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丽丽
在重大危机事件面前，慈善捐赠对效率的要求超过了传统慈善从业者的认知。当一线各种物资告急的时候，如何最有效率地满足这些需要考验着所有慈善机制背后的应急机制。这也让直接援助组织和慈善信托在这场疫情面前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与效率、应急机制紧密相联的就是慈善行为背后的公信力，这也让人们从此前单纯关注捐助执行事务层面的问题向关注结构化管理层面的问题过渡，开始考虑整个慈善捐助的构架，如何高效、透明、有效率的运作，这不仅仅是愿望问题，更是制度、技术以及一系列方法论的完美配合，需要专业机构领先一步的战略性资源布局。
所以我们相信这次抗击疫情的背后，是对我国慈善模式的一次淬练，是对应急机制背后的技术及资源合作的升级。我们从一些涌动的现象看到其背后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趋势，希望引发更多的关注，为不期然的未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而在这些准备中，应该有所有人的力量。
直接援助机构的高效救助
疫情暴发后，1月31日，正是湖北武汉医疗物资告急、迫在眉睫的时刻，武汉大学北加州校友会和华中科技大学北加州校友会（Wuhan United）通过国际直接救济组织（Direct Relief）将第一批共计17个托盘2.5吨重的医疗物资直接送达武汉协和医院，其中包括20万个医用外科口罩、2.75万双医用手套及4000件防护服。
正是这次捐助，将Wuhan United和Direct Relief送上了微博热搜。
随后，2月3日，Direct Relief第二批共计20个托盘2.7吨重的医疗物资送达孝感市中心医院，其中包括3.7万只口罩，9000件防护服，5万只手套。
2月6日～7日，Direct Relief第三批共计77个托盘10吨重的医疗物资离开位于加州的仓库，分批前往武汉市同济医院、黄冈市黄州总医院、孝感市中心医院以及重庆市慈善总会，其中包括25万个N95口罩，34万个医用手套以及鞋套、防护服、隔离衣等。
直到记者发稿日，Direct Relief网站还记录了其发往温州的紧急医疗援助物资，同时这样的援助依然在继续。
或者，很多人会诧异，在这场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国内医疗物资极度紧缺，传统的慈善救助行为缺少应急机制很难实现点对点的直接救助时，为什么Direct Relief却可以帮助实现而且是跨国运输直达医院前线，它到底有着怎样的运行机制，又有哪些做法可以为国内重大安全事故救助应急机制的完善提供借鉴呢？
Wuhan United官方微信号显示：Wuhan United是由武汉大学北加州校友会和华中科技大学北加州校友会共同创立，自1月24日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将最急需的医疗物资直接送到一线医院。然而，他们很快发现直接购买大量医疗物资现货非常困难，并且意识到大型国际非营利组织（NPO） 的医疗物资储备可以第一时间用于灾区。于是，Wuhan United联系到了国际救援组织Direct Relief，为武汉协和医院申请到第一批救急的医疗物资。
随后，在武大华科校友会、美国联邦快递、中国邮政的协作下，Wuhan United团队在36小時内顺利打通了运输途中的清关、装卸货、货物运输与跟踪，又通过两校在各地的校友会完成武汉、孝感、黄冈等地的地接任务，保证了物资顺利、准时到达。
在总结这次援助时，Wuhan United方面表示，“与这些拥有充足医疗物资资源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并发挥Wuhan United强大的校友会网络协助运输、清关地接等渠道，我们能够最有效率地将急需的医疗物资第一时间送到湖北的一线医院。”
显然，拥有充足地医疗物资资源正是Direct Relief这类国际直接援助组织的重要特点。“事实上，他们不仅会大量储备用于急救的各种医疗物资，同时，基于多年世界性大规模紧急事件的救助经验，他们还设计了大范围的急救产品，来满足弱势群体在灾难前和灾难后的救助需求。”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该组织最大的宗旨就是高效（Efficient）、有效（ Effective）、透明（Transparent）。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实现这三个目标的。
