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奥巴马
在我的人生中，我曾是一名律师，一家医院的副院长，一家帮助年轻人开创有意义的事业的非营利机构的负责人。我曾是一名出身工人阶层的黑人学生，在一所几乎全是白人学生的学费昂贵的大学里就读。我曾是各种场合中唯一的女士和非洲裔美国人。我曾是一位新娘、一位疲惫的新妈妈、一个伤心欲绝的女儿。不久前，我刚刚卸任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夫人。第一夫人不是一份真正的工作，却给了我一个超乎想象的平台。它给我挑战，让我谦卑，鼓舞我，又贬低我，有时这些会同时发生。
关于人生、关于未来，我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但是，我了解我自己。我的父亲弗雷泽教我努力工作，保持开心，信守承诺。我的母亲玛丽安教会我独立思考，发出自己的声音。
成为我
1964年，我出生在芝加哥南城的一个黑人家庭里，我们一家四口人，我还有个哥哥。爸爸是一个普通的蓝领工人，而妈妈早早开始教我读书认字。小时候，我的愿望很简单。我想要一只狗，我想要一栋带楼梯的房子，我还想要一辆四门的旅行车。
从高中起，我就有种种担心，大部分都可以归为同一个问题：我是否足够优秀？每一次证明自己一次之后还有下一次挑战等着我，我不断地给出自己的答案。从普林斯顿毕业后，我去了哈佛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毕业以后，我顺利进入了盛德律师事务所工作。我加入了精英群体，才25岁，已经有了助理，挣的钱比我父母这辈子挣的钱都多。
我的男朋友是个了不起的人。贝拉克·奥巴马在物质上没什么要求，他的钱基本都花在了书上。那时候，他可以在任何一家薪水丰厚的律师事务所找到工作。但是，他对此不感兴趣。他在构思一本关于美国种族的书，还说他计划找一份与自己的价值观相符的工作。他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如此笃定，这种天生的自信让人钦佩，也让我不由得怅然若失，一直在无意中质问自己：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想以怎样的方式为世界作贡献呢？
贝拉克是唯一一个告诉我大胆去做的人：消除顾虑，向着会让自己开心的方向前进。
成为我们
我们在一起一年后，在谈结婚的事。但我们对婚姻的看法大相径庭。对我而言，结婚和生孩子一样，都是理所当然的。贝拉克不反对结婚，但是他并不着急，对他而言，我们彼此相爱就足够了。他將婚姻视为两个人爱的结盟，两个人可以过着平行的生活，不需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或追求。对我来说，婚姻更像是一种完全的合并，将两种生活重塑成一种，家庭的福祉应该被置于任何计划或目标之上。“我不认为一个人追求梦想必然需要自己的另一半做出牺牲。”我在日记中写道。
1992年10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六，贝拉克和我结婚了。我对我们的婚姻充满信心，对面前这个男人充满信心。
对于婚姻里出现的几乎所有问题，最佳的也是最行得通的方案就是？ 你要想办法去适应。我们在学着适应，将彼此融进一个更坚实和长久的“我们”的形式中。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我们需要为对方做更多。
对我而言，“妻子”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词。我既想成为一名独立的职业女性，活得洒脱而充满激情，同时我也想做一个能够保持家庭稳定、有牺牲精神、看似平凡的妻子和母亲，像我的母亲把自己全部奉献给了家庭那样。这让我困惑。
1996年，当贝拉克决定从政的时候，我心里一百个不愿意。我并不喜欢从政者，所以也不愿意让我的丈夫成为一名政客。不过显然，我阻止不了。
1996年11月，贝拉克被选入伊利诺伊州参议院。
这段时间，我们在尝试怀孕，但是事情并不顺利。我曾经成功怀上过一次，但是几周后就流产了。我们尝试做试管婴儿。所有这些治疗和不确定性都让我感到焦虑。也许就是在这时候，我第一次对政治以及贝拉克对工作的坚定投入有了一丝怨恨。或者说我只是感到了作为女性的巨大负担。
通过试管婴儿的方式，我生下了我们的两个女儿，1998年7月4日，玛利亚降生，2001年6月10日，萨沙出生。像所有父母一样，我们对孩子寄予了厚望，祈祷她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我的小女儿在吃母乳，三岁的大女儿在上幼儿园，我丈夫的政治活动日程乱七八糟，所以家里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落在了我身上。工作让我疲于奔命，做得也不好，而且养孩子的花费快要耗尽我们的积蓄了。保姆的离开，让我发现要保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有多么艰难，我感觉像失去了一个臂膀，我在纠结是否要在家做全职妈妈。
我意识到在家里陪孩子的每一分钟和每一小时的价值，于是和贝拉克谈过之后，我决定在兼顾家庭的前提下，面试一份大学医学中心的工作。我想要全职工作，领一份有竞争力的薪水，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负担抚养孩子和家务的开支。
这是我家的新算术题：我们有两个孩子、三份工作、两辆车、一套公寓和零空闲时间。
贝拉克一贯不守时。每到星期四晚上，我经常推迟女儿们上床睡觉的时间，等着和爸爸拥抱，或者我独自等着和贝拉克一起吃晚饭。然后我等啊等，慢慢发现，“快到家了！”并不能表示他真正到家的时间，我的怨气也越来越重。我们开始频繁且激烈地争吵。
我38岁了，看到了其他人的婚姻解体，这让我想要保护我们的婚姻。所以我为我们预约了市区的一位心理医生，尽管贝拉克起初不愿意尝试婚姻咨询。后来，我们接连去找他做过几次咨询。
每次贝拉克和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们都感觉离彼此更近了一些。我渐渐意识到，我有办法让自己更开心，不必非要贝拉克退出政界转做某个朝九晚六的基金会的工作。当然，贝拉克也在努力改进，但是我做出了我的调整。
首先，我下决心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我在一周抽出几天，五点钟跑到健身房锻炼，然后六点半回到家，照顾女儿们起床。这个新的生活规律改变了一切：平静和力量，回来了。其次，在回家吃饭这个难题上，我制定了更适合我和女儿们的新规矩。我们定下时间表，每天晚饭时间是下午六点半，洗澡是在七点，接着是读书、拥抱，最后在八点整熄灯。这个作息是雷打不动的，这就把责任放在了贝拉克身上，他要么赶得上，要么赶不上。
我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家庭正常而稳定地运转，但这永远不是贝拉克的目标。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并接受了这一点。我没有选择，只能调整自己以适应贝拉克经常不在身边的生活。
成为更多
回首8年的白宫时光，我希望我给社会带来了一些积极的改变。我们开垦了白宫菜园，还倡导了一项新的运动“让我们行动起来”？ 力争在当今这一代儿童中解决肥胖症蔓延的问题。我还推出了“联合力量”计划，推动服役士兵、退伍军人的就业、健康和教育支持。第四项行动计划，名为“让女孩学习”，旨在通过政府层面的努力，帮助全世界范围内的女童，让她们都有机会接受教育。
2017年1月20日，我和贝拉克最后一次走出白宫时，也同时开启了新的人生。虽然我已54岁，但我仍在追求进步。
对我来说，“成为”应该是一种前进的状态，是永不放弃要继续成长的想法。我成为一位母亲，但是在为孩子们付出的同时，我一样可以从她们身上学习到很多；我成为一名妻子，但是，对于如何去爱一个人，对于与另一个人携手生活，我仍在适应，有时也会遭遇挫折；从一些标准来衡量，我已经成为一名拥有权力的女性，但仍然有很多时候，我感觉没有安全感，感觉自己被忽视。“成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需要耐心，也需要艰苦付出，二者同等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