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川西小城到北京，再辗转阿姆斯特丹和纽约，对故事的追寻可能是何雨跨越干山万水，寻求一条艺术之旅的原动力。
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城市。
川西小城，说起名字来大多数人会疑惑地摇头，或礼貌地表示好像听说过。在我小时候，城里只有一家电影院，大多数时候排期是红色电影和革命老片，要到学校过集体活动时才列队造访。
有一家书店——新华书店。周末市集上有盗版的漫画和三毛全集，这里便是引人入胜的天堂。没有美术馆，更没有画廊。主街上有一家画店，销售写实风景摄影作品，搬家时爸妈买了一张，占据了整个墙面的郁金香田延伸到远方。
红色、黄色的郁金香铺满了整个画面，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但它们妖娆的姿态和艳丽的色彩充满了异域风情，让年幼的我做起梦来，梦里有一片森林，和圆形的深蓝湖泊，我不知受什么牵引走到湖畔，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花田之中。说是花田，其实并不具实体，只是色彩纷呈的光，流光溢彩。我就在那里等着，等待故事的发生。
那一张最普通的风景画甚至不算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却激发了一个小城女孩无数浪漫的想象。
在北京住了七年，又去阿姆斯特丹。在欧洲各国旅行，街头画扇面，和萍水相逢的人相遇、道别，从陌生到熟悉，再到离别后若有似无的牵挂，故乡的概念一直在变。离开阿姆斯特丹时画了一张水墨画，用矿物颜料里最浓烈的那些画了大朵大朵的郁金香花田，从白纸最底端向上铺陈，品红、群青、山青、赭石、朱红，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画面，一点留白都没有。与其说是在荷兰真实所见的表达，倒不如说是对儿时梦境的回溯。画像是在现实生活中强行扯开一条缝隙，弯下身子来走进去，便可在梦境与现实中徜徉。在那里，我可以自由地在不同世界、不同房间、不同时间中徜徉，直把他乡当故乡。
后来辗转到了纽约，落地时已经黄昏，第一件事是去大都会博物馆拜访。夕阳西下，博物馆将要闭馆，来自世界各地的造访者络绎而出，还不愿离开的人散落在石阶上，目光散落在吹萨克斯风的流浪音乐家、贩卖艺术海报和廉价复制品的小摊上，时不时吹个口哨叫个好，飞入空中融入鸽哨声和风声。
19世纪末，大都会博物馆落成于一栋低调的红砖房里，第一批收藏仅是一件罗马石棺和欧洲的174幅绘画。而在之后的150年，博物馆收藏已经超过两百万件。琳琅满目的艺术珍品来自不同的时空，经过不同收藏人之手，因缘际会汇集一室，有些还有清晰的线索追溯，有的来源已不可考。每一件都好像在招着迷魂的小手，引诱观者做起梦来：“来吧，来吧，告诉我你的故事，也给我讲讲你想象中我的故事。”
我不敢说我已经决定投身艺术，但的确知道这一生与它再脱不开干系。艺术让人着迷，疯狂地寻找万事万物中蕴藏的美，哪怕这像在滚烫的岩浆里寻找一颗炼就的钻石一样难。我是中毒比较浅的那一个。
就这样在纽约住了下来，一待就快七年。
纽约的诱人之处在于它的千姿百态。走在街头，来来去去的人有百千面孔、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文化、不同性取向，被丢在这个大熔炉里煅烧。每个人都曾旅居四方，复杂的身世难以道明，只是凑巧客居于此，于是且尽一世悲欢。在这里，Eyerybody is Nobody每个人都无足轻重，个人变得很渺小，却也让人获得真正的自由。二大道地铁站吹笛子的老嬉皮米奇与一只松鼠相依为命，对东村每栋楼的历史变迁如数家珍；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的年轻艺术家丹和亚历山大占据了一间废弃的仓库，将其改建成可住的工作室.经年累月堆满了画；在切尔西比邻而居的白盒子画廊里，上百万的艺术品交易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在街角，一个流浪黑人艺术家每天在固定时间到来，在正在兴建的豪华公寓的施工凉棚下摊开一地的画。
许多纽约客都有几重身份，开出租车的司机白天和周末在帕森斯读工程硕士，长岛市的巧克力甜品师正职是建筑师。我也开始了自己的斜杠人生，白天在佩斯画廊全职工作，业余时间开起一家叫“否”的公寓画廊，否定、臧否、否極泰来，想做一个不同于冷冰冰的白盒子画廊、温暖得像家一样的艺术空间。起心动念再简单不过，就是希望能在异国他乡建立一个家、一个南来北往的人都可以暂歇的地方。一个展览像是一个剧场，铺设好舞台，而来参观的人面对展览里有限的信息，发挥想象，加以自己的理解，上演一个个剧目，既是看戏者，也是剧中人。有时鼓掌呐喊，有时也粉墨登场。一个展览结束后，撤展，刷墙，换画，则是大幕落下，接下来又会有新的人、新的故事登场。四年以来，否画廊上演了很多故事，也见证了一段段悲欢离合，有现实的波澜起伏，也有超现实的神奇境遇。如果墙会说话，不知会吐露多少隐情。
纽约的诱人指出在于它的千姿百态。走在街头，来来去去的人有百千面孔，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文化、不同性取向，被丢在这个大熔炉里煅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