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庆杰
1986年，我在一个村联中里读初三。
那所联中的条件非常差，没有学生宿舍，所谓的学生食堂也只能给我们热热自带的干粮，每人一碗混浊的溜锅水。联中的前身是所小学，我们这个班是建校以来的第一个初中班，因有了我们，才把以前的“小学”改称“联中”的。
我们既是第一个初中班，理所当然，也是第一个初中毕业班，很受学校领导的重视。临近毕业时，为了让我们班在中考时取得好成绩，打响初中班的第一炮，校领导硬挤出一间教师办公室，改成临时宿舍，安排班里的前十名住校。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兴奋。那时，我的成绩一般在前四名，语文稳居全班第一名，英语和代数要差一些。但不管怎么说，宿舍肯定有我的份。
我没有自行车，每天步行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不但很累，而且，耽误时间。住校后，每天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学习了。
我天天盼着宿舍能早一天改造好，计划着搬进去后，集中精力补一补自己较差的英语和代数。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早上刚上课，班主任李老师就兴高采烈地走上讲台，微笑着说，同学们，告诉你们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我们的宿舍改造成功了！
我忍不住鼓起掌来，可拍了几下才发觉只有自己在鼓掌，就红着脸低下了头。李老师并没有追究我，可见他也是非常高兴的。
李老师接着说，下面，我宣布一下住校同学的名单：刘天宇、张淑华、赵……我觉得李老师有些多此一举，明摆着的事，前10名住校，还用宣布吗？直到老师念完，我才发觉不对劲儿，因为我始终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
一瞬间，我双腿发软，头发晕，几乎溜到桌子下面去。做了10多天的美梦，在一刹那破灭了，这对一个15岁的孩子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啊！
我不明白，作为前10名，我为什么没有被允许住宿？我很伤心，很气愤，很想找班主任问个明白。但我不敢，那时，由于家庭的贫困，我在班里是穿得最差的，因而有些自卑，从不敢有一点对老师不敬的行为。我甚至想：老师这么安排，肯定有他的理由。
我只有每天晚上回到家里挑灯夜战，以弥补没有住校的损失。我知道，住校的十名同学，每天都有老师开“小灶”，我只有用双倍的努力才有可能保住自己的名次。
大约一个月后，我的英语老师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无意中透露出班主任没有让我住校的原因，我听到后，一个人呆了半天。
那时，我们班有一个现象：成绩比较好的同学和成绩比较差的同学形成两个小“集团”，两个“集团”倒没有什么冲突，只是课间和放学后游戏时，成绩好的扎一堆儿，而成绩最差的一小撮也混在一起，两下里几乎从不掺和。不但我们班，其实很多班都是这样“人以类分”的。
但我属于较特别的一种，我成绩好，却喜欢和班里的几位“倒数”差生一起玩，没有别的理由，就因为开心。但我却从来没有和他们一起做过任何“坏事”。
我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一点，班主任老师竟然渐渐将我划到了“坏孩子”的行列，怕由于我的住校，影响其他同学的学习。
天哪！这是哪跟哪呀！我承认自己经常和班主任眼里的“坏孩子”一起玩，但我和他们有根本的区别，我对学习是认真的，也是有上进心的呀！我的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悲愤之后，我消沉了，甚至絕望了。
既然我这么好的补习机会被无情地剥夺了，既然班主任已经用有色眼镜看我了，我在这个班里还会有前途和希望吗？
从那以后，我对学校有了一种厌恶感，对学习也毫无信心了。我放弃了努力，终日和一群差生在一起疯玩，终于玩成了货真价实的差生。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我拿别人的错误狠狠地惩罚了自己，惩罚自己在农村整整种了8年责任田。尽管后来，因为文学的成就，我最终走进了城市，成了一个有点儿小名气的作家，但比读书多付出了数倍的艰辛和努力。
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的农村业余作者，成功的机会比读书低百倍也不止啊！
