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朱厚照

郭晔昱

明朝皇帝多“奇葩”，明武宗朱厚照就是其中之一。据说，他放荡不羁好自由，不爱皇宫爱市井，曾在宫里自扮商人，喊价叫卖；还沉迷于游乐酒色，宠幸太监……但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昏君”，却能在弹指之间诛刘瑾、改革江南赋税、强化市舶司职能，甚至亲征北伐，打败蒙古小王子。不仅如此，朱厚照天赋异禀，精通佛教、伊斯兰教，还是第一位会说西欧语言的中国皇帝。

看似劣迹斑斑的“昏君”，实则是一位被误解的个性皇帝。他虽在小事上不拘礼节，但在大事上绝不糊涂。让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位备受争议的传奇皇帝究竟是何等人物。

弘治五年（1492年），明武宗即位。那时的朱厚照还只是一个15岁的孩子，由顽童一夜之间骤为天子。说起对他的评价，绝不会有人将他称为贤明圣主。历代皇帝，最为忌讳的就是昏庸无道，重用宦官奸臣，而武宗是否昏庸，暂且再论，但他独树一帜，不爱文官爱宦官这一点倒是非常明显的。

当时，武宗宠信的太监共有8个，他们以刘瑾为首，被称为“八党”或“八虎”。为了巴结武帝，“八虎”每天都会给皇帝献上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还经常组织各种演出、体育活动。与同龄人一样，年轻的皇帝喜爱各种娱乐，他或在宫中扮演杂剧，或带领太监溜到街头巷尾，观奇赏异。有时，他还自扮市井商人，戴上瓜拉帽，握着秤杆，拿着算盘喊价叫卖。正德四年（1509年），武宗对蒙古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制作了大批毡帽皮裘，动员一宫的人穿上，互相扮演鞑子自娱，又与许多蒙古人策马奔驰，往往终夜不还，投宿民家，行止与寻常百姓不分。

武宗虽宠信太监，但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后来，武宗之所以能在弹指之间灭掉大宦官刘瑾，原因之一就在于刘瑾并未掌握军权，这就说明武宗并不是宠信宦官、不问朝政的昏君，他虽然同太监们一起玩乐，却心如明镜、头脑清醒，并时刻提防着太监。至于武宗为什么要重用宦官，或许是为了制约文官集团的势力。自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内）兵败后，武将集团大大受挫，文官势力进一步扩大。文官主政后，降低了大地主的税收，反而对农民征收重税，此外，他们还故意曲解国家政策，将限于优秀文人的补助、鼓励，扩大到整个士绅阶层，趁机减税甚至免税，由此大肆兼并土地，聚敛财富，日益侵蚀国家根基。武宗自幼“性聪颖”，又怎会不明白这里面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呢？他自然不希望自己重蹈覆辙，像前任皇帝一样沦为文人集团的傀儡。

武宗一直为后人诟病的还有豹房的修建。豹房为什么是武宗的“黑历史”呢，难道是过于劳民伤财？据考证，豹房占地不过4公顷，耗银20多万两，与圆明园、颐和园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耗资相比，不过九牛一毛。其实问题的焦点就在于，许多人认为豹房是武宗日夜淫乐的场所。据说，豹房里，歌、舞、玩、酒、女人一应俱全，武宗沉溺其中，荒废政务，民怨不断。不过也有人认为，豹房并非一般意义用来游玩的离宫，实为他居住和处理国家大事之地。后来，还有学者指出传统史料对武宗存在丑化和歪曲，他们认为武宗此举，意在恢复16世纪初就完全消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气氛。畜豹行猎，实为恢复明朝军力与帝王的勇武作风。文武双全，但个性张扬

在皇家，祭祀是头等大事，但武宗却很少理睬这些繁文缛节。比起敬天、祭祖、郊祀等礼仪活动，他更青睐骑射与游猎——在还是太子之时，他便“性聪颖，好骑射。”当了皇帝之后更是“单起挟弓矢，径出禁门弹射鸟雀”。这还不够，多数皇帝以带兵为苦，明武宗却以演兵为乐。史书中记载：“上好武，特设东、西两官厅于禁中”，号称“外四家”，武宗挑选善于骑射的宦官，亲自带领，称之为“中军”。每日，武宗都身着军装，亲自检阅军队，只闻“晨夕操练呼噪，火炮之声达于九门”。

