比的需求被缩小为一个一个目标，实现度更强。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参加过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动物之旅，也曾感动地站在孩子们的歌唱教室门前，我们能真实地感受到Waka Simba项目中当地妇女的遭遇。就像这次旅行的同伴、非营利组织Women Moving Millions的首席互动官Jacki Zehner说的：“这次旅行还会有后续。”这个后续不仅包括对这些项目提供可以看得见的支持，也包括与这些有激情、有成就的女性一起旅行而获得的友情，她们有人联系音乐家筹备社会话题活动，有人创办的NCJO致力于在道路泥泞的阿富汗推广滑板作为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工具。“有很多重要的事我们都得做，只是有的还不知道会是什么。”82岁的斯泰纳姆还能像“00后”那样旅行，说话字字珠玑，“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
我们的最后一个晚上住在Kiambi SafariLodge，在晚餐后的“圆圈会谈”上，来自纽约的一位公关经理Aja Pecknold回忆起当天早些时候在路上看到的情形，三个女孩都不满十岁的样子，其中两个胸前挂着襁褓中的弟妹，另一个头上顶着一碗风干的田鼠。Pecknold想起“每一次的偶遇都能看到她们的快乐，哪怕只是几只干了的耗子”。我们在车里颠簸着，看那些女孩子们“咯咯”地笑，一蹦一跳地跟在车后。她们的率性让我们惊讶，也让我们对自己脑子里居然想着什么婴儿汽车座椅的事情感到好笑。她们把干耗子的碗凑近我们的车窗，看到我们一脸惊恐的表情而哈哈大笑。突然，我想起之前斯泰纳姆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最开始都是從非洲走出来的，我很高兴现在回来了。”
我也想起早上在Chiawa小学见到的那一群女孩子，她们一直在讨论、阅读，认真而快速地翻阅那些关于植物生长周期、树木种类以及当地动物行为的杂志。然后，在休斯顿经营一家反对性别暴力的NGO的Indrani Goradia站了出来，让女孩子们用手扶着自己的臀部，昂首挺胸，大声地讲出自己的“超能力”。九岁的Grace Kwanga大声说：“我的超能力就是我很聪明！”另一个女孩接着说：“我的超能力就是我很会学数学。”但是我听到最多的是：“我的超能力是我会舞蹈和唱歌。”不一会儿就是课间休息，孩子们开始又唱又跳。看她们挥舞着胳膊，扭动着臀部，我真的开始相信她们的确有超能力——关于快乐、技能，以及超越自我。而与此同时，尽管表演令人眼花缭乱，但还是让人感觉有点儿不那么对劲。很明显，在当地文化传统中，性别是一个焦点；而此隋此景对于我们这些所谓坚持女性权利，坚定地想要消除性别与权力差异的美国女性来说，更像是一个悖论。当我们被拉入她们的舞蹈中，手忙脚乱跟不上节奏的那一刻，恐怕我们自己也是迷茫的。
这次旅行的主题是“女性帮助女性”，这毫无疑问是及时的，尤其是在美国，居然有高达53%的白人女性丝毫不感愧疚地将选票投给了现在这位对女性持贬损态度的最高领袖。显然，“帮助”是双向的。我们不能想当然地看待任何事情。回顾这次旅行，我既对大家有如此共识而感到高兴，也感觉到女性安全问题的刻不容缓。“我们必须对视，而不是盲目地追寻答案。”在新闻发布会上，斯泰纳姆这么告诉我，“而作为相对自由度更高的女性，我们有责任在世界范围内帮助提高这样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