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长期生活和工作在这道“原”的北坡根下，却对此熟视无睹，只是关注着“原”上“原”下人在公社体制解体前和解体后的生活变化，希望在这里能够发现一个“上城的陈奂生”或是“造屋的李顺大”。我真正把探视的眼光集中到这道“原”的昨天的历史，是1985年。在中篇小说《兰袍先生》的写作时，我撞开了旧中国乡村记忆的木门，对记忆深处积淀着的生活的发现触发了我对1949年以前乡村生活演变的极大兴趣，陡然涨起探询的强烈欲念，有一种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欲望，继而写作了《白鹿原》。可以说我发现了现实生活里的白鹿原这个非同寻常的世界，尽力去理解和感受，才写成了小说《白鹿原》。这自然是我构建的一道“原”了，且不敢说是创造。
当初构思和写作《白鹿原》，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写出封建帝制解体后，以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封建理念结构着心理形态的白鹿原上的男人和女人，面对迎面而来的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理念的冲击，原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被搅乱被打碎，以新的文化、新的思想重新完成心理结构的新生的艰难痛苦。这个过程被称作心理剥离。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打碎和重建的心理过程，很难一次完成，每个人物在这个过程中都会经历起码不止“一个故事”。白鹿原这一方社会，整个都在发生着打碎和重构，更不会是一次性完成的。这样，这道“原”在近50年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事件，这道“原”上的人也必然经受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和心理的剥离过程，故事就一桩接一桩地发生了……
当我第一次面对白鹿原上世纪前50年的历史时，有一个人便跃到眼前，就是朱先生的生活原型牛兆濂先生。
牛兆濂是清朝废科举制之前最后一科的举人。他是白鹿原下灞河北岸人，距我南岸的家不过七八里路。他在蓝田县开办书院，不仅有南方北方的学子，而且有朝鲜半岛的学生。他钻研并教授的是张载关中学派的理学。我在蓝田查阅县志和相关历史资料时，发现了《乡约》。这份曾经传播中国南北乡村作为宗族守则的《乡约》，是北宋哲学家吕大临的杰作。我在读到《乡约》条文时，不仅惊喜，还有一种震撼发生。直接感受是，获得了透视白鹿原地区人的心理结构的途径。儒家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有一个致命的障碍，便是社会底层的广大乡村以及城市的贫民阶层多为文盲，很难领受“之乎者也”的学说。吕大临的《乡约》大约就是为着打破这道障碍而制作的。其文字直白通俗，易懂易记，规范人的行为十分具体，不仅可以作为所有乡村家族教化族人的守则，而且可以成为家庭规范子弟儿孙的做人准则。我曾自我调侃说，过去看中国人和欧美人的差别，是谁的皮肤白了黄了，谁的眼睛深了浅了，谁的头发黑了卷了直了，谁的胸毛稠了稀了……其实最大的差异在文化心理结构上，我认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是以《乡约》这类作品构架的，欧美各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构件无论怎样大同又有小异，却绝无《乡约》里的一木一瓦。
我不惜篇幅，把《乡约》的前几条照抄到《白鹿原》书里，寓意即在于此。
关于传统道德，是在面对传统文化的大命题时，不可回避地也有了自己的审视和选择。无需表态，我把对包括传统道德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理解都浇铸到朱先生和白嘉轩这两个人物身上了。
作为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传人牛兆濂，是一个身体力行着的白鹿原人。现今所看到的生活现象，已经今非昔比了。浸淫着儒家文化色彩的生活习俗，已经从当代人的生活中悄无声息地消亡了。譬如婚礼仪式，城市里流行一种既不完全仿效西方也非中国传统程序，服饰打扮走过红地毯以及当众拥抱等行为，有点洋气。而婚礼主持人从头到尾倾泻而出的半是正经半是挑逗还有夹带的酸辞浪语，却承继着中国老式婚礼主持人的满嘴顺口溜的习俗……真可谓土洋结合的“成功范例”。乡村青年的婚礼也效仿城市婚礼的程序操办。《白鹿原》书里写到的乡村生活习俗，现在已经基本消隐了，《乡约》规范的做人行为准则早已作为“四旧”破除了。孩子从小接受学校教育，先生们以革命接班人的规范教育学生，家长以自己的做人准则培养孩子，似乎更多关注的是学习成绩，我很难估计传统文化对当今生活发生着怎样的影响，我更难判断这种传统文化将会以怎样的轨迹演进。
陈忠实，当代著名作家，有《白鹿原》等作品入选语文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