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阿祥
中国人的天地观，建立在对天地的形状和相互关系的讨论上。以盖天说和浑天说为基础，产生了一批祖国的古老名称。这些名称体现出古人对天地的理解，比如大地“载水而浮”，于是有了“四海”“海内”的说法；“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于是有了“天下”一词。天笼盖着地，天的下面就是天下、就是大地，大地既是浮在水面上的，又为大海所包围，所以“四海”“海内” 的范围就是大地，大地在天地之间的具体位置就是“天下”，换言之，“四海”“海内”“天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尚书·大禹谟》中“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汉书·地理志》中“秦遂并兼四海……分天下为郡县”，《汉书·董仲舒传》中“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可见“四海”“海内”“天下”都是可以互换的名称。而“四海”和“天下”，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和指代范围。
先说“四海”和“海内”。《论语·颜渊》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这话是说：只要君子做事认真而无差错，对人恭敬而有礼貌，那么四海之内的人都是兄弟了，何必忧愁没有兄弟呢？而直到今天，“四海之内皆兄弟”还是中国人张口就来的习语，形象地显示了我中华民族的豪迈性情。那么，“四海之内”也就是“四海”“海内”的说法从何而来呢？
从文献记载看，“四海”一词最早出现于商朝遗民所作《诗经·商颂·玄鸟》的“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这话的意思是：商朝开创的疆域，达到了四海边，四海的诸侯都来朝觐。我们知道，东方的商人本来就是滨海而居的，习见东方海陆相连；同时，商人又已经有了四方的观念，比如甲骨文中称：“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这是占卜预测东土、南土、西土、北土的年谷成熟。而由此进行推演，在地理知识还比较落后的时代，人们认为如果大地的东方边际是大海，那么另外的西、南、北三方，自然也是以茫茫大海作为边际的；既然大地的四周都是大海，那么“四海”或者“海内”就可以用来指称中国了。起初，“四海”只是一个空泛的名称，就是指中國四周的海疆。渐渐地，人们受“因名求实”的习惯性思维驱使，便把“四海”具体化了。于是四海也有了确切的名称，即东海、南海、西海、北海，只是这东、南、西、北“四海” 的具体所指，随着政治疆域的扩展、地理视野的放大，在不同的时代也是不一样的。
历史发展到了近现代，“四海”这个系列的名称，在某些场合似乎有了新的含义，比如习语“放之四海而皆准”、毛泽东的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两例的“四海”，一般理解为“全世界”的意思。不过，如果你以为这是“四海”概念指称范围的扩大，那就错了，因为追根溯源，“四海”以及“海内” 指的是人迹所到的地方，指的是“全世界”，指的是“天下”。
而“天下”一词，首先见于西周《尚书·召诰》中的“用于天下，越王显”，意思是说在天下施行此道，君王的功德就会显扬光大。《召诰》的“天下”其实不大，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四方。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华夏民族意识的逐渐明朗，中国人的天下观也逐渐成熟起来，终于形成了由方位、层次和夷夏交织而成的新的天下。这样的天下，无疑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它可以是华夏与蛮夷戎狄组成的四海之内，也可以是“日月所照，风雨所至”（《史 记·五帝本纪》）的普天之下。这样的天下观，又深刻影响了从此以后中国传统帝制时代的历史。比如中国古代认为，人间的帝王是受天父之命而拥有天下、统治万民的，所以都自称天子，只是对于一位真正的天子来说，如何“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班固《东都赋》），使四夷都“沐浴”在天朝的恩泽之下，合天下为一家，就成了一项永恒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