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穆特·科尔曼 苏明月
德国家族企业基金会(Foundation for Family Businesses)是一个代表家族企业利益的协会,不久前,针对家族企业,德国家族企业基金会发布了一份基于地域因素的国家排行榜。在这份榜单上,德国排在第16位,日本、意大利、法国等国家排在德国后面,而英国和美国等国家排在德国之前。显然,英国和美国都在传统产业实施了去工业化,这也让它们跟传统的德国家族企业并不构成明显的竞争关系。从长期来看,这些地域因素会和其他竞争力因素相平衡。
一般而言,为了确定那些具有特殊影响的因素,人们需要一个基准便于同行比较,在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中,这个基准就是各国的平均值。
的确,德国是人力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仅次于瑞士或瑞典等小国,但德国的人均产出水平无疑是最高的。这是因为,对于德国公司来说,它们有很多选择和方式来避免或对冲高昂的本地成本,比如:从东欧的供应商或自己设在东欧的子公司采购材料―众所周知波兰、匈牙利甚至更远的东部地区的成本水平,与中国的成本水平相比是有竞争力的;或者,总部位于德国的公司还可以在其主要出口市场建立生产设施。对这一点我们不再进行具体分析。我们试图超越通常意义下的地域经济因素的范畴,比如工资、税收等因素,我们不从地域经济优劣势的影响去观察,而是立足于一家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的角度―该企业活跃在工业化国家的所有主要地区,对德国企业进行分析解读。
德国工程设计产品&产业集群区域
德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是不争的事实。德国就业人口中,工业的从业人员比例相对较高,占4,400万就业人口的近20%。考虑到较高的生产率,工业产品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甚至更高,约为25%。其中,对工业部门作出贡献的主要行业是:
汽车工业及其次级供应商;
与汽车和供应商公司有紧密联系的机床工业以及制造设备行业;
化工业;
电子产品行业。
这四个行业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们在德国有很大的业务规模,还因为这些行业中德国的龙头企业也是各自世界市场上所在行业的领先者。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世界市场上还有一些德国并不占领先地位的领域,这些行业包括金融服务和银行―美国、英国、瑞士在这些行业居领先地位,以及时尚、服装行业和电子硬件、软件行业。
从工程产品来看,概括而言,在B2B领域和汽车市场德国企业都很强大,而这些行业主要提供的是“工程设计”(engineered)产品。所谓“工程设计产品”,是指由工程师(而非艺术家)设计,根据客户的广泛需求生产制造,并且在制造过程中,确保质量至关重要。
根据“资源决定论”(Resource-based View)这一现代战略分析方法,一个公司的成功取决于其特定的资源。这个原则也适用于由企业集成的经济及其各个行业。其中,这些成功行业必需的人力资源取决于当地工程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发展。
德国公司生产的“复杂”工程设计产品及其改造应用型产品,都是由高技能的工人完成制造和组装的。这些工人在德国双重职业培训制度下接受教育、培训之后进入社会。德国西部和南部地区是这些工程设计产品相关产业的密集集聚地,这些地区为产业集群所需特定资源的积累和发展提供了支持。从更大的产业集群范围而言,德国这一地区与意大利北部、法国东部、捷克和奥地利等邻近地区一起,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产业集群。可以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大型工业中心所需的一切都可以在这个地区找到。
人们可能因此产生疑惑:德国的产业实力是否建立在政府的特殊支持之上?事实上,德国从未经历过大型企业“国有化”的阶段―当然,二战后的东德除外。国有企业曾经存在于铁路、邮政、电信和航空等行业。但后来这些企业大多私有化了,因此可以说目前的产业结构是私营产业所取得的成就。当然,德国政府也制定了一些例外的政策,比如政策不仅补贴农民,而且还补贴煤炭开采业和造船业。但这是自由经济政策的重要例外,也因此德国经济形成了钢铁工业的集中和纺织及制鞋企业的大规模迁移。
优秀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
曾有一个调研让德国人感到失望,这项调研对欧洲国家10岁学生的表现进行了比较,而在该调研中,德国并没有排在最前列。显然德国工业界和社会各界都期待政府能进一步投入完善和建设良好的教育体系。但目前从平均水平而言,德国教育体系相对是比较好的。其中,德国的高等教育水平高于这个平均水平。一直以来,德国都保持了这样一个传统:5%最优秀的学生都会读博士,而为了撰写博士论文,他们需要再花三年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同时在德国,相应的教育开支是每个有才华的学生都能负担得起的。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对于技术工人的培养,有一个独有的特色:在德国,一个学生要经过三年的职业培训后,才能成为一个熟练工人。这就是“双元制职业培训”(Dual Vocational Training)。所谓“双元制职业培训”是指,凡接受九年普通义务教育后不再升学的青年,就业前都必须接受三年职业义务教育。因为这项职业培训是由私立的企业和公立的职业学校共同实施(以企业为主),故名“双元制”。
