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艳文 清风徐 莎菲 王猪猪
泡飯寻常生活的细水长流记得好几年前，有位父亲的朋友带了刚从新加坡回国的老华侨来我家里做客。因为和老先生初次见面，父母准备了许多新鲜食材，筹备做一桌大餐迎接，岂料对方不按套路出牌，一来就询问家里有无冷饭，就想简单地吃顿泡饭。
那天在老先生的强烈要求下，我们最终以极为清简的泡饭做晚餐，母亲只做了盘萧山萝卜干炒毛豆，老先生吃得酣畅淋漓，拍腿直叫“煞根（爽）”！后来我常把这件趣事拿来与身边的朋友说道，也许是食腻了山珍海味，所以对寡淡的泡饭有如此强烈的念想，又也许是那一碗泡饭解了他对上海几十年的乡愁。无论如何，那顿朴素的接风宴吃出了寻常生活的细水长流，也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这让我想到梁实秋也曾记录过他在一户上海朋友家留宿，隔天早晨吃泡饭的经历。“一根油条剪成十几段，一只皮蛋在酱油碟子里滚来滚去，谁也不好意思去挟开它。” 梁实秋的文字里多少带着讽刺的味道，寥寥数语把上海寻常人家的清苦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可也许他并不知晓，上海人是十分爱惜面子的，若要请你在家里吃泡饭，那是相当高的礼遇，说明对方把你当自己人看。
对于我们这代上海人而言，吃泡饭占据了一部分的童年记忆，它与弄堂的青砖绿瓦缠绕，与灶披间（上海方言，指厨房）的霉气蒸郁缱绻。在过去，吃泡饭是上海人家习以为常的一种早餐形式。泡饭不需要高妙的料理，也无需复杂的食材，把前一晚吃剩的隔夜饭简单用开水一冲，或者在锅里兑水煮透，然后搭配一碟下饭小菜，比如超市买来现成的黄泥螺、酱瓜、腐乳;考究一些的话自己炒个咸菜肉丝或者烤麸，哗啦啦三下两下就能填饱肚子。若是想要口味不那么寡淡，用排骨汤或鸡汤来煮，下些金华火腿丝，让冷饭充分吸收汤汁和腌肉的鲜味，出锅前再丢几棵碧碧绿的青菜，味道鲜美又不油腻，让人忘乎所以。
泡饭若要做得好吃，也有讲究。首先，蒸好的米饭一定要冷却发硬再进行泡煮;其次，在大米的选择上，细长苗条的籼米并不可取，煮熟后口感松散没有嚼劲，用它做出来的泡饭，弹性和滋润度都会大打折扣。过去上海话用“吃洋籼米，发糯米嗲”来形容一个女人惺惺作态、过分矫情，其中的“洋籼米”就指籼米，它被上海人视为较低端的稻米。相比之下，用粳米做出来的泡饭口感软糯、香甜，颗粒分明，饱满有韧劲，东北大米和南方的崇明米都是不错的选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吃泡饭总给人一种残羹急就、寒酸潦草的感觉。然而，隔夜的米饭在上海人眼里并非糟粕之物，老一辈上海人的基因里几乎全带着精打细算的美德，这是饥荒岁月和物资匮乏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烙印，且这种对食物珍惜的态度至今仍在代代相传。
泡饭最初起于清贫，如今却慢慢演变成一种忆苦思甜的生活方式，它道出了上海人家的琐碎与淡泊，充满了时代的温情。泡饭的口感既没有米饭那么利落，也没有米粥那么黏稠，介于两者之间，黏软不糊，干爽适口，清简却不苟且，最适合如今都市生活中大梦初醒的清早或酒后孤独的深夜。上海人在泡饭中寻到的愉悦，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吃饭这件事我童年时代是吃小米饭长大的。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小米饭把我养大”。那时候没有电饭煲，烧土灶，锅挺大，铁的，靠人力风箱或电风轮的动力使煤炭燃烧。小米淘洗干净后和清水一起倒进锅里煮，水开后用爪篱（北方俗称“zhào li”，由金属细丝或细篾条等编成，有柄，用以捞取水中物）捞到容器里再隔水蒸。剩下的米汤不能丢，可以用来炖豆角、炖茄子，既能把营养保留下来，又能让菜更香。那时候食用油少，这种做法可谓一举多得。不知道别的地域怎样蒸米饭，我们这里我熟知的就是这样的方法。那时候吃高粱米的人家也多，除此之外还有苞米（玉米）碴子、苞米（玉米）面，各家口味只能在粗粮中选择，逐渐形成了自家的习惯，比如我家从来不吃高粱米，我姑姑家则以苞米（玉米）面为主，做贴饼子、窝窝头一类。多年以后跟已在京城的表妹聊天，我说看见小米饭我就条件反射，嗓子眼儿扎得慌，她说长大后对玉米面做的主食从不怀念。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内心五味杂陈，但幸福的滋味多于苦涩。
