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宏泰 高皓
在中国历史上，修桥筑路从来都是困难重重的，更不要说胡应湘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建设的这条路―全长122公里、来回六车道连接广州和深圳的广深高速公路―其技术、融资、管理与营运等不同层面困难之多，难以想象。项目在1984年争取到了中央及地方政府支持，拍板开工，尽管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最终一一解决，1994年终于全线落成，让胡应湘名声大噪。
广深高速开通之初，车流量并不大，然而不久道路使用者就发现了它的便利性，加上经济持续增长，内地的汽车所有量持续飙升，到1995年底，每日车流量已上升至48000辆 （Sayer， 2006）。胡应湘的过人眼光获得了最后胜利，大量心血和投资最终得到巨大回报，胡应湘也因此赢得了“基建大王”的称号。
“基建大王”晋级“亚洲电王”
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信号是：无论兴建高速公路还是发电厂，胡应湘能先人一步地以BOT的方式在内地成功落实发展目标，不但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也令区域内不少发展中国家刮目相看，纷纷向他招手，希望吸引他前往投资，借改善基础设施提升经济发展动力和竞争力。
首先向胡应湘发出正式邀请的是菲律宾政府，该国电力供应严重不足，大大影响经济发展及民生。他们看中胡应湘能迅速高效兴建电厂的能力，早在1986年沙角电厂B厂尚未完工时，便迫不及待地与胡应湘商讨，希望他能同样以BOT方式，到菲律宾投资兴建电厂。
能够扩大市场，胡应湘自然十分高兴，而BOT发展模式经过运作实践也证明有效，胡应湘便接受了菲律宾政府的请求。不过，菲方要求兴建的电厂规模较小，远不如中国的沙角电厂。胡应湘曾提出建更大规模的电厂会更具有成本效益，但菲方希望先完成第一项工程，带有试验性质，胡应湘也就“客随主便”。经过一系列商讨后，双方于1990年签订相关协议。电厂选址在马尼拉北部的Navotas渔港，主要兴建两个电厂，内设四台发电机，总发电量约310兆瓦。第一座电厂在工程开始8个月后完工，并于1991年投入生产；第二座也在1993年投产。电厂成功缓解了菲律宾的电荒，菲方非常满意，胡应湘也因此赢得了“亚洲电王”的美誉 （罗绮萍、陈健民，2000；叶创成，2001；Sayer， 2006）。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亚洲的绝大部分地区，缺电情况相当普遍及严峻，很多国家因贫困无法投入大量资金兴建发电及供电设施。胡应湘能采用BOT模式对症下药，既带来资金和技术，又提供营运经验，自然深受当地政府及人民的欢迎。经过在菲律宾的投资经验，胡应湘也发现亚洲的电力供应市场商机无限，若要充分发掘市场潜力，便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胡应湘参考早年合和实业上市的做法，决定吸纳公众资本来支持市场开拓，并于1993年成立亚洲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Consolidated Electric Power Asia Ltd， 简称CEPA），市场反应十分热烈，让胡应湘成功达成集资8亿美元的目标 （Sayer， 2006）。
有了雄厚资本，胡应湘自然加快亚洲地区的电力投资建设。当时，菲律宾政府提出在菲律宾北部的Pagbilao兴建一座更大的电厂 （总发电量达700兆瓦），亞洲电力发展顺利中标，并立即动工兴建。工程于三年后的1996年落成投产，再次为公司带来源源不绝的收入 （叶创成，2001）。除了菲律宾，公司还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BOT模式开展兴建电厂的投资洽谈，期望开拓更大市场。然而，当1997年各项投资行动紧锣密鼓之时，胡应湘却宣布将亚洲电力发展出售给美国南方有限公司 （Southern Co. Ltd） 旗下的南方能源 （Southern Energy Co. Ltd），作价27亿美元 （Sayer， 2006）。由于此举带有急需套现应急的迹象，令市场大感意外，纷纷猜测所为何来。
海外投资频遇波折 内地发展顺风顺水
