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赓哲
瘟疫是可憎的，死神的镰刀一次又一次干扰到人类的安全与发展。但纵观人类历史，瘟疫恰恰又是文明进步的结果。而且文明程度越高，瘟疫传播的速度和更新换代就越快，同时人类的应对手段也会更加先进，总的来说，瘟疫在人类疾病图谱中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争中，瘟疫还会从另一个层面影响人类？ 心境，而且种种心理影响也是借助于文明进步而逐步深入的。
传染病，人类文明进步的副产品
可能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原始人缺乏医学手段，易受传染病戕害，一场伤寒或者流感就要了无数人的命。但实际上不一定。原始社会“老死不相往来”，部落与部落之间缺乏交流，人口稀少，传染病反倒不易传播。原始人的主要疾病是外伤、口腔疾病、骨关节疾病、难产等。
当然，即便如此原始人也活不了多大岁数，例如北京猿人平均寿命15岁，新石器时期有了进步，但平均寿命也少得很可怜，六处遗址（华县、姜寨、大汶口、西麦候、崧泽、圩墩）人骨年龄统计结果是14岁以下者10.8%，15～23岁者18.7%，24～35岁者31.3%，36～55岁者32.5%，56岁以上者6.6%（《中国新石器时代古代居民体质研究》）。那时候的营养水平、居住环境决定了人类体质的羸弱，也就是稀疏的人口密度才维持住了最后的防线。
随着文明时代的来临，人口逐渐密集，贸易、战争逐步增加，传染病开始有了广阔的舞台。可以说没有文明时代，也就没有人际传染病的频繁密集发生。
传染病也是有自己的发展史的（或者说延续逻辑），首先，同样一种疾病，在各个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形态，细菌、病毒、螺旋体、衣原体、支原体、原虫等病源微生物，其实从它们的角度来看，它们的目的和人类一样，都是繁衍生存。它们也要随着环境而进化。另外还有个趋势？ 杀死宿主并不是最优选择？ 所以增强传染性，降低毒性是很多传染病发展的规律，目的是尽可能多繁衍，尽可能少杀死宿主。所以有的疾病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十分酷烈，但随着进化会逐渐降低烈度，例如梅毒、艾滋病，再例如2020年开年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比较2003年的“非典”，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增强（尽可能多繁衍），死亡率下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最终发展的方向一定是“泯然众人矣”。
其次，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疾病。每个时代的生产力、营养水平、民众体质、气候皆有不同，病原体发展状况不同，因此传染病也就有了时代特性。以我国为例，1957年，威胁中国人健康的主要疾病前十名是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肺结核、消化系病、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神经系病、外伤及中毒、其它结核。到了2002年，主要疾病前十名座次有了明显变化，传染病已经“失势”，而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损伤及中毒、消化系病、内分泌和营养代谢疾病、泌尿生殖系病、神经系病、围生期病占据前十（根据《中国卫生年鉴（1984）》和《中国卫生年鉴（2003）》）。营养条件改善，现代化的医疗技术和公共卫生体系的进步使得传染病退居次席，在人类接连战胜天花、结核、鼠疫、疟疾、霍乱等疾病后，癌症、心脑血管疾病才逐渐凸现出来。
被疫情左右的王朝更迭
正如前面所说的，瘟疫的蔓延是人类文明进步、交往频繁的副产品，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日渐繁荣，汉代以来外来疾病的进入格外引人瞩目。“中国最早发生有毁灭性的传染病，如鼠疫、天花、真性霍乱等，都是外来的。”（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
中国古代几乎每个朝代都有重大疫情，而且很多属于外来疾病，越是外来疾病就越是酷烈，比如东汉末汉献帝时期就爆发了严重的疫病。这场瘟疫中甚至建安七子之中亦去世四人（建安七子与曹操父子被视作汉末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当时的长安、洛阳城外白骨蔽野，到处都是病死之人。曹植的《说疫气》记载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这场病究竟是什么病，目前难以判断，但是就其惨烈程度和传播速度之快，而且患者有皮下结节来看，极有可能是鼠疫。
明代晚期也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这在电影《大明劫》中有所展现。这场大鼠疫集中爆发于崇祯年间，曹树基在《鼠疫：战争与和平？ 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中指出，中国13世纪以来鼠疫就十分频繁，而崇祯年间格外严重，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流离失所，与此同时崇祯还面临着小冰期气候带来的干旱減产、农民起义、满族军队入侵，这些因素一起铸成了明末的死局，也是个任何人都无法解开的死局。
再例如六朝时期的天花，葛洪《肘后方》说：“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仍呼为虏疮。”所谓“虏疮”就是天花，范行准认为天花源自刘宋与北魏之间的战争，经鲜卑人从西域传来。虽然由于建武这个年号历史上出现多次，从东汉到葛洪在世期间一共有三个，究竟是哪一个“建武”较难确认，但“击虏所得”却明白无误标明了该病的外来性。
到了清代，天花依旧是十分严重的传染病，经常爆发疫情，死者众多。社会恐慌心理严重。清朝皇帝之所以经常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照顾蒙古王公因为惧怕天花而不敢进北京城的心理。清朝皇室始终受到天花困扰，宫中若发现患者常出外“避痘”，常“一夕三惊”。患者中最著名的大约就是顺治与康熙。顺治死于此病，而康熙当上皇帝也与这个有关，是传教士汤若望建议选择玄烨即位，因为玄烨曾出天花，已有抗体。天花就这样在无意中左右了清朝皇帝人选。