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双元制职业培训”不仅对一般技能劳动力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也具有重要意义。一个熟练工进入其职业生涯后可以成为“高级技师”(master)。但过程中他需要进一步学习技术教育和工商管理的课程。在德国,高级技师素质高超,备受尊敬。通常,高级技师也会加强工程学方面的高等教育的学习。
因此如果说在德国,政府确实对企业提供了支持,那就是用上述的这些方式,其中支援的重点就是私营企业和家族企业。此外,在德国还有很多为中小型企业提供常規支持的机构和组织,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这是一家政府所有的政策性银行机构,该机构管理着对大中型家族企业有益的各种融资项目。
在德国,工会的作用无疑是德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传统上,德国的工会没有意识形态基础,致力于维护工人的利益,尤其是技术工人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工会几乎完全是按企业组建的。其结果是,每个公司都只有一个强大的工会。工会遵循的政策是要求实际工资增长和其他福利。因此,他们也认为提高生产率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不会阻止不断提高生产力和全面降低成本的措施。
德国企业追求连续性和适应性而非革命性
在德国,私营公司的资金来源于股东权益,即留存利润,以及银行融资。与美国企业或英国企业相比,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融资的重要性在德国要小得多。
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美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就会发现,它更多的是一种彻底变革的模式。在美国,工业公司的所有权主要掌握在股票市场的金融投资者手中。如果一家企业陷入了战略困境,投资者就会抛售手里的股票。公司随后要么被合并,要么倒闭。在美国,钢铁和造纸等古老行业早已不再受投资者青睐,并且正在不断衰退。这种情形被认为是正常和合理的,因为这可能是硅谷等新兴产业崛起的先决条件。
而在德国,这些现象并不存在。德国企业的发展与美国企业完全不同。首先,在德国,被广泛持股的上市公司通常只是数量较少的超大型企业。其次,由于种种原因,家族公司对其原来的行业都有着更高的忠诚度。其原因在于,第一:这样的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为全面收购活动提供融资;第二:家族企业所有者会回避将其财富的大部分投资于他们没有技术专长的领域的行为。
随之形成的模式是,即使是老牌公司,都自始至终拥有深厚的技术基础。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技术上的连续性是与适应不断变化的挑战和把握新机遇的意愿相结合。这种适应性通常建立在新专有技术推动的内部有机发展基础之上,更多的是一种渐进的演变过程。对于德国企业而言,如果出现这种机会,就会进行必要的投资,而不去计算投资回报率。
同时,德国企业专有技术基础的不断更新,还得到了关系紧密的大学网络的支持。在德国,除了大学之外,还有专门从事研究的机构:马普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s)从事各种基础研究;弗劳恩霍夫研究院(Fraunhofer Institutes)是与工业企业联合开展应用型研发项目的研究中心;赫尔姆霍尔兹学会(Helmholz Society)还组建了各种专门研究机构……德国用于军事基础研究的预算可能比美国要少,但致力于产业研究的研究人员数量和用于产业研究的预算,德国肯定超过了大多数其他国家。
德国企业家精神
可以说,德国企业始终致力于连续性和适应性的平衡,以及开发和探索的平衡。在对德国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德国企业家关注的两个基本方向:
一是利用特定商业活动的盈利潜力,如“股东价值原则”(Shareholder – Value – Doctrine)要求的商业活动;
二是探索全新的机会,比如通过创业活动来争取大型“独角兽”企业。
德国家族企业正在利用其成功业务板块的连续性方面寻求平衡。当然,这种连续性不是基于追求利润驱动的,而是基于追求卓越和追求稳定所驱动的。过去,大多数工业部门都能将这一战略与技术升级和征服新应用领域的大量探索结合起来。将这两种能力结合起来,是在方向和时机上取得平衡之举。而在创新极其重要的汽车工业中,平衡是成功的关键。
译/艾鲁
专栏作者
赫尔穆特·科尔曼(Hermut Kormann)教授 从一家德国家族企业CEO的职位上退休后,在德国齐柏林大学(Zeppelin University)授课并研究家族企业的战略和治理。此外,他还在数十家公司董事会任职,目前活跃在六个家族企业的董事会中。他经常与中国的家族企业研究机构进行交流,并与中国企业家定期研讨。
苏明月博士 拥有20年任职家族企业及民营企业总经理和董事的經验,其中有13年供职于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子公司和中国的民营公司。现居中国,教授EMBA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