后人皆认为，汉宫高墙、重院深深，束缚了朱厚照向往自由的心。他无心政事，成天和太监厮混在一起。可少有人想过，明朝文臣或为自身利益向上隐瞒民情。其实，武宗之所以重用宦官，或许也是为了通过身边亲信，探知宫墙之外黎民苍生的真实处境。

最有趣的是，武宗干脆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还自己给自己下令出征，为自己更名为“朱寿”，后来又加封为“镇国公”，他要求往來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的名号施行。内阁大臣皆认为武宗应当遵循祖宗之法，上顺天意，下慰人心。他们认为威武大将军是臣子，而皇帝应在将军之上，如果对皇帝加官进爵，则是降低皇帝的身份。但是武宗仍不以为意，这也就是《明史》所说的“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的来历。与醉心艺术或热衷于求仙问道的前任皇帝相比，他看起来不像居于深宫的汉家天子，反而与草原民族的单于、可汗更相似。

武宗不仅勇猛善射、喜爱演兵，还非常博学。他精通佛教与伊斯兰教，不仅给自己加封佛号，还给自己取了个伊斯兰教名字，叫做“妙吉·敖兰”，阿拉伯语的意思就是“真主的荣耀”。他的语言天赋惊人，能读藏（番）文、梵文的佛经。根据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武宗）皇帝凡出游时，如鞑靼、回回、佛郎机、占城、刺麻等国之使，各择二三人，使之肩从，或习其语言，或观其技艺焉。”很有可能，朱厚照还跟着葡萄牙语翻译——“火者亚三”学过一些葡萄牙语，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会说西欧语言的皇帝。

实际上，武宗虽然不以勤政出名，甚至贪图玩乐，可他在批答奏章、处理国家大事上却从未耽误过。武宗即位后，做了两件前任君主都没有成功的大事。第一件是江南赋税改革。自明太祖朱元璋起，江南地区就赋税过重。正德八年（1513年），武宗在江南全面推行赋税改革，不仅减轻了江南百姓的负担，而且使得江南地区在两年之内，就还清了曾拖欠中央十年之久的赋税。第二件大事是改革市舶司。武宗强化了市舶司的收税职能，扩大了政府税源，开启了解除海禁的第一步。武宗在位15年，国家的财政状况大为好转。

明太祖朱元璋曾驱逐鞑虏，定鼎中原。而明成祖朱棣，更是迁都距离边关不远的北京，以镇国门。他所忌惮的，正是漠北的蒙古。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却更加大胆，他直接在作战前沿边境上，设宣武镇国公府，在蒙古入侵时，可随时坐镇前线指挥。

正德十二年（1517年），鞑靼小王子带5万铁骑从榆林（陕西最北部）入侵，驻扎玉树（今青海省境内），掠应州（山西北部）。武宗不顾朝臣反对，亲自出居庸关巡幸北边。人们向来认为这是没有大局意识的任性之举，细细察之倒也未必。北京既为明代首都，又离边关不远，因此，武宗出关前，对于京师有一定的军事部署，他任命将帅留守北京，指挥“三千营”与“神机营”两支重兵。“三千营”和“神机营”为京营中战斗力强悍的军队，前者为京营骑兵之主力，后者则是当时使用热兵器作战的代表。这一部署足见武宗关于京师防备的周密考虑。

武宗亲自率兵，与鞑靼小王子交战于应州。无论是战前部署，还是战役过程中的调兵遣将，武宗都亲自布置。他不但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而且有冲锋陷阵的决心和勇气。当时，武宗下令军队夹擊鞑靼铁骑，可是之后一时不得合兵，情况万分紧急，幸好武宗及时率兵赶到战场，他英勇无畏，亲斩虏首一级，力挽狂澜。最后，武宗成功带兵将蒙古军队驱逐出去。

自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军力江河日下，蒙古年年南下侵扰，北边一再告急。武宗此次巡幸北边，是“土木之变”后，明朝首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亲临前线，抵御蒙古大军。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认为此役“实际上是16世纪明军唯一一次赶走蒙古突击部队的战役，而皇帝亲临战场无疑影响了这个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