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鼎
2020年的春节前夕，不期而至的疫情令许多人备感意外，毕竟距离上一次2003年的“非典”疫情爆发也已经过去了“漫长”的17年。
至于发生在110年前的另一场疫情，除了寥寥无几的专业学者，恐怕早已彻底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此时此刻，重新回顾同样发生在春节时期的这场东北大鼠疫，或许更容易唤起钱穆所提倡的“温情与敬意”。
伍连德其人
1910年10月，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爆发鼠疫。两周之后，千里之外的哈尔滨也开始出现疫情。东北地区最高行政长官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疫情为“如水泻地，似火燎原”。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可怕的鼠疫横扫东北平原。直到次年3月，疫情终于基本平息。在这场大鼠疫中，东北地区死者人数多达5万余人。
此时，大清帝国正处于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之时，内有立宪党人纠缠不休鼓吹速开国会，外有革命党人四处奔走联合策划起义，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都是平庸之辈，大权最终落入一帮目光狭隘的满洲贵族手中，弄巧成拙地接连推出铁路国有和皇族内阁两大败招。在东北鼠疫爆发的一年后，就在今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的武汉，仓促响起的枪炮声变成了大清帝国的安魂曲。然而，眼看着已是一脚跨过了鬼门关，奄奄一息的清政府却取得了国际公认的防疫胜利。
细细想来，清政府的成功多少有几分侥幸。如果不是及时出现了一位“鼠疫斗士”，这场大鼠疫的结局实在是难以预测。这位“鼠疫斗士”就是曾经在1935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提名的伍连德博士。
尽管哈尔滨伍连德纪念馆已经开馆十多年，甚至伍连德的事迹也被拍成了电视剧，但是当代大多数中国人依然对这位现代中国预防医学先驱、防疫事业奠基人知之甚少。伍连德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家庭，24岁即以破伤风研究的论文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5年，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伍连德的命运，此人即是首位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留美学生施肇基。他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同时还是出席1919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五位全权代表之一。当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施肇基以一等参赞的身份随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途中路过槟榔屿，偶然结识正在家乡行医的伍连德。年龄相仿的两位年轻人一见如故，成为终身挚友。两年后，直隶总督袁世凯热情邀请伍连德回国效力。推荐者正是已经任职邮传部（交通部）的施肇基。
当东北大鼠疫爆发时，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副校长）的伍连德收到了施肇基的邀请。原来，东北鼠疫已经引发了东北地区的外交危机。当时盘踞东北的两大列强俄国和日本纷纷扬言，如果清政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疫情，两国将自主行动保护自身利益。瘟疫蔓延与主权危机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所以外务部破天荒地成为此次防疫工作的主导者。说来也巧，外交部右丞（副部长）正是刚刚升迁至此的施肇基。在施肇基的推荐之下，外交部尚书那桐同意批准伍连德以钦差身份前往哈尔滨调查瘟疫组织防控。
艰难乱世下的“对症下药”
1910年底，而立之年的伍连德乘坐火车从天津赶到冰天雪地的新兴铁路城镇哈尔滨。当时，哈尔滨还归吉林省管辖，而黑龙江省的首府则是齐齐哈尔。哈尔滨处于东部铁路的丁字口上，是东北亚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哈尔滨的中国辖区傅家店是此次大鼠疫的重灾区。伍连德在哈尔滨很快发现自己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哈尔滨缺少统一的市政管辖机构，俄国人和中国人各自为政；二是疫情的病理学特征尚属不明，无法制订切实有效的防疫措施；三是疫情严重，他急需援兵。
几天后，时任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的法国军医梅尼奉命匆匆赶来。令伍连德备感意外的是，翘首盼来的援兵竟然只惦记着夺权。原来43岁的法国人两年前在唐山负责处理过鼠疫，自恃有功，倚老卖老，一见面就和伍连德发生了争吵。在被当面斥骂为“中国佬”后，忍气吞声的伍连德向北京发电报请辞，拒绝与如此刚愎自用的人共事。经过38个小时的煎熬等待，伍连德意外地获得了朝廷的留任，而梅尼则被剥夺了官方授命。其中缘由，当然又是归功于伍连德的“铁粉”施肇基。心思细密的施肇基还利用伍连德的剑桥医学博士身份成功游说英国公使帮助取得东交民巷的“太上皇”？ 北京外交公使团的认可。毕竟自视甚高的英国人绝不会承认法国医学水平比剑桥更高。经过此番风波，伍连德方才获得东三省防疫工作的最高指挥权，终于可以大展拳脚应对可怕的瘟疫。
