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艺术有时真能庇护人间。
我在根特美术馆特别设立的玻璃修复室里看到了仍在修复的《神秘的羔羊》（作为根特拥有的最重要的画作，众多资料上甚至直接用“根特祭坛画”来称呼它）的下半部分。已经修复好的上半部分因为大量涌来根特的游客的强烈要求而已经返回圣巴逢大教堂，在它原初的安放地——Vyd礼拜堂和公众见面。当然，好在去礼拜堂看画的游客可以借由幻灯片和投影灯欣赏下半部分，但触感和色彩总归是比不上五百多年前凡·艾克兄弟手工的笔触。
自2012年第一部分被取下进行最新一轮的清洗和修复，对这幅凡·艾克兄弟最重要的代表作的修复工作已经进行了五年多，进度严重滞后，以至于比利时媒体都在揣测当根特迎来自己的“法兰德斯大师年”时，这幅作品究竟是否能够按时出现在圣巴逢大教堂的正中央。
最先进的扫描技术被首次用于修复工作。射线可以穿透颜料层，分辨积累在上面的灰尘和油渍，并且能发现最细微的裂痕。掌握了新科技的艺术家们甚至希望通过这次全面的扫捕来确定凡·艾克兄弟究竟各自在这幅作品上贡献了多少自己的才华，这比单纯通过用色和笔法来猜测要准确得多。但扫捕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整幅画都被人重新描摹过，而且不止一次。这大大增加了清理和修复的时间和难度。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甚至席卷了整个比利时：究竟是否应该剥除那些后补的色彩，还原当年凡·艾克兄弟真正的笔触，同时冒着由于氧化和腐蚀而将迅速失去它的风险？
世界还少有一幅画能够与一座城的命运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出生在林堡，大部分时间在布鲁日和根特来回的凡·艾克兄弟声名显赫，尤其是Jan，几乎成为当时为根特带来百年繁荣的勃艮第公爵Philip的御用画家。整个尼德兰地区在文艺复兴的初期依然后知后觉、懵懵懂懂，但在Philip公爵的庇护之下，通过运河要塞和纺织贸易，既可以扼住布鲁塞尔的咽喉，又可以与布鲁日分享财富。这让公爵本人和追随他的望族有足够的财力支持身价昂贵的艺术家来进行创作。最初接受委托创作《神秘的羔羊》的是另一个凡·艾克Hubert，但Hubert的突然离世让Jan不得不抽身来完成整幅画作。自完成之日起，它被当作圣巴逢大教堂最重要的艺术作品，只有在盛大祭祀或者重要节日的时间，整个祭坛画才会打开，挤满教堂的民众才会看到整幅宏大的画作。这是赞助人——Jodocus Vyd和Elizabeth的初衷，借助无与伦比的艺术佳作拉近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所以，即使圣巴逢大教堂后来也收进了如日中天的鲁本斯的作品，但《神秘的羔羊》的中心地位始终没有被动摇过。
画作本身的名声似乎注定了它的命运多舛。似乎勃艮第的继任者们并不珍视前辈们的虔诚之心。画作整体或者部分不断地被转售：尼德兰人、西班牙人、法国人、普鲁士人……每个人都对拥有这幅旷世之作的可能有毫不遮掩的贪婪。拿破仑踏平欧洲的时候，三幅画片就被带到了法国，以致在最后的停战合约中，甚至加入了讨回这幅画的条款。
希特勒和他的党卫军也对《神秘的羔羊》垂涎三尺，希望将它收入自己的纳粹真品库里。为此，希特勒居然在拼命轟炸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的同时，对根特手下留情，生怕无差别地投放炸弹会毁掉画作。根特老城所有最重要的建筑因此得以保全。上帝没能在战争中庇护根特，凡·艾克却做到了。尽管在战争的重压之下，《神秘的羔羊》一度被秘密送到法国藏匿，但得知消息的希特勒逼迫维希政权交出画作。最终，画作被秘密收藏在奥地利，连同纳粹一起劫掠来的艺术品一起被埋在地下室中，一直到战争结束。侦察与反侦察、抢夺与反抢夺、毁灭和守护的拉锯一直延续到战后。乔治·克鲁尼、马特·达蒙和凯特·布兰切特曾经就在根特取景，拍摄捕写盟军抢救艺术遗产的《盟军夺宝队》中最重要的桥段。直到20世纪80年代，画作的主体辗转几次，终于结束了在布鲁塞尔的展出，被归还至圣巴逢大教堂并永久陈列于此。
很难说我们如今看到的究竟有多少还会是当年凡·艾克的痕迹，且不说最新发现的，整幅画作都被重新描摹过（而且不止一次）。在躲避战乱和失火的过程中，画作也曾经被污染、折损。在技术还未至臻至美的过去，每一次的修补和清洁都可能会造成不可恢复的损伤。更何况，在1934年4月10号的晚上，奇异的盗贼Arsene Goedertier曾经盗走了画作底部的左、右两幅。在堪比《达芬奇密码》似的追踪之下，右幅被归还给圣巴逢教堂，但左幅陷入了无尽的寻找之中。尽管这个狡猾的盗贼在临终前曾经坦白自己知道失落部分的藏匿地点，但当警察前往搜寻时，画作早已再次被转移，并且至今依然毫无下落。从来没有任何组织或者神秘的买家声称拥有这一片失踪已久的真迹。根特自己似乎也已经释然，解释《神秘的羔羊》的残缺早已经成了根特的核心故事之一。无论谁在“大师之年”前来膜拜，恐怕都要继续讨论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