原来，胡应湘在泰国投资失利，才被迫出售亚洲电力发展。泰国的投资不但给他带来连绵不尽的困扰，造成严重亏损，更大大影响了他“基建大王”的名声。具体来说，泰国由于公路建设落后，交通拥堵问题严重，上世纪80年代末，政府决意谋求外商投资来解决问题。胡应湘以BOT模式发展基建的经验丰富，自然参与了相关项目的投标，1989年成功获得泰国政府合约，开展了他在亚洲地区的第二个基建项目（Sayer， 2006）。正当他踌躇满志打算再下一城时，想不到这却是一个噩梦的开始，让他一生引以为憾。
在深入研究当地交通混乱的成因后，胡应湘认为单靠高速公路不能根治问题，所以向泰方提出，在曼谷市内兴建约60公里长的高架火车与高速公路的双结合运输系统。这一方案虽与泰方原本的构想不同，但更能有效解决根深蒂固的交通顽疾，在多轮商讨后被接纳，双方签订协议正式动工。
可是，当工程展开后，却碰上多番挫折和争执，让一向不怕处理棘手问题的胡应湘也一筹莫展。先是收地问题。由于地方政府作风官僚，办事效率不高，完全没有协助收地，而是需要合和实业自己与受影响民众逐一洽商，讨论补偿与迁徙等细则，令收地的过程旷日持久，费用高昂，大大增加了工程成本。更为头痛的是泰国的政治环境日异月殊，政权更替频频，当中又涉及政变与军人专政，还有络绎不绝的示威抗议，影响施工 （Sayer， 2006）。这都让工程推进极为困难，进度严重落后。
1995年，泰国政府更提出新方案，要求将原来的高架火车更改为地下行驶。胡应湘自然大力反对，因为这一改动不仅会让建设费用增加三倍以上，而且整个设计几乎要重头来过，白费过往数年的努力。尽管如此，胡应湘也面对现实，意识到原先较理想的设计已难以推进，所以将设计修改得更加简单务实，期望能让工程早日落成不再空转。不过，由于工程一拖再拖，过程中争执磨擦不少，双方的互信和耐性更逐渐流失，让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不少泰国政要对工程诸多批评指责，当时的副首相他信更曾在媒体面前，公开说胡应湘“不诚实”（insincere），甚至将合和实业的英文名Hopewell （意为“好希望”），改为Hopeless （意为“无希望”），加以嘲讽 （Sayer， 2006： 134），令双方关系更僵。
考验发生在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泰国成为风暴肆虐的一个重灾区。资料显示，那一年胡应湘的公司碰到了巨大危机：泰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风暴，将泰铢大幅贬值，同时大幅提高利息。众所周知，大型基础建设属于高资本投入的生意，这种生意的致命伤是利息提升及币值波动，合和实业却在泰国同时碰上了，公司陷入债台高筑的局面。为应付危机，胡应湘只好在1997年初出售亚洲电力发展，减轻沉重的债务压力。
当胡应湘成功出售资产，以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更严峻的打击却扑面而来：泰国政府于1998年1月单方面宣布终止合和实业的基建项目，令项目被迫烂尾收场。为此，公司的早期投资与大量心血化为乌有，更要在接下来的多年里冲销7.24亿美元的坏账。祸不单行的是，合和实业在印尼Tanjung Jati兴建的大型电厂项目，也因印尼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经济濒于崩溃，无奈于同年6月宣布终止合约，合和实业因此在数年内需要冲销的坏账高达44亿美元 （Sayer， 2006）。在这两项投资严重亏损的打击下，合和实业的资产一下子失去了大半，而且由于负债极为沉重，接下来数年的发展也亮起红灯，股票价格一蹶不振。虽然印尼项目的亏损远比泰国项目巨大，但胡应湘对这项投资说得不多，披露的内情甚少，社会自然无法了解其中原因，实为可惜。
幸好，胡应湘在全面开展东南亚基建投资时，也没有放弃内地市场。在广深高速即将完成时，胡应湘已与广东省政府商讨兴建珠江三角洲西部高速公路 （简称珠西高速） 及周遭交通配套设施的计划。由于合和实业过往成绩显著，而相关项目又确实能连接多个县市，方便民众的同时更能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很快获批上马。其中连接顺德市内的主要公路―顺德公路―率先在1995年通车，而更受关注的虎门大桥则在1997年通车，让虎门这个曾因林则徐销烟闻名的地方，再次受到中外社会注目。至于广州市内的东南西环高速，则在2000年通车。可以这样说，一连串的基建项目不但有助于缓解市内交通拥堵问题，也提升了当地的经济活力，当然也为合和实业带来巨大回报。
