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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是河西走廊的“生命线”，其生态破坏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而在近几十年中又遭遇了森林采伐、探矿采矿、水电开发、旅游设施建设等多轮大规模破坏，除此之外，据中央督察组的督察，甘肃省多个部门不仅不作为，甚至为违法、违规行为开起了“绿灯”……2017年7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问责通报后，甘肃省打响了“半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生态治理战”，但是，光靠治理能解决问题吗？
4分46秒！2017年7月20日，《新闻联播》用大约1/6的时间，播报了一则题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甘肃省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的新闻。
事实上，近几年来，关于祁连山生态问题的报道不绝如缕，但“两办”同时发出通报、《新闻联播》长时间曝光，力度之大十分罕见。
祁连山位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由于具有重要的水源涵养作用，祁连山被誉为河西走廊的“生命线”和“母亲山”。然而，由于人们长期的过度开发和破坏，这座“母亲山”早已千疮百孔。尽管此前，中央曾多次要求甘肃省进行整改，但情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河西走廊上的高山水塔“生命线”将变“死亡线”？
从陕西西安出发，沿着丝绸之路一路西行，在茫茫的沙漠中，一片绿洲赫然出现——这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灌溉农业发达，是西北地区最主要的商品粮食基地和经济作物集中产地，而这里之所以如此富饶，就是因为祁连山。
祁連山位于河西走廊南侧，由多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组成，绵延近千公里，山脉海拔大多在3500米以上，主峰素珠连峰高达5564米，山脉顶部终年积雪，发育了3066条冰川，此外，祁连山区年均降水量达300～700毫米，被人们誉为天然的“高山水塔”，这些雨雪、冰川融汇而成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内陆河水系，用源源不断的水源孕育了河西走廊，并养育了河西地区及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区的400多万人民。古往今来，无数诗句描绘过当地的盛景：“弱水西流接汉边，绿杨荫里系渔船。”“稻花风里稻花香，妾去采花郎插秧。”“不望祁连山顶雪，错把甘州当江南。”因此，人们甚至宣称：没有祁连山，就不会有河西走廊，更不会有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
考虑到祁连山不可替代的生态地位，1988年，甘肃省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保护区位于甘肃省境内的祁连山北坡中、东段，地跨武威、金昌、张掖3市的凉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古浪、永昌、甘州、山丹、民乐、肃南裕固族自治县8县（区），总面积198.72万公顷，略大于北京市的面积。然而，随着全球变暖、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这道西北地区最重要的生态屏障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
据中科院、甘肃省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甘肃省气象局等多部门的监测，祁连山的最低雪线正在逐年升高，局部地区的雪线以年均2～6.5米的速度上升，个别地区的雪线年均上升甚至高达12.5～22.5米。专家预测，面积约2平方公里的小冰川将在 2050 年前基本消亡，而较大的冰川也只有部分可以勉强支持到本世纪 50 年代以后。冰川的消失，必然会导致河流来水量的减少，甚至出现断流的情况。据调查，黑河祁连山北出水口的流量，近20年来大幅度减少；石羊河的中下游流域已经出现水荒……
此外，祁连山的草原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祁连山草原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清代地理名著《秦边纪略》形容道：“其草之茂为塞外绝无，内地仅有。”然而，据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祁连山区甘肃境内的天然草地面积为7305万亩，但目前退化的草地面积已达5621万亩，占草地总面积的77%。一位从小在祁连山区长大的老牧民无奈地说：“十几年前，我带着牛羊在草原上吃草，但现在，牛羊就只能在草原上啃草了。”
祁连山的生态状况令人担忧，中科院专家警告说：如果人为活动的影响再得不到彻底的禁绝，退化的速度还会加快，到那时，祁连山就不再是人们所说的“河西的生命线、幸福线”，而是“河西的死亡线”了，“西北的绿色走廊”可能最终不复存在，而且祁连山一带的大气候环境也将发生不堪设想的变化。
破坏开始于2000多年前祁连山为何遍体鳞伤？
祁连山的生态破坏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据《河西志》记载：2000多年前，祁连山拥有约9000万亩天然森林，树木茂密，浓荫蔽日。到西汉时期，汉武帝开始在河西走廊设郡，并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人们开始在祁连山一带屯垦开发，祁连山的天然植被开始遭到破坏。到了清雍正年间，年羹尧西征平定叛乱，为了清剿隐藏在祁连山密林中的叛贼，年羹尧下令放火烧山，这使得祁连山出现了毁林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幕：几万亩森林毁于一旦，周边的草场也出现了扩展性退化和萎缩。19世纪30年代末，国民党驻甘青部队，对祁连山进行了剃头式的大规模砍伐，在他们的影响下，祁连山周围的百姓也开始乱砍、滥伐，到解放初期，祁连山幸存下来的天然森林已不足200万亩。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为大炼钢铁，掀起了砍树热潮，祁连山的森林资源再次遭到严重破坏。直到1980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决定全面禁伐森林，祁连山地区的森林乱砍、滥伐才基本停止。
不过，森林采伐只是祁连山生态破坏的开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祁连山陆续遭受了矿山探采、水电开发等几轮大规模破坏。endprint
祁连山素有“万宝山”之称，境内矿产资源丰富，蕴藏了黄铁、铬铁、铜、铅、锌等多种矿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小煤矿为主的矿山开采在祁连山地区迅速发展，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据统计，在当时，仅张掖市就有800多家矿山企业，而其中700多家竟然都在保护区内。
