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杉
对“未来教育”的畅想不仅应时应景，而且有了真实的含义：一方面，到21世纪中叶，随着“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将迎来伟大复兴时刻，中国梦的热望成为畅想的内在思想动力。另一方面，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技术平台，人工智能升级换代。我们激动地展望未来时，更需要严肃地回望来处，更需要明白“学以成人”的根本内涵，这才是“不忘初心”的题中之义。
1917年1月，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中勉励：“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大学不当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勉励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艰苦卓绝。其时正值中西文明融合，以蔡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知識分子面对西方文明，植根自己的文明传统，做出融通的理解。这样的视野今天仍无出其右者。面向未来，我们更需要致敬前贤，承继传统。
在大约320年前的意大利那不勒斯港口，生活着人文主义教育家维柯。后世的历史学家遗憾地说：“要是意大利听从了维柯的教诲，如果像在文艺复兴时代那样，就起到了指引欧洲的作用，我们的智识的命运难道不会有所不同吗？”遗憾的是，现代教育的理想听从的不是维柯，而是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追求的是确定性与研究方法，是推理的清晰、普遍的公式——知识不断以匿名的、抽象的形式出现，日渐远离人的生活。这充沛的动力推动着现代社会一路狂奔到今天的科技世界。人类变得更高贵了吗？我们正在经历着卡西尔所说的“人的自我认识的危机”，这导致了人的碎片化，人的思想和活动有多少种大方向，人就被分裂成多少个部分。
历史的三岔口可能就在320年前的那不勒斯，维柯孜孜不倦地解读着拉丁词汇中所承载的古希腊、罗马的智慧——在其时的欧洲已经日渐遗忘。譬如教化，教育是一个富于人性和使人具有人性的过程，指的是把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提升到人的文化层次的过程，教育应当创造完整的自我，这与仅仅学习和掌握课程的重要内容截然不同，只在理智上掌握各学科代替不了这个过程。维柯阐明了一种人的教育理想，它完全基于对古人和修辞的研习，基于智慧、雄辩和审慎的相互联系。他指出，语言的不足、心灵的意见和灵魂的激情，都有可能导致人性的腐败。因此，教育有必要用智慧来矫正，用雄辩来驯服人的冲动，用审慎来引着他们离开谬误，用德行来对待他们以赢得善意，人应该确实地知、正当地行、高贵地说。
再回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时代，中国教育的精神基因——教人学做人在那时奠定。其时的教育既无学校也无课程，更无年限，还无群众集合之讲会，但有伟大的教师，孔子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他是以身教、以行教，教育在教者与学者的生命中交融为一。中国教育最重要的是“师道”，亲其师，信其道，教师的生命、教育的精神在代代学生之间传递。
在这前后，雅典的教育家伊索克拉底阐述过“受教育者的特征”：“首先，他能够处理生活中的日常事务，能够因为适应生活而快乐，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其次，他的行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端正和得体的，如果碰到一群态度不友好和难以相处的人，他能够以平和的心情去面对。他处事公平，温文尔雅。再次，他能够适度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厄运和痛苦中不气馁，表现出男子气概，符合自然赋予的特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从不恃宠骄横，也不因成功而忘乎所以。他始终做一个睿智的人，在机遇赋予他一些成就而非完全凭自己才能获得的时候，他更应该持节制的态度。”那些在灵魂方面表现出和谐的人，那些我称为智慧和完美的人，即具有完全美德的人，才是受过真正教育的人。
做这番回顾，意在示明，教育是人对人的教育，坚持教育中的“以人为本”，即意味着人是心、手、脑和谐发展的，不能单纯以智力的发展取代人的情感培育。舍此，这个人将是空洞的。
个体的学习亦不能替代教育。教育是站在“类”的高度对个体人的教化培育，没有“类”的积累，人的经验是碎片的，人的感受是孤寂的，文明将是封闭与断裂的。人的教育只能放在真实的社会生活、具体且复杂的历史文化境遇中，由富有情感与意志的教师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活动，春风化雨般地耐心进行，即“以文化人”。舍此，这个教育将是轻狂的，也将是虚妄的。
教育面向未来，但教育更是传承历史。教育制度与学校制度是最古老的制度，学校也是最古老的机构之一。没有历史感的文化是轻浮的文化，没有历史确定性的民族，只能俯仰逐风，同乎流俗。
终始惟一，时乃日新。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摘自《中国教育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