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珊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明朝最荒唐的昏君。他在位时间长达48年，其中有近30年不理朝政，且嗜酒易怒、贪财贪色，最终将明朝一步步推向绝境。
朱翊钧后宫佳丽三千，却独宠郑贵妃，因此引发了持续30年的“立储风波”。朱翊钧的原配孝端显皇后终生仅诞下一女，使得朱翊钧无法“立嫡”。而比起与宫女王氏偷欢所生的长子朱常洛，万历帝朱翊钧更偏爱贵妃郑梦境所生的朱常洵。虽说封建王朝奉行“太子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纲，但万历帝却因心中偏爱而迟迟不肯立储。对此，朝臣们据理力争，万历帝则总以各种借口拖延，直至皇太后施加压力，最终不得不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朱由校出生，其父朱常洛正想借此稳定皇太子的地位。但不出所料，万历帝对皇长孙的出生不以为然，后来甚至还反对朱由校出阁读书。直到万历帝驾崩，朱由校都没有被立为皇太孙。
纵观万历帝的一生，可发现其对“储位”有诸多偏执，加之他沉溺酒色、疏于朝政、不明事理，间接导致明末宫廷风波不断。著名的“明末三大疑案”，朝野上下、宫廷内外都牵涉其中，案件背后隐藏的权位之争，则标志着皇权开始衰落、朝政已然失衡。梃击案谁才是幕后真凶？
太子险遭棍打，背后究竟是谁在密谋？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一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大内东华门，逢人便打，一直打到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伤及守门太监数人，直到在殿前才被制服捕获。万历帝得知此事之后，当即命令御史提审问罪。狂徒名叫张差，御史再三讯问，张差总是胡言乱语、颠三倒四，后移交刑部，经多次审问，张差才供出实情，说他正是受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仅凭这两名太监的地位和能力，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胆量密谋此事，于是郑贵妃成了最有嫌疑的始作俑者。
此案中，太子险些遇刺，不得不查；而此案关联万历帝独宠的郑贵妃，又不得深问。消息迅速传开，震惊了前朝后宫，面对哗然的舆论，郑贵妃只得在万历帝面前哭泣求情。见心尖上的女人哭得梨花带雨，万历帝立刻出面，极力调解矛盾，一方面假意怒责郑贵妃，一方面迫使皇太子改变态度。几经逼迫，太子朱常洛不得不缓和态度说道：“此事只在张差身上结局足矣。”见太子不再深究，万历帝遂下令严惩张差等人，并强调不许波及无辜人，以此保下了郑贵妃。最终，张差被凌迟处死，庞宝、刘成在内廷被击毙，“梃击案”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梃击案”是否受郑贵妃指使，诸多蹊跷已无从知晓，涉案者与宫内权力之争是否有牵连，至今未有定论。
红丸案一枚神效，一枚毙命泰昌帝朱常洛正当壮年，为何继承大统仅一个月就突然死去？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帝病逝，39岁的太子朱常洛登基，改年号为“泰昌”。朱常洛因“立储风波”受到万历帝的压制，直到13岁才出阁读书，长期辍读的他文化素养并不高，也没有高雅的爱好，终日在后宫沉迷于酒色。此时，先帝刚走，郑贵妃为保全自己、取悦新帝，从侍女中挑选了8名美姬进献给朱常洛。同时，郑贵妃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即两名李氏选侍中的“西李”——李康妃，二人谋合，欲以美人计请封皇太后和皇后。
贪恋酒色的泰昌帝纳8姬后，未出几日，本就虚弱的身体，更是“圣容顿减”。泰昌帝“病急乱投医”，斥退太医院医官，召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今任司礼监秉笔并掌管御药房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服完崔文升开的药后，泰昌帝腹痛肠鸣、大泻不止，一夜间如厕三四十次。崔文升进药之举，令群臣惊诧，舆论认为他是受郑贵妃指使，欲置皇上于死地。一时间内廷乱作一团，太医们更是束手无策。到了第29天，泰昌帝已卧床难起，遂召见大学士方从哲等大臣，先谕册立“西李”为皇贵妃，后立其子朱由校为皇太子，并嘱咐大臣用心辅佐。当泰昌帝问及自己的寿宫（即陵墓）时，大臣们慌乱地说：“御医已禀报，万岁只不过是体质虚弱。”泰昌帝自然不信，又询问鸿胪寺进药的官员为何迟迟不来，大臣奏道：“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可治帝疾，但诸臣皆以为不可轻信。”泰昌帝惧怕死亡，不听大臣们的劝阻，一心只想求得仙丹。于是宣李可灼进药，泰昌帝服下一丸“仙丹”，四肢暖和，思进饮食，像是仙丹确有神效。泰昌帝病情好转，再次派人催促进药，当他服下第二颗“仙丹”后，于次日，即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一日凌晨猝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