在Direct Relief，有10项非常重要的指导原则，其中一项即是“Lift from the Bottom， Pull from the Top”，有点类似中国古语中所说的“劫富济贫”的味道，借助强者的力量来帮助弱势的人群，所以Direct Relief与世界性的领先公司、著名机构等建立有广泛的联系，甚至是一起工作。比如2018年，Direct Relief就曾经同特斯拉联手打造微电网，以保证其在美国加州圣巴巴拉的药品仓库在灾难期间得以正常运营。因为圣巴巴拉地区地处地震和山火的易发地带，加上地理位置上基本处于被隔绝的状态，因此远程电力输送和应急物资供应在面对灾难时会非常脆弱。而特斯拉的微电网曾在2017年波多黎各遭遇飓风袭击后的救灾中表现出色，于是成为了Direct Relief的合作目标。
从这一案例中，不难看出Direct Relief在应急事件中的经验与远见，同时它也会不断地关注并引入全球领先公司的技术，以备不时之需。
除此之外，Direct Relief的另一个重要宗旨就是要消除各种障碍，创造透明、可信、最优成本以及高效的渠道，来满足灾难一线的关键性医疗资源，尤其是各种药品、医疗物资和设备。这也意味着，它要拥有全球最高效的供应链和物流链条。
也正因如此，Direct Relief会不断强化其与各方面战略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打造一张面向全球的紧急救助的战略合作网络。
面向危机时的快速响应同样是其重要宗旨，为了能够及时实现对幸存者的救助，Direct Relief会与当地的合作伙伴一起工作。同时，要保证花费每一块钱背后的最大化的救助价值（改善人们健康的能力），以及募捐和行政费用的最低化。同时，Direct Relief强调，应急救助并不仅仅是物资的储备问题，它同时还需要组织最好的商业、技术、公共政策以及各种方法。
显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国内慈善机构和各类救援组织值得借鉴的，而这次疫情从各个维度给我们上了一堂课，那就是我国慈善救助的应急机制亟待完善。
慈善信托：定向+效率+公信力
“本次抗击疫情，给了我们设立长期公益项目的机会。因此我们管理层当场就决定发起慈善信托，让这些定点医院的医护人员得到帮助，让患者得到资助！”迈科集团董事长何金碧表示。2月4日，迈科集团作为出资方，认购520万元的“陕国投·陕西慈善协会-迈科集团-众志成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慈善信托”顺利通过中信登和银监会备案。公开信息显示：该信托规模不超过3000万，首期已到位1000万元，将全部用于捐助定点医院以及被确诊的患者。
而在此前的1月26日，中国信托业协会发起设立了全国第一支“抗疫慈善信托”？ “中国信托业抗击新型肺炎慈善信托”，68家信托公司全部参与，2020年1月26日至1月28日，短短3天时间内，募集资金达3080万元。在此之后，各种类型的抗击疫情慈善信托开始在各地开花结果，比如2月14日，上海备案成立的第一支抗击疫情专项慈善信托？ “上善”系列赴鄂救援抗击疫情慈善信托，定向指向了赴湖北的上海医护人员。
与此同时，光大银行代销的第一支慈善信托产品“光信·光筑·浦汇恒鼎尊行-加油武汉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就是信托计划与慈善信托的有效结合，一方面信托计划主要投资于流动性较好的标准化金融资产，另一方面，投资增值超过业绩基准的部分收益投向光大信托管理的“光信善-大爱无疆慈善信托”，由慈善信托将善款专项用于采购防疫物资，以支持武汉定点医院抗击疫情。此外建信信托也设立了首支专注于建筑劳务工人的慈善信托？ “建信信托关爱建筑劳务工人慈善信托”，为该信托提供优质高效的受托人管理服务。同时，建信信托不会收取任何信托报酬。从建信信托关注的角度来看，他们预判到“对全国近5400万名建筑劳务工人而言，家庭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必须尽快复工获取收入，但是防护措施和防护知识的缺乏，可能会在疫情期间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9月1日，我国就实施了《慈善法》，但慈善信托并没有太大的进展，那么，为什么在本次抗擊疫情的过程中慈善信托会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呢？