当初供应的面粉一般用来擀面条，偶尔包饺子，为了节省，我妈常将玉米面和面粉搭配，做成发糕。因为有了细粮的参与，口感上会细腻很多。
也有生活条件好的人家。有一回我媽打发我去她的同事家传口信儿，她家正吃晚饭，每人面前摆了一碗白花花的大米饭。回家后我极其夸张地传递情报：“妈，郑姨家吃的是白——米饭”，我把那个“白”字拉得老长。我自然也是吃过大米的，不过郑姨家居然能在不年不节的日子里吃大米饭，这让我羡慕、嫉妒和惊讶。那时候，在黑龙江西北部的小县城，吃大米还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1984年夏天，我妈带我和弟弟去辽宁兴城的大舅家。兴城有辽阔的大海，大舅家还要往大山里走，那是一家军工厂，至今还记得那年代那地方的繁华，一个单位就像一座小小的城，有学校、医院、公园、商场、影院、市场、澡堂子，我后来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型国有企业。生活条件的“好”从顿顿吃白米饭便可窥见。舅妈的白米饭配上烧茄子，成了我少年时代对优越生活的向往。我也才了解做菜不只是我妈的“茄子炖土豆”，茄子还可以有更多花样。第二年暑假，舅妈带女儿们来度假，她们出发前通过邮局邮递了半袋子大米。因为对黑龙江的落后条件早有耳闻，她家最小的女儿自小娇生惯养，从不吃粗粮。然而人先到了，米姗姗来迟，我内向，从不追问大米何时抵达，却每天往我妈学校跑，希望听到大米的消息。
条件是一点一点好起来的。后来我们吃“二米饭”的时候多了，就是把大米和小米掺和到一起捞干饭。再后来，只要愿意就能顿顿吃大米，这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已经不记得了，但还能想起有一年舅妈和她的女儿又来，问我们要地址寄大米，我妈说，人只管来，黑龙江的大米管够吃！
关于吃饭的记忆，越来越愉快了，特定的场合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忆苦思甜。偶尔到东北地方特色的餐馆吃饭，我也会来上一碗小米饭。时隔多年，小米饭没那么难吃了。大米饭仿佛也没那么好吃了。
时位移人。
无论如何，感恩土地，感恩粮食。粒粒皆辛苦
惊蛰之后，我的电脑屏保从优美曲线的金色撒哈拉沙漠换成了远处有小茅草屋的绿油油稻田。或许是从不知道油盐贵的我，到了中年，突然就有了粮食危机，有了对土地的深厚情义。小时候在乡村的种种，带着久违的亲切，又回到了记忆之中。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话谁都会说，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深刻感受。
念初中的每一个春天周末，我们三兄妹都要回到在乡村的妈妈身边，突击春耕。我们竞赛一般排成一排，在妈妈的指令下，从秧田一头向后退，边栽边退。那时候的我们似乎都是强壮的，都想着不能留到妈妈一个人在家做。对妈妈来说，5个人的包产地任何时候都是沉重的。我们都有天然的自觉，该周末做完的农事哪怕做到天黑，吃了晚饭再摸黑回学校。只是我们总是会插秧一会儿，便立起身休息一会儿，还忍不住大呼小叫：“哎哟，腰好痛啊！”妈妈总是笑：“细娃儿（四川方言，指小孩）哪里有腰？！”
插秧当然不是粮食来源最辛苦的一个环节。几个月后的酷夏，总是有好多的麦子金灿灿地低着头，需要收割。那样的一个周末，我们必须到土里去割麦子，再抱回家堆在屋檐下，最后铺在院坝里，用连杆打出麦粒。麦穗的穗尖针一般细而脆，总有不少折断的，黏在我们汗蒸一般的身上，痒得浑身难受，几乎是我少年时期最不愿面对的事情。但是，面条是要吃的，要吃就得做。接下来是打麦子，高高扬起的连杆打下去、提起来，再打下去，这在城里人看上去多么诗意的动作下面，也有无数的汗珠和难以忍受的瘙痒。只有夜里洗完澡之后，臭汗和穗尖离开了身体，才舒爽起来，一头栽到床上酣睡。