说到这里，我们还能发现一个秘辛，流传甚广的康熙老年画像应是经过美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天花患者特有的“面部皮肤痕迹”被掩饰了，只有所传极少的康熙青年画像才如实反映了康熙劫后余生的真容。
搭全球化“快船”而来的疫病
明清时期外来疾病进入比起汉唐时期更加频繁，原因之一还是与文明的进步、交流密切相关。汉唐时期，对外交流主要依靠北方草原之路和西域丝绸之路，海上交通所占份额甚少。漫长的丝绸之路可能起到自动隔离的意义，首先路途艰险，限制了东西方人群的大规模频繁交往，而且行走艰难，路程长，超越一般传染病潜伏期，病发者半途已被淘汰。但丝绸之路贸易多是辗转贸易，有阶段性、多方向性的特点，所以还是有一些外来疾病成为漏网之鱼，比如前面提到的天花等。
而明清时期海路为主的对外交通方式，使得新的疾病能以更加快捷高效的方式入侵。这与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全球化”密切相关。海船速度快、傳播范围广，可实现跨洋传播，而且船内易藏污纳垢，疾病载体俱全，尤其是鼠类肆虐，将病毒细菌传播到世界各个港口。那时候无港口检疫制度，因此新病的进入毫无阻力，而且海员们的特点是每每到港就寻花问柳，导致性病和其它人际传染病迅速传播。
霍乱和梅毒就是明清时期被引入的“新品种”，它们都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果。中国古代就有“霍乱”一词，张仲景《伤寒论》说其症状是“呕吐而利（痢）”，这可能是急性肠胃炎或者其它肠胃病。而现在所说的霍乱是真性霍乱，指的是由霍乱弧菌污染食物和水造成的肠道感染，在当时有发病猛、预后差、死亡率高的特点。这个病19世纪才被人们发现，至于首发地点，有人认为是埃及，也有人认为是印度，在清代时随着海上贸易进入了中国，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认为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首见于南方沿海，然后逐步蔓延到北方。清代后期霍乱十分频繁，杀伤众多，人闻虎烈拉（霍乱英文Cholera的音译）则色变。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整个19世纪出现了5次霍乱的传播高峰，遍及所有大洲。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更先进的汽船和铁路运输所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加快了霍乱从所有重要的世界中心向全球传播的步伐。”中国是被迫搭上了这条疾病传播的“快船”。
梅毒也是这条快船“下载”给我们的灾难。这可能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的疾病，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在《哥伦布大交换》中认为，西方殖民者给印第安人带去了流感、伤寒、天花，天花和伤寒几乎摧毁了印第安文明，让他们的人口急剧减少，为殖民者扫清了道路。而美洲“回报”以梅毒、查加斯病、美洲幼虫病。尤其是梅毒的传播简直就是全球化的标准版“路线图”。
为什么“新病”越来越多？
虽然传染病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克制它的手段还是跑在了它的前面，这当然首先归功于科技的发展，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为克制瘟疫提供了渠道。学术思想、技术手段和药物通过交流而丰富。
比如疟疾，肆虐中国起码有两千年以上的时间，而特效药“金鸡纳霜”则是在清代进入中国的。西班牙殖民者17世纪初在美洲接触到金鸡纳。据土著印第安人介绍，他们的先祖发现患有“热病”（印第安人对疟疾的称呼）的美洲狮、美洲虎会寻找奎宁树，撕咬树皮，摩擦树干，印第安人由此发现奎宁树皮对疟疾有效。这种药被带往欧洲。康熙曾经患疟疾，久治不愈，最后是两位天主教神父献上金鸡纳霜，这才痊愈。由此这种神奇药物暴得大名。
中国古代医学对世界的贡献之一就是提供了消灭天花的途径？ 种痘。原理是以人工手段引发低烈度天花，使得患者产生抗体，清代《痘科金镜赋集解》：“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由此蔓延天下。”但人痘法不可控因素太多，弄巧成拙的事例也有，所以不是一种安全的免疫法。
康熙时期俄国闻听中国有此法，特地派人来理藩院学习。后由俄国传至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蒙塔古（M.L.Montague ）又将此法传入英国。由此间接启发了英国医生詹纳（Edward Jenner）发明牛痘（詹纳自己有关于他以前从事种人痘的论述：On The Origin of The vaccine Innoculation），他发现牛奶工不会得天花，因为她们往往从牛身上得过轻度天花，詹纳时代并无免疫理论，但他决心试验，1796年人体试验成功，一儿童在人工控制下接种牛痘，随之发烧，进而痊愈。但牛痘推广则归功拿破仑，1804年4月拿破仑发布种痘令，劝告国民种痘，第二年命令军人必须接种，只有患过天花病的例外，此举有效遏制了天花在法国的流行，其后各国效法。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强制免疫。从此天花得到了遏制，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消灭了天花。这是古代中国参与“全球化”之后给予世界的一大贡献。
“文明”在客观上可能为传染病的传播提供途径，但文明因交流而强大，而强大的文明和现代化的卫生体系又能够反过来抑制传染病的传播。中国古代十室九空的疫病惨景已经不复存在，欧洲杀死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也只存留于记忆之中，威胁人类健康的传染病已经式微。
现在人们往往之所以发出“为什么新病特别多”的疑问，那是因为民众习惯于“疾病一成不变”的固有认知，其实通过前面的讲述可以看到，老的疾病会有新的品种，新的疾病会自外传入，而且在分子生物学介入医学以前，人们对于病毒变异的认知是模糊的，再加上病毒自身在不断变异，变异的周期也有变化，由动物传给人实现人际传播的现象等等，这些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还是模糊的知识，而且随着检查和筛选手段的进步，使得疾病来源的认知脱离了大众常识，所以才造成了“现在怎么这么多新病”的认知误区。而现代信息的传播速度，使得全球的传染病都以各种方式展现在了你的面前，这些疾病很多是你没见过没听过的，因此也容易造成一种新病特别多的错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