伍连德与梅尼的一大分歧是，当前流行的瘟疫是一场普通鼠疫吗？在抗生素没有发明的时代，鼠疫被视作最可怕的烈性传染病之一，死亡率极高。鼠疫的罪魁祸首是1894年日本科学家北里柴三郎发现的鼠疫杆菌。鼠疫杆菌可以借助老鼠等啮齿类动物身上的跳蚤传染人类，导致人体淋巴结发炎肿痛，如果不能及时治疗，病人三四天后往往会出现败血症死去。由于死者因皮肤广泛出血、瘀斑，尸体呈现紫黑色，所以又有一个令中世纪欧洲人谈虎色变的名字？ “黑死病”。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鼠疫的发病形式有两种：淋巴腺鼠疫和肺鼠疫。前一种鼠疫最为常见，病症特征是淋巴腺（特别是腹股沟、腋窝和咽喉的淋巴腺）肿大，脓肿不断发展，流出来的脓有很高的毒性；在后一种鼠疫中，鼠疫杆菌侵入呼吸器官，肺炎不断发展，几天之内感染，病人病重而死。两种类型的鼠疫在不同的季节发生，淋巴腺鼠疫在夏天更常见，肺鼠疫则往往出现在冬天。
伍连德提醒梅尼，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鼠疫。但梅尼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不过又是一场屡见不鲜的腺鼠疫，所以当务之急是展开灭鼠工作。但是，他显然低估了伍连德的科研能力。数日之前，伍连德在哈尔滨的中国辖区傅家店已经秘密地完成了东北地区史上第一次尸体解剖，确认了此次疫情是单纯的肺鼠疫。所以防控措施的重点不是灭鼠，而是严格隔离确诊患者，将他们与不咳嗽的疑似患者分开，同时医务人员除了注意消毒灭菌，还应戴上口罩，防止病人咳嗽喷出的飞沫传染。梅尼将伍连德的新发现视作无稽之谈，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久之后，他拜访俄国医院感染了鼠疫，几天后死亡。
科学组织之胜利
名医梅尼之死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迅速改变了公众不以为然的态度。公众终于认识到，只有认真听从防疫负责人的警告和指挥才能避免重蹈梅尼的覆辙。一时之间，反应过度的公众纷纷戴上了口罩。
当时，伍连德还设计了一种利用手术纱布和消毒药棉制成的有三对缚带的防疫口罩，前两对缚带跟我们熟悉的老式棉口罩相似，最下面一对缚带由下向上绕到头顶，保证了口罩不会轻易从面部滑落。后来，这种口罩被称为伍连德口罩。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掌握了戴口罩的正确方法。就像今天一样，有的人把口罩松垮垮地挂在耳朵上，有的人则把口罩像护身符一样套在脖子上。事后来看，这些看似普通的棉纱口罩才是真正消灭疫情的最大功臣。伍连德后来研究证明，肺鼠疫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病人喉咙深处咳嗽出来的飞沫。
伍连德发现了疫情的病理学特征，同时也获得了中外各界的信任。他迅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防疫措施。当务之急是在傅家店建立严格的隔离制度。他将傅家店分为四区，每一区由一位高级医官负责，带领足够的助手对区内房屋逐一检查消毒，将发现的所有鼠疫患者送到新的鼠疫医院，家属及其他接触者置于隔离营。他还因地制宜向俄国铁路局借来一百多节车厢，高效节省地改造成既能保暖又便于通风的隔离营。
他还要求医官们每日向主管医官呈交疫情报告，以便统计病亡人数。四个分区的居民都要求在右臂佩戴政府分发的臂章，分为白、红、黄、蓝四色。佩戴某色臂章者，可在它所代表的分区内自由行动，但若要进入另一分区，必须经过特别许可。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城外军事封锁线，未经防疫局特许官兵不得进出城区。
为了保证隔离制度的贯彻执行，伍连德从长春调来一千多名步兵分组驻守各地，监视陌生人闯入和阻止病人及接触者逃跑。他还征召600名警察成立警务分队，接受防疫工作的训练，协助医官处理民事工作。伍连德还尽可能地租用那些关闭的学校、撤空的客栈和大车店等建筑，统一改造为四个部分的防治空间：办公区、消毒站、医务人员宿舍和接触者的隔离营。严格刻板的规矩虽然复杂，但是运行良好。在隔离制度开始实行的第一个月内，鼠疫死者总人数已达3413，最严峻的一天死亡183人，而恰好一个月后，死亡人数下降为0。伍连德兴奋地总结说：“此确为科学组织之胜利也！”
百年前“抗疫战”的影响与启示
伍连德还有一项防疫措施影响深远，这就是推行火葬。当时伍连德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尸体。由于天寒地冻，挖土掩埋非常困难，成百上千座棺材被凌乱地扔弃在乱坟场。在伍连德看来，这里简直就是鼠疫杆菌求之不得的天然冷藏室。一旦天气回暖，鼠疫杆菌又将通过老鼠、跳蚤等中间宿主制造更为可怕的疫情。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实施火葬。但是，此举极有可能引发当地民众的愤怒反抗。毕竟入土为安是中国人最古老的信仰之一。伍连德深知兹事体大，一面上奏朝廷，借助皇帝的天威来强制推行火葬，一面邀请士绅参观坟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在朝廷和士绅的联合支持下，他顺利地解决了尸体处理的难题。后来，对染疫而死的尸体采取焚烧火葬的方式逐渐成为惯例，影响至今。