临近中考的前几天，是个上午，班长对我说，李老师让你去一趟。
自从我的成绩滑下来，李老师从没有找过我，快考试了，找我干什么呢？
带着疑问，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李老师的办公室。
李老师很瘦，有点儿驼背，五十多岁了，但视力尚好，一直没有戴眼镜。他面色平和，示意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李老师问，这次中考，你觉得有把握吗？
我低下了头，最近的几次测验，我都是倒数七八名，别说考上，连及格的可能性都没有。
李老师又说，如果你觉得没希望，就不如不考，你的成绩实在是差得太远，不可能有奇迹发生的。
我疑惑地问，为什么不考？
李老师微微一笑说，如果不考，你可以为家里省下五块钱的卷子费和考试费。你想想吧，反正也考不上，何必浪费这个钱呢？
我一听，觉得李老师说得太有道理了，要知道，1986年的五块钱几乎等于现在的50元呀！
我很干脆地说，那我就不考了。
李老师让我在一张表格上签了个名，当即从抽屉里拿出五块钱给了我。
走出办公室，我想，李老师真不错，知道我考不上，连5块钱的卷子费都给我省了。
回到家里，我没有提退回5块钱的事，为的是能自由支配这笔钱。到了考试的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学校。
我们的教室做了考场，整个校园都静悄悄的。我无处可去，只好背着书包走出学校的大门，来到操场上。
宽广的操场上空无一人，我独自在篮球杆附近徜徉，觉得孤独又无聊。树上的蝉开始叫了，这更增加了我的烦躁。
不知为什么，明知道自己考不上，可看到整个学校的学生都在考试，而只有我一个人置身事外，总有一种落寞的感觉。
忽然，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左右环顾，发现声音来自学校的院墙上，喊我的是全班的第一名（倒数）马连军。
马连军喊，哎，傻青，在这儿转悠嘛呢？
我一喜，问，怎么，你也没考？
马连军没接我的话茬，而是诡秘地冲我一笑说，快到宿舍来，有好事儿。
我又匆匆赶回学校，来到了全校唯一的一间宿舍里。一进门，发现屋里人不少，全是些调皮捣蛋的货色。我明白了，这些人全是被“照顾”了的。这间宿舍平时白天总锁着门，看来今天是为了收容我们这些难民而法外开恩了。
有了难友，我的心情不再那么沉闷了，高兴地加入他们的打扑克行列里。我们打的是“大跃进”，6个人，只要一个人赢了就算一把，输了的5个人都拿出5毛钱。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的唯一一次赌钱，当时觉得既开心又刺激。
快中午时，我的钱已经输得精光，这时，心里才有了一点点的后悔。
我们中个头最大的刘星忽然将手中的牌一摔说，不玩了，不管是赢了的，还是输了的，都把自己的5元钱全拿出来。桌子上一下扔了很多零票，赢了钱的全退了回来，又把自己的五块钱拿出来，6个人整整凑了30元钱。刘星将钱一卷，往兜里一塞说，走，出去喝一顿。
我们来到学校门口的油条铺。学校是在村里，没有酒楼饭店，校门口的油条铺是唯一能吃饭的地方。
我们要了点儿花生米，炒了几个青菜，打了点散酒，就像模像样地喝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喝酒，幾口下去，有点儿晕，但那滋味儿有点儿舒服。
我说，真多亏了李老师，要不，我们哪来钱喝酒呀？
马连军马上说，错！这是我们自己的钱，不用感激他。
刘星喝得猛了点儿，脸和眼睛都已经红了。他嘴已经不利索了，但还是他的话最多。他搂着我的脖子，满嘴喷着酒气说，你知道李老师为什么不让我们考试吗？
不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他不是为了给我们省钱，他是为了自己。今年的中考评比，不比考中的人数，而是比参加考试的人数和考中人数的百分比，我们这些注定考不上的累赘不考了，那他的百分比不就高了吗？
其他几个人一起说，对！李老师就是把我们当包袱一样给甩了！
马连军举起杯来说，难兄难弟们，我们分别在即了，为了被抛弃而干杯！
干！干！干……
我们都喝醉了。
我和马连军抱头痛哭。
清醒过来之后，我们都明白，我们都是绝对没有希望考好的，让我们抄袭都不一定抄对。但被婉拒在考场之外，总觉无形之中受到了伤害。
我们像被集体抛弃了般，内心一片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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