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琳
来自广州市天河区先知行同心公益学社理事长林丹，是一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在公益好友的带动下，加入了一项紧急的志愿服务：通过微信分诊群为湖北因新冠病毒肆虐而居家隔离的居民提供线上心理疏导。那些刚刚进群的居民，他们着急、担忧、焦虑、恐惧不安。在专业志愿者凌晨结束了线上咨询服务后，这些居民仍然睡不着，想找一个和自己处境相同的人聊聊天，说说话，相互安抚，舒缓压力。很多志愿者为此也纷纷延迟了自己的睡觉时间。
这是一项由职业公益人发起的建制化专业志愿援助，与物资捐助不同，该援助从公益人擅长的社会工作手法切入，提供软性的关怀服务。
这项援助自2020年1月30日启动以来，加入其中获得陪伴和疏导、咨询与服务的隔离居民，以每天新增200多人的速度在扩大。直接参与这项援助的400余名专业志愿者，有的是医生 ，有的是社会工作者，有的是心理咨询师，是从全国1500名报名的志愿者中经过筛选、培训和匹配后组成的志愿服务团体。匹配志愿者与受助者的，是熟悉在地信息的一线社工机构；统筹志愿者招募、培训、平台搭建以及各类知识传输保证项目持续运行的，是北京博能基金会；为这项援助提供资金的，是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志愿者、组织者、捐赠方，组成了公益服务链条，最终的目的，是让惊慌失措的隔离中的居民，得到专业咨询与贴心的陪伴。
这是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参与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一个小小剪影。相比之下，医疗等物资的援助，是一个规模更大、曝光率更高的剪影。不同的剪影、不同支援形式，形成了一定的配合與互补。
每一个剪影的背后，都是一条由执行者、组织者和捐赠者组成的公益服务链条，甚至是一张公益服务网络。在2020年春节前后爆发的这场疫情阻击战中，无论是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还是民间公益组织，无论是物资援助还是服务援助，接收捐赠、资源统计调配、物资分发或服务送达以及各类信息数据的汇报与公开，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公益慈善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本次应对疫情的行动中，我们看到民间公益组织在参与社会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第一，民间公益组织的力量和基础仍然处于初期阶段。能够以社区为据点组织志愿服务的一线民间公益组织数量有限，这个在县乡层面的问题尤为突出。乡村公益志愿服务在本次疫情应对的大潮中几乎处于默声状态。
第二，民间公益组织的优势和专业性有待提高。民间公益组织的特点是灵活、多元，但是在本次抗疫行动中，能够像本文开头案例一样，从自身擅长的社会服务角度切入的公益组织并不多见。很多一线公益组织仅仅在物资捐赠体系之中，承担了这个链条上最后一环—物资发放的工作。事实上如果不能发挥自身社区服务的专业性，就会与一般的志愿服务队承担的工作出现同质化，无法满足疫区的多元化需求，民间公益组织的特点和优势亦无法充分发挥。
第三，民间公益组织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同机制仍需进一步摸索。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部门是指挥各路力量的旗帜和主心骨。民间公益组织，则是政府“群防群治”路线中的重要参与者。指挥者和参与者之间如何沟通信息、如何协调配合，仍是未来需要继续探索的课题。
另外，探讨公益慈善机构如何在应急救援中发挥作用，也有几个问题是无法避开的。
首先，像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具有临时性、阶段性、不可预见性的特点。临时调配人力物力便难免出现诸多问题。因此，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也需要做到预防为主、备灾备急。但是公益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公益捐赠。紧急事件发生之时，所需资金、物资可以迅速集结捐赠；而防患于未然的备灾备急工作，募得资金却并不容易。这是备灾备急工作面临的资源困境，甚至曾经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建立起来的应急网络和机制，也会在事件热度退却之后，因资源难续而渐渐解体。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适合公益慈善组织参与紧急救援的简化工作机制。前文已经提过，从接收捐赠到资源统计调配再到物资分发或服务送达以及各类信息数据的汇报与公开，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按照常规的工作流程，势必会削弱公益组织应对紧急事件的效率和效果。紧急救援工作事急从权，一套适合此类行动的简化工作机制同样也应在预防阶段进行完善、救援阶段进行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