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良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战役中，慈善组织再次被推到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场的前沿，当全民的慈善热情被充分激发，如何将人们的爱心落到实处，对于慈善组织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许多民间慈善组织强大的资源发动能力及做事效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几家官方的公益慈善组织由于人手有限，加之其落后的对数十亿捐款与医疗物资的管理与调配方式，造成一线的医护人员仍然拿不到急需的医疗物资的行为表现也饱受诟病。如何还原慈善的真实面目，如何对政府部门与慈善组织的关系进行重构，如何运用现代的互联网与物流技术对慈善组织、慈善项目进行监督与高效管理，是我们需要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
将公共职能和社会职能相分离
《慈善法》按照现代国际通行的立法规则，对慈善组织的设立进行了符合国际惯例的专章规定。《慈善法》公布之后，我国的慈善组织特别是慈善基金会得到了雨后春笋般的发展，根据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的统计，截止到2020年初，我国的基金会已超7700個。我国的慈善组织虽然数目众多，但在此次抗疫救助中，其应有救助、物资捐赠职能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其原因之一是武汉地方政府的观念落后，过于依赖官方的慈善组织所致。
根据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传染病防治法》，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部门具有统筹使用下拨的资金、调拨的物资和社会善款善物的权力，也有直接接收国际政府组织、公众捐赠的权利，但由于相关政府机构平时并没有专门接收国际政府组织、公众捐赠的对应机构及场所，因此这时官方的慈善组织应该是代表政府部门接收其调拨物资和社会捐赠善款善物的理想机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官方慈善组织一定要将其接受政府部门委托处理突发事件的公共服务职能与自身作为慈善组织履行正常的社会业务职能分开。
其原因在于，第一，两者业务性质不同。前者的业务性质属于临时性的受托业务，政府机构和慈善组织之间是信托关系，慈善组织需要按照政府机构的委托意图从事活动，行使的是受托处理公共事务的服务职能。后者是慈善组织根据其章程和活动宗旨，正常接受捐赠、募集善款，进行慈善项目管理的业务活动。如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一开始明确代表政府接受捐赠主体为官方的慈善组织是适合的，但将社会所有捐赠限定为这些机构则不妥；第二，两者财产性质不同。前者财产属于慈善组织的受托财产，慈善组织并没有所有权。但该财产并不属于财政财产，而是特殊的捐赠财产，需要专款专用。同时还需要把定向捐赠与非定向捐赠区别开来，对定向捐赠必须尊重捐赠者意愿，而后者财产属于慈善组织正常慈善业务管理的财产，政府机构如果要统筹使用，必须要按照慈善组织章程的规定经过一定批准程序才可以。在抗击疫情的最初阶段，由于当地政府部门对官方慈善组织接受政府部门委托服务处理突发事件的公共职能与自身作为慈善组织履行正常的社会职能并不清晰，将两种职能限定为当地官方慈善组织，以及将两种不同性质财产混同，既影响了捐赠物资发放的效率，也招致了社会各界的批评。因此，为了确保慈善组织的规范发展，积极有效地发挥其社会作用，将官方慈善组织的公共职能和社会职能分离势在必行。
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应该平等
虽然《慈善法》对我国慈善组织进行了无差别的统一规定，但现实中，官方慈善组织都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同时在公募资格、慈善项目的获得、税收优惠等方面也远较民营慈善机构具有优势。由于官方的基金会具有的政策优势加之其不直接对捐赠人负责，造成了其存在工作效率低下、项目管理水平较低、不尊重捐赠人意愿的普遍问题。在抗疫初期，善款的使用率、捐赠物资的分配效率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而一些民营基金会的工作效率、项目管理水平有目共睹。卓尔公益基金会联合专业医疗机构，相继在武汉市各区县成立7家慈善、应急性防疫医疗医院，全力保障医疗物资及诊疗药品供应，共设立床位4000多个，免费救治各医院所在地及周边地区新冠肺炎患者。同时，卓尔公益基金会还保障支持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武汉客厅两家方舱医院运行，共容纳床位3000张。因此，为了确保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我们提倡所有慈善组织都转制为社会化的慈善机构。
此外，由于官方慈善组织的特殊身份，加之其较低的工作效率，其在慈善项目的信息披露及时性、全面性与民办慈善组织存在差距。没有比捐赠者更关心捐赠款项的去向了。在互联网环境下，如果慈善组织及时、全面地公布慈善项目信息，慈善组织时时处在捐赠者的监督和质询之下，不仅会大大降低慈善组织的道德风险，也可以大大提高慈善项目的工作效率。在公众的压力下，武汉红十字会已经加大了信息披露的力度，增强了与社会公众的交流，其工作效率有了很大提高，工作效果也有了改善。
将慈善活动与现代的互联网与物流技术相结合是当务之急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全国和全世界各地的捐赠物资正源源不断输送到武汉，但是在抗疫第一线的各大医院，物资仍然十分紧缺。武汉医院里缺乏保障的医生感染问题十分严重。武汉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不堪重负，究其原因，除了上述落后的慈善观念以及较低的工作效率外，慈善组织还应该引入现代的互联网与物流技术，提高慈善效率。
建立国家慈善大数据平台 我国的互联网技术、数据化信息技术已经位于世界前列，互联网技术加持的信息网络和物流网络，可以运用于慈善的一体化高效运作。借鉴国外一些著名企业家运用自己的财富和能力解决社会问题的经验，可以将建立国家慈善大数据平台本身作为一个慈善项目，吸引能够捐献资金、无偿提供技术和人员支持的企业和企业家参加。分别建立慈善需求信息平台、慈善组织平台、慈善信托平台、DAF（捐赠者服务基金）平台、民间公益智库和专业志愿者人才库平台、慈善项目信息披露与监管平台等。通过全时、全链、全网、全方位的互联网慈善运营和监管，让最需要帮助的人在第一时间得到救助和关爱，同时最大限度防范道德风险，提高慈善资源的配置效率。
做好与物流平台的对接工作 我国互联网技术加持的物流网络平台技术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很多互联网企业如京东、顺丰都建立了自己的物流体系。以往慈善组织单独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从慈善物资采购到物资配送的全部环节的做法费时费力。因采用传统的方法调拨抗疫捐赠物资不及时，武汉红十字会的工作效率饱受批评，经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安排，总部位于武汉的九州通医药集团于2020年2月1日起协助武汉红十字会进行仓储运营管理，很快就完成了捐赠物资的入库和分发工作。卓尔基金会依托卓尔集团的全球采购网络，在2020年1月底前包了五架专机将其从全球各地采购的医用物资第一时间运到武汉。慈善组织如果做好与我国各个企业的物流平台对接工作，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善款的筹集和项目的管理上，从而大大提高慈善工作的救助效率。
我们相信：“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慈善回归社会，回归本源，这个世界将会更加美好！
注：作者为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京都家族信托法律事务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