在张掖市肃南县祁丰乡观山村，有一条宽阔的公路直通甘肃省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深处，这条公路由当地的矿业公司修建，沿着公路来到矿井，残留的活动板房、矿石弃渣、塌陷的地表让人触目惊心。然而，开矿的破坏不仅影响到矿井周边，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张廷军对媒体表示：开矿将会影响地下冻土，引发地质灾害，使得地表大面积干旱化，而开矿产生的灰尘还会降低雪和冰的反射率，加速冰雪消融，而这些都是不可逆转的伤害。据中央督察组的督察，截至2017年4月，在保护区内，还设置有探矿权、采矿权多达 144 宗，对当地生态的破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祁连山一带又兴起了小水电站建设，据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通报，当地在祁连山区域的黑河、石羊河、疏勒河等流域共建有水电站 150 余座，42 座位于保护区内，其中，黑河流域小水电站的密度更是令人咋舌。
2015年8月，中国河流生态联盟发起人邵文杰到达张掖后，第一时间赶往当地的黑河。当他到达黑河边上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得目瞪口呆：在宽约几百米的河床上，竟然一滴水都没有。究其原因，当地人告诉邵文杰：“水都在山里（水电站）拦着，只有水电站放水，河道中才有水，这河大半年都是干的。”
黑河全长800多公里，年均径流量约16亿立方米，其流量仅相当于中国南方的一条小河，但在这条河的上游卻分布着8座水电站。按照《自然保护区条例》和《环评法》的要求，为了对下游河流的生态环境进行补偿，水电站需下泄符合规定的生态用水。但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发电，多座水电站选择了象征性放水，甚至根本不下泄生态用水，这就使得黑河下游径流减少，甚至出现了断流的现象。中国河流生态保护联盟的相关人士说：“黑河是祁连山发育的最大的内陆河，但它一年中很长时间都是断流的，其他河流可想而知。没有水，（河西走廊的）绿洲生态系统如何维系？”
除此之外，旅游业的兴起、旅游项目未批先建，掠夺式的放牧等行为不断加重祁连山的生态问题。一位长期研究祁连山生态的环保专家说：“祁连山已经遍体鳞伤，两办同时发出通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掀起问责风暴治理真能解决问题？
事实上，对于祁连山的通报并不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第一次同时就环境生态问题发出通报。2014年，“两办”就已经同时就“腾格里沙漠污染问题的处理情况”发出过通报，不过，与2014年的通报不同，这次对祁连山的通报，是首次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甘肃3位省级干部被点名批评，8名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责任人被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问责，其中4名受到撤职处分，其他7名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被甘肃省委和省政府依纪依规进行问责。这也就意味着，促使两办发出通报的原因，除了严峻的生态问题，还有相关部门的整改不力。
早在2015年3月，环保部就通过遥感卫星对祁连山进行检查，发现了频繁的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源的活动。在当年的9月，环保部会同国家林业局就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对甘肃省林业厅、张掖市政府进行公开约谈，这次约谈是环保部针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首次公开约谈。约谈后，甘肃省着手进行整改，但情况并没有明显改善。2016 年5月，甘肃省组织对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治情况开展督察，但形成督察报告后就不了了之，并未查处典型违法、违规项目。在2016年年底，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对甘肃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督察，发现旧的问题没有整改好，新的问题又出现了。2017年2月12 日至3月3日，由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中央督察组，再次进入祁连山，开展专项督察，仍然发现许多问题。最终，两办在2017年7月正式发出通报，在“通报”中措辞十分严厉，直指相关部门“不作为、不担当、不碰硬、乱作为、监管层层失守”。
为何整改会如此困难？专家认为，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因——保护区范围曾多次调整。虽然在1988年，甘肃省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已经成立，但直到2014年10月，才明确划分了保护区的范围和功能区，并实地立标，而在此期间，保护区的范围经历了多次调整。一位保护站的护林员说：“有些矿山探采、水电开发项目在几十年前就获批建设了，忽然就被划入了保护区，企业已经投入上亿的资金，怎么可能说撤走就撤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划定保护区之后，当地仍然存在违法、违规审批项目的行为。据中央督察组的督察，在保护区设置的144宗探矿权、采矿权中，有14宗都是在2014年后审批的。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向晨说：“甘肃是一个欠发达的省份，经济增长对矿产、水电等资源的开发依赖程度比较高，生态环境保护有向经济发展让步的倾向。”以张掖市肃南县为例，肃南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副局长彭吉廷在接受《西部商报》采访时说，肃南县矿产资源开发收入，一度达到全县财政收入的80%以上。由于环保压力，肃南县的一些矿山企业逐渐停产、关闭，2015年，肃南县财政收入倒退到了5年前，2016年的增幅不足1%。“之所以现在一些地方出现不作为的问题，既有长期的原因，也有短期的原因。一些地方还保持着过去（片面追求GDP）的惯性思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好，再三强调，不如一次问责。”
事实正如郑风田所说，在“两办”发出问责通报后，甘肃省明确表示：2017年，全面停止祁连山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所有探采矿、水电建设、旅游资源开发等生产和经营活动；2018年底前，所有探采矿活动全面清理退出；2020年前，全面消除自然保护区内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这些举措被称为“半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生态治理”。不过，治理就可以解决问题吗？一位经济学专家解释说：“为了GDP，破坏生态环境是不正确的，但是，对于一个欠发达的地方来说，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既保护青山绿水，同时又能够保障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但是很显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