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大年三十——中国人一年生活中最重要的日子。
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人们生活的节律与生产的节律是一致的，而生产的节律又与大自然的节律合拍。大自然以一年为一个周期，分为春、夏、秋、冬，人们的生产便是春种、夏养、秋收和冬藏，這也是生活最主要的内容，因而也是一个生产和生活的周期和人生的一年。这个周期过去，下个周期便来临，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在前后两个周期、两个年之间有一个节点，那就是大年三十。
人们每次站在这个节点——大年三十这一天，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四个字：除旧迎新。
不管即将离我们而去的这一年，有多少喜悦、欢乐、幸运、遗憾、失算和痛苦，此刻都已经跑到身后，我们面对着那驾驭春风而来的新的一年。
过去的一岁是已知的、既定的、不可更改的；新来的一年是未知的、费猜的、难以预料的。所以，人们的年心理总是小心翼翼。这种心理反映在民俗上就是种种禁忌。忌哭，忌摔碎东西，忌说不吉利的话，其实是巴望着昨日的麻烦与不幸不在明天出现。故而中国人在这一天习俗中不断彰显的两个意念是辟邪与祈福。门神、钟馗、鞭炮、压岁（祟）钱等等皆与辟邪相关；福字、春联、烟花、灯笼、财神、蝙蝠、八仙、金鱼、石榴等等全都象征着对种种世间幸福的祈望。
在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生活不富裕，平时吃得差，穿得一般，过年这一天就非要新衣新鞋和鱼肉荤腥不可，哪怕辫子扎上“二尺红头绳”；平时一家人你在天涯我在海角，这一天便非要赶回家，把团圆的梦化为现实。生活被理想化了，同时理想也被生活化了。理想被拉到眼前，在大年三十成为现实，成为活生生的天伦之乐。究竟是什么力量把这原本普普通通的一天如此神奇地放大？当然是年文化。
年文化不是哪一天建立起来的，它是数千年历史中不断创造、选择、约定俗成和不断加强出来的。它通过大量密集的民俗方式，五彩缤纷的节日包装，难以数计的吉祥图案，构筑起年的理想主义的景象，既有视觉（颜色与图象）的、听觉（鞭炮与拜年的呼声）的、味觉（应时食品）的、又有嗅觉（香火和火药）的；它们占有了我们所有感官，直到心灵。我们创造的文化迷住了我们自己。由此我们懂得，真正的文化不在大轰大嗡的用金钱造势的文化节上，而是看它是否浸入人的心灵和血液。看一看当今年年腊月里的春运，就会感受到文化有多大力量。一亿多人加入到浩浩荡荡“回家过年”的春运队伍，除去春节和年文化，谁又能调动起如此阵势的千军万马？这一刻，深深地感受到中华文化深刻地潜在我们的血液里，一年一度地发作一次。
回家就是为了大年三十。这一天意味着故乡、热土、父母、家园、血缘、根脉。这一天是人们创造的文化为自己规定的团圆的时刻。因此，这一天的文化氛围是激情、温馨、和谐与富足。
当然，生命也在这一天经历着特别的感受。
不管怎样兴致勃勃地打算着未来的一年，但毕竟要与眼前一点点失不再来的时光依依惜别，并开始与陌生的时光发生接触。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倒计时地数着数字迎接新年，然后狂欢，而是静静地“守岁”，守着只有在这一段时间才能看见来去匆匆的生命时间的珍贵。
小时候大年三十午夜燃放鞭炮过后，守岁的大人们仍不见困意，孩子们却一个个挺不住了。我还跑到水管前，把凉水揉进不争气的疲软的眼皮。宋人苏轼不是也说“儿童强不睡”吗？那一刻会感到长夜无边的意味，随后便浑然不觉、流烟一样地进入了软软的梦乡。待一睁眼，第二天，也是新的一年的头一天，眼前一片闪闪发光，异常明亮，好像什么都是新的，包括空气。
时间有时也是空间。
当我们从旧的一年跨入新的一年，就像从一个空间走进另一个空间。这个崭新的空间又大又空，充满不曾使用过的时间。人们在这一瞬的期望是万象更新。
那时，孩子们会忽然看到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摆在枕边，原来是大人在年夜里悄悄放在这里的，香喷喷地散发着一种深切的祝福——终岁平安。
就这样，人生又一个大年三十已经留在记忆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