回顾百年前伍连德领导主持的这场防疫大战，人人戴着口罩的我们会忍不住涌起似曾相识的熟悉感。伍连德在晚年的回顾总结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深刻的启示。在题名为《“鼠疫斗士”伍连德》的回忆录中，他这样说道：
中央政府意识到形势之严重，于开展防疫之各阶段，采纳训练有素之医务行政官的建议，运用诸般科学措施，终于成功将疫情置于控制之下。医疗组织实乃仓促开始，且面对保守如中国之种种障碍，然而其措施，诸如尸体解剖和疫死者之集体火葬等，一经取得北京朝廷之鼎力支持，依然证明其为民谋利之能力。值此时期，朝廷旨意借不断下达、毋庸分说之“上谕”饬令地方，其声威远强于实现共和后之政府。
换言之，伍连德认为庚辛东北大鼠疫的防疫胜利建立在以下三个因素上：专业指挥、权力集中和行动果断。首先，清政府的各级官员知难而退，主动将防疫指挥权交给专业人士；其次，清政府用人不疑，赋予伍连德全权；最后，面对非常事态，清政府敢于支持伍连德果断采取非常措施。令伍连德感慨万分的是，十年之后，东北再次爆发大鼠疫（腺鼠疫）。军阀割据时代的北洋政府表现糟糕，远不如昔日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即使在今天，伍连德总结的这些原则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一百多年前的东北大鼠疫为我们留下的经验和教训不胜枚举。笔者认为，特别值得一谈的是这场鼠疫的起源。探究病菌传播的起源是每一个细菌学家、病毒学家义不容辞的职责。目前，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仍然是众说纷纭。但是，在俄国科学家的帮助之下，伍连德很早便确定了这场鼠疫的源头。疫情消灭后不久，他在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上公开发布了这个重大发现。这次由清政府主办的鼠疫研究会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自12个国家的众多专家学者（如北里柴三郎）应邀出席了此次会议。这次长达26天的会议是名副其实的“胜利的大会”“成功的大会”，不仅为鼠疫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而且也成功地扭转了遭受疫情沉重打击的清政府的国际形象。伍连德作为会议主席，发表了意义非凡的主席报告。他指出，肺鼠疫起源于蒙古旱獭，而不是各地常见的鼠类。
谁挑起了“无硝烟的战争”？
借助伍连德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导致庚辛东北大鼠疫的根源其实是铁路发展促进的全球化。病旱獭会引发瘟疫已经是蒙古、西伯利亚等本地居民众所周知的常识。草原地区的各种传统习俗保证了他们只会猎取健康的旱獭，同时尽可能地远离病旱獭和感染病患，避免了疫情的扩散。经过至少数百年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鼠疫杆菌、旱獭和人类最后形成了微妙的自然平衡。
但是，随着1903年中东铁路的开通，蒙古草原、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地区迅速被纳入到日益拓展的全球贸易圈中。这里的名贵特产貂皮成为世界闻名的奢侈品。貂皮的供不应求也刺激了替代品的出现。精明的皮毛商人们将目光转向了蒙古旱獭。随着一种新工艺的发明，旱獭皮经过简单加工后其成色堪与貂皮媲美。不法商人为了牟取暴利，高价收购旱獭皮。闯关东的山东移民们像淘金客一样搭乘火车纷纷涌入蒙古草原。他们无视草原人民自古相传的捕猎习俗，逢洞必挖，见獭必杀。鼠疫杆菌、旱獭和人类艰难形成的生态平衡被彻底打破。
鼠疫杆菌沿着铁路线迅速向人口稠密地区袭来，从满洲里到海拉尔，从海拉尔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长春，从长春到沈阳，最后扩散至北京、山东。数月之间，五六万人惨死于这场可怕的大鼠疫中。东北亚地区的交通和商业也损失惨重。幸好科学家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证明了东北大豆等商品不会传播鼠疫，才使得国内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
正如有科学家直言，“对于病毒来说，人类才是病毒”，疫情的爆发总是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剧烈改造密切相关。从工业革命以来，蒸汽轮船、铁路和电报推动了全球化的日益加速。众所周知，全球化为资本、商品和人的高速流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与此同时，很少有人意識到全球化也带来了巨大的生态挑战。一方面是人类居住环境的多样性正在消失，另一方面是微生物的传播速度也与时俱进。一旦疫情爆发，世界各地相隔万里的人们都将面临危险。纵然死亡率会大大降低，但是严格的隔离检疫措施必然会减缓商品和人的流通速度，从而导致空前巨大的经济损失。
十九世纪以来，生物科学和医疗技术的突飞猛进让人类自信满满。彻底消灭各种传染病似乎指日可待。随着疫苗的出现和抗生素的发明，曾经威胁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可怕瘟疫如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白喉等等纷纷销声匿迹。然而，2003年的SARS病毒、2013年的禽流感病毒和如今的新型冠状病毒却一次次地为我们敲响警钟，微生物与人类的生存竞争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准备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