收了麦子不久，田里也金灿灿的，要收谷子。因为谷子的面积远远超过麦子，所以聪明的农民们从来都是采取互助模式。我生来体壮，精力好，插秧、打麦、收谷子，没有一样会输给真农民。不到10岁，就开始代表家里跟乡亲“换活路”，所以对收谷子更是体验深刻。
那情形是这样的：女人们先下田，割下一片谷子放在田坎上，空出一块田来。男人们把铜牙铁齿的打谷机横架在巨大木盆上，放在这块空处。女人们继续低头割谷子，将谷穗装进秧盆，一盆又一盆。小孩如我，就脚踩在田里，低下头使劲推，把秧盆推到打谷机旁边。两三个男人站在打谷机旁，左右开弓，一大把一大把地从秧盆中抓起谷穗，放在搅动的打谷机上，谷穗翻滚着，击打得谷粒飞溅，撒落在大木盆里。大木盆装满，稍事休息，“劳动力”把收获的谷子一担一担地挑回院坝，摊开暴晒。每个“岗位”、每个环节都紧紧相扣，都是重体力活。等晒干后，主人家再自己用风车，一点一点地吹走谷子里的穗灰，然后一担一担地装进自家的谷仓。
麦子和谷子，面和米，就这样的来之不易。在我的印象中，农村没有诗意生活。尤其是当我面对粮食的时候，更深知城市的诗意生活弥足珍贵。
粮票去哪儿了说一件我当年的小事吧，与吃有关。
说是小事，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在当时，那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使得我小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欲哭无泪，只觉前途茫茫，人生一片灰暗，被恐惧和绝望围绕着。
一年级的寒假过后，开学第一天，我去学校报到，并带去了书簿费、杂费、饭费等。那时候，只有一年级新生入学家长会送到门口，以后就是学生自己去了，基本上大家都这样，再者家长要上班也没时间，况且我家离学校确实不远，走路不过5分钟。老爸怕我弄丢钱，也是为了便于我支付，特地把钱的数目都预先凑好，包了一个纸包，并且在上面都写了字，关照我这包是交什么费的，那包又是干什么的。总之一切都准备得很妥帖了，我就背起书包怀揣三个纸包上学去了。
计划经济时代，买什么都要票，小学生吃饭也不例外。我记得那个付饭费的纸包上写着“40元”，里面除了钱以外，还有应学校要求支付的粮票、肉票、油票。40元包括伙食费和搭伙费，是我一个学期的口粮。到了学校，具体干了什么，我现在有点忘记了，总之人很多，大家排着队到一个个窗口去付费、领书，挤来挤去，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兜里的纸包少了一个，掉的正是那个“40元”！
天啊！我现在丢了手机，都不会有那时候感觉糟。平时我弄坏个玩具，就有可能“吃毛竹板?肉”，何况是这么重要的一笔钱呢！我一向是个马大哈，丢铅笔、橡皮是常事，老妈为我铅笔一买就是一打，以至于售货员以为我们家超生;老爸对我经常教育，说我是虚心接受，屡教（我一直以为是“驴叫”）不改。到处狂找，无果。苍天啊，大地啊，太阳好好挂云端，小草儿也茁壮成长，而我的钱，你在哪里？
告诉老师，老师也没办法，钱丢了你再补交呗！到了中午开饭的时候，老师比较人道，让我先吃饭，钱可以过后再补上。
开学第一天就在压抑的气氛下度过，我灰溜溜地回到家，不仅害怕，更多的是羞愧。我觉得自己太坏了，太失败了，准备接受一顿暴风骤雨。但是这次父母一反常态，没有打也没有骂，脸上的表情除了无奈还是无奈，老爸好像还说过这么一句话：丢钱也算了，居然票也没了！
后来，重新又包了一包钱，凑了一堆票，让我交到学校，当然，这次，没有再丢。
各位看官以為事情完了？别急，后面还有光明的尾巴。过了一段时间，当我们家基本上已从阴霾中走出时，老师通知我，有一个别班的孩子在楼梯口捡到了一包钱。钱回来了，还是那个纸包、那笔钱，不过粮票、肉票、油票都没有了，我问老师，老师说：“还给你就蛮好了，还管什么票！”于是，老爸写了一封表扬信，我带到学校，在全校广播里念出来，皆大欢喜。
还有个更光明的尾巴。两年后，我在学校吃饭已不需要交粮票了，再后来，到我成为中学生的时候，国家彻底废止了凭票证供应物质的制度。现在，老爸后悔的是，怎么不把当时的粮票多藏几张，也是投资理财的一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