珠西高速公路发展项目在上世纪90年代末签署兴建。由于当时合和实业的资金紧张，为了更有效集资，胡应湘将内地的基建业务分拆出来，成立合和公路基建有限公司，并于2003年8月在香港、深圳同步上市，成功吸纳30亿港元公众资本，珠西高速公路首期工程得以顺利展开，并于2004年落成通车，过程远较广深高速顺利。第二期工程于2005年动工，到2009年即将竣工时，第三期工程也拉开了序幕。终于，第二及第三期工程先后于2010年和2013年完工，整条珠西高速公路投入服务。从此，珠江三角洲的东西两端便由胡应湘一手兴建的高速公路连接起来，区内不同县市的民众和货物出入方便、畅行无阻。
除了推动基础建设，胡应湘也在港澳大举开发物业地产。在香港，他于上世纪90年代动工兴建荃湾悦来酒店，并于1992年落成。其实胡氏家族早在上一代胡忠扛大旗时就已参与海外酒店经营，但悦来酒店是首家由家族自行设计和兴建的酒店，所以别具意义。与此同时，胡应湘也在九龙湾兴建展览中心，锐意进军展览事业，提升投资多元化。庞大的展览中心于1995年落成，取名香港国际展贸中心 （后来改名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
当然，最让胡应湘牵挂的大型地产项目是争取在湾仔船街一带、与合和中心毗邻兴建楼高92层的大型酒店Mega Tower。在胡应湘的构思中，这个项目有助于活化湾仔区，将合和中心、胡忠大厦及Mega Tower等连接在一起，更能打造成一个崭新的饮食休闲圈，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可惜，项目却遭遇地区民众及城规会的连番阻挠反对，令胡应湘甚为不满 （《星岛日报》，2005年2月26日）。他多次按特区政府部门要求作出调整，例如减少楼层及降低地积比率等。最后，凭着他坚毅执着的性格，争取到底，终于在2012年与特区政府部门达成合和中心二期土地交换及补地价协议，工程预计在2021年完成。
在发展香港房地产项目的同时，胡应湘也在上世纪90年代投资澳门地产业，原因是胞弟胡应滨早年留下的凼仔黑沙村庞大地皮一直没有开发，而家族拥有优先开发权。为此，胡应湘在取得澳门特区政府部门同意后，与何鸿燊旗下信德集团及澳门旅游娱乐组成财团──凼仔新城市发展有限公司，携手兴建大型屋苑―濠景花园及濠庭都会。前者第一期工程于1996年落成，而位置更好的濠庭都会第一期也于2006年完成。虽然濠景花园落成时澳门房地产市道欠佳，但到濠庭都会落成时，市况截然不同，合和实业因此获利不少。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凼仔项目最终能够成功发展起来，洗刷了胡氏家族投资失利的“污名”。
生意上的创新开拓绝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和浪漫，相反，充满出人意料的巨大风险和无数困难。眼光锐利、专业才华出众的胡应湘也多次碰到个人难以克服的困难，让公司亏损严重，几乎濒于破产。要不是胡应湘内地的基建投资在90年代进入丰收期，带来巨大回报，否则泰国和印尼的两项巨大投资亏损，加上亚洲金融风暴中在港澳投资的损失，他很可能如当年的胞弟那样，在波涛汹涌的商海中没顶。虽说合和实业最终安然渡过困难期，但也令胡应湘身心俱疲，他显然没有想到泰国及印尼政府可以视合约如无物，那么不负责任，那两项投资成为他人生事业的憾事（Sayer， 2006）。那时，正逢儿子胡文新刚学成回港，他又已经年过60岁了，所以顺理成章安排儿子加入合和实业，而他则退下火线，休息“疗伤”。
退而不休，第四代接班备受考验
进入21世纪，胡应湘已打算退休。这一方面是他為泰国及印尼项目长时间奔波劳碌，想停下来稍作休息；另一方面是他想到自己年岁渐高，不复当年勇，应该把征战沙场的先锋角色交给年轻人，自己退居幕后，运筹帷幄。至于更为重要的，应该是他觉得儿子胡文新自1999年进入合和实业后，已通过了不少考验，有能力独当一面。正因为这些原因，胡应湘开始认真地筹划接班安排。
胡应湘和郭秀萍婚后育有二子二女，两女胡嘉明、胡芝明都是美国知名大学毕业，一人学医，一人则是建筑师，两人均在外地发展她们的专业，没有加入合和实业参与管理，这说明胡应湘应该没有打算将企业管理大权交到她们手上。两个儿子中，胡文新居长，年幼的胡文康据说患有自闭症 （《壹周刊》，2004年8月12日），所以一直没有出现在公众视线中，社会对他所知极为有限。胡文新几乎可以说是接班唯一选择，因此胡应湘从小对他的刻意培养也不难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