在京都家族信托团队看来，这应该源自慈善信托的设立效率。“实际上，早在2001年颁布的《信托法》 中已专设公益信托一章，这也是我国公益慈善信托的起点。但直到2016年9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了《慈善法》，明确慈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由民政部门进行管理。与此同时规定慈善信托设立实行备案制，只需受托人在设立时到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即可，这大大降低了设立门槛。”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韩良表示。
的确，根据《慈善信托管理办法》规定，“受托人应当在慈善信托文件签订之日起7日内，将相关文件向受托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未按照前款规定将相关文件报民政部门备案的，不享受税收优惠。”不仅如此，慈善信托的设置也没有出资额限制，没有类似于《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这样的出资门槛，理论上1元钱就可以设立慈善信托。
应该说，正是这样的法理设计，奠定了慈善信托在紧急疫情面前可以高效设立的重要的制度背景。而它之所以能吸引金融机构多方参与的重要原因还在于规范化运作背后的公信力和透明化，这同样得益于慈善信托的制度设计。
同样拿慈善信托与基金会的运作模式来做比较，在对基金会的捐赠中，捐赠者的财产一旦捐献给基金会，就与个人无关了，即便可以作为被捐赠对象的管理者出现，但其体现的也仅仅是管理权等。但是，在慈善信托里，捐赠者与捐赠财产的接受者之间是一种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虽然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来打理财富，但是委托人将保留监督的权利，甚至可以通过委托人管委会的设计，形成对受托人的监督和制衡，可以对慈善信托财产进行更透明、更规范和更高效的管理，在必要时做出更灵活更自由的安排。
比如，在上述迈科集团与陕国投共同成立的慈善信托中，委托人为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及其他有意参与的自然人或机构，受托人为陕国投和陕西省慈善协会。它一方面将资助目标定向：一是新冠病毒肺炎定点治疗医院，二是被确诊为新冠病毒肺炎的患者。另一方面对整个运作流程也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比如若捐助方案是信托资金，陕国投出具划款指令将资金直接划转至接受捐助者的账户。若捐助方案涉及实物捐助，包括一次性医用口罩、防冲击护目镜、N95口罩等物资，陕国投将会把募集物资交陕西省慈善协会执行。”
正是这样的安排，将 “管钱”与“管事”分离，一方面保证了专业高效，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信托的公信力。加上信托公司受银保监会监管，同时慈善信托还接受民政部、委托人、受托人、信托监察人等多方监督，公信力得到了多重保障。
不仅如此，2020年1月8日，民政部发布《慈善信托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备案后的慈善信托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提供的统一信息平台公开必要信息。因此，一旦该办法正式施行，慈善信托完成设立、变更等备案程序后，受托人应当在收到备案回执之日起7日内，在届时确定的平台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
当然，毋庸置疑的是，慈善信托在履行上述公开义务的同时，也将获得更高的社会透明度，进而带来更多的社会认可。有分析人士就指出，“目前部分基金会公信力缺失，从长久发展来看，中国公众慈善事业需要注入信托的制度因素。慈善信托让公益更有个性、更加可信、更加高效，慈善信托也有望成为公益事业的新方向。”
而实业界人士也会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捐赠中看慈善信托的潜力，正如迈科集团董事长何金碧所指出的，陕西当前多个慈善信托的发起人中，“公司主体”相对较少，我们盼望以“防疫控疫”为契机，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实业机构“重新认识”慈善信托这一工具，设立方向多元的慈善信托，让越来越多的“善款善举”获得规范管理，公益项目获得长效推进，让金融创新惠及万千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