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露 鱼洋
摘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贵州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存在着资金短缺、教师缺乏、农民参与度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贵州省农业现代化发展。为此，文章从贵州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出发，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贵州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0）03-0029-06
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该地农业既属于典型的山地农业，又具备高原农业和喀斯特农业的特征。全省总面积的92.5%是山地和丘陵，其中有73%的面积为喀斯特地形，是岩溶地貌发育典型的地区。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得贵州省农业发展更多的是依托于当地的气候条件。不良的生态环境导致了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现象频繁发生。受到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的约束，贵州省建设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不良，成本高、难度大。贵州省政府深刻认识到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结合当地农业实际情况，大力推进贵州省绿色农产品“泉涌”工程的开展，分别在2016年和2017年的《贵州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中提出要适应新时代农村建设需求，加快培育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一、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
（一）“职业农民”的提出
“职业农民”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西方国家提出。由于地多人少，人口老龄化严重，这些国家更加迫使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化农业进行转型。美国学者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在《农民》中对传统农民和职业农民的各自的特点进行由浅入深的分析，从身份意义上对二者进行解释。他认为“传统农民”追求的主要是自身生计的维持，“职业农民”不单纯地把农业作为维持生计的手段，更多地做到通过农业生产使得利益得到最大化，且要求农业与市场相接轨[1]。英国著名学者弗兰克·艾利斯（Frank Ellis）在2006年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传统农民和职业农民进行划分。他认为传统农民有勇于参与将农业生产与市场相结合的精神，在投资风险中更多的会选择躲避风险，求稳不求变，而职业农民更多的是以利润追求为主[2]。
我国对职业农民培育的研究是围绕“三农”问题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进行的[3]。20世纪30年代初， 面对农业危机、农村破产、农民贫困等问题， 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认为农民教育供给是化解三农问题的有效举措[4]。邓聿文、曲建勋、张明媚、周稽裘分别在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农民的产生、新型职业农民的四个维特性、农业现代化等四个方面对职业农民进行了界定[5-8]。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民培育围绕“新型农民”进行， 突出了教育、医疗和科技对农民培育的作用[9-10]。李建仁、王传友指出我国正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在这过程中，农民素质教育的提升是重要一步，所以建立持久的农民技能教育培育体系，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11-12]。刘亚奇认为科技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人才是关键，最基础的就是要培育有科技素质、职业技能与经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13]。
（二）关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演进
“职业农民”在我国最早的雏形是2005 年 11 月农业部《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中提出的“百万中专生计划”。该计划是指用十年时间，为农村培养100万名具有中专学历的从事种植、养殖、加工等生产活动的人才，以及农村经营管理能人、能工巧匠、乡村科技人员等实用型人才，增强他们带头致富和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的能力，使他们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认为职业农民需具备三个方面能力素质：“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新型农民的相关表述。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中提到“要加强教育科技培训，加快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和大力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并明确提出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要求。”同年，农业部印发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中首次对新型职业农民内涵进行了界定。2013年，《关于加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建设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意见》中第一次从战略高度诠释职业农民教育制度的重要性。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的教育培训力度。”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提出要积极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分别从扶持制度、财政投入以及农民教育培养体系等提出对策，进行统一部署。2017，中央一号文件认为农业技术人才是農业发展的核心和首要位置，因此要求各村庄要坚持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入手，整合农民的培训。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步走”的时间表，提出“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造就更多乡土人才，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职业农民的产生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相较于传统农民，职业农民更追求农业投入的产出，更愿意主动了解市场需求，擅用新方法、新材料、新技术，在市场规律下制作标准化的农业产品，从而实现利益增收。
二、贵州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必要性
（一）贵州省发展山地高效农业的迫切需求
贵州省地处中国西南腹地，是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山多、平原稀缺，苛刻的地理条件对种植农作物要求十分高，只适宜发展山地高效特色农业。数据显示，2012年，贵州省共有1650个蔬菜示范点，面积达到73万亩，参加蔬菜技术培训的农民共达到10万人次。《蔬菜产业建设实施方案》成效显著，蔬菜种植面积于2014年达到1925万亩。近年来，贵州省农业现代化步伐迅速逐步加快，这也对职业农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职业农民能够熟练掌握高精尖农产业技术和装置。
目前，贵州省农业从业者的文化水平不高。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中农盲、半农盲程度占19.67%，只有不到10%的农民接受过与农业相关方面的专业技能培训，不到4%的农民接受过农民职业教育。可见，贵州省农村劳动力结构主要为体力型和经验型劳动，技术型和脑力型劳动缺乏。农民是农业生产诸多生产要素的主体和关键。农民文化水平低制约着贵州省山地高效农业的综合效益。这也是贵州省山地高效农业发展程度不高的关键因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开展，一方面，能够满足并适应贵州省山地高效农业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农业技能、文化程度和管理水平。
（二）贵州省农业规模化及组织化的必然要求
贵州省的农业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加快得到大幅提升，体现在农村合作社、农村龙头企业和基层供销合作社数量迅猛增长并向集约化方向发展。2016年，贵州省基层供销合作社数量为1348个，村级综合服务社达到1838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共7333个。基层供销合作社销售总额达300亿，同比增长26%。同时，当地农村产业的经营规模、经营水平也得到了提升，形成了“农户+村集体+企业”的经营模式。这也对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农民懂得市场运行的准入法则和运行机制;另一方面，要求农民能够熟练掌握现代化装备和技术，了解一定的法律、法规等相关的知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合作社发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主要原因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仍不断流失，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缺乏，返乡创业的企业家稀少。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合作社实现组织化和规模化。因此，培育“懂技术、爱农业、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十分关键。
（三）贵州省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之一
近年来，贵州省采取四大措施进行就业扶贫。根据贵州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74.1元，2009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005.41元[14]。2013年，全省农民工的人均收入虽然在增涨，但仅为6600元。农民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提高农民的农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技术水平，才能促进农业生产效益整体提高。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有效途径便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应将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农业现代化生产的主力军，对农业有限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和调整，高效集约化扩大新型职业农民的经营面积。这不但能使农村土地整体效益得到提升，还能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
三、贵州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层面
1.農村职业教育投入不足
农村职业教育培训经费是贵州省农业是否发展的重要指标。总体上看，贵州省在教育上的投入不多，且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本高，需要比其他行业投入得更多。资金投入不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贵州省政府对普通职业教育的投入远超过农民职业教育，数据显示贵州省2007年财政性教育费用共207.09亿元，仅有0.089亿元投入农村教育培训;另一方面，职业农民培训所需经费一般是由省财政部发放到下属各市县级单位，但由于经费审批到落账间隔时间较长，导致培训机构出现运转困难，甚至停滞的现象。在一些新型农产品种植以及农产品加工业等需要技术性较强的培训中，由于资金停滞、培训时间较长，培训机构往往会垫付部分经费或者由学员先行支出，影响了学员学习的积极性。近几年，贵州省地方财政虽然加大了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但整体上仍存在资金不足的现象，社会以及企业捐助十分有限，不能满足现代农产业发展需要。
2.农村职业教育机制不完善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要诸多部门一起参与，共同组织，但在项目经费、教师人员、场地安排、证书颁发等方面通常不能很好地进行管理和统筹，且各个机构在具体培训课程项目的设置上也并不相同，加大了资源整合的难度。另外，有的培训项目没有列入地方财政预算，无法保证培训的经常化和制度化。
3.政策落实不到位
在2016年和2017年，贵州省出台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相关政策，各级政府也颁布了相应的举措，但条规过于笼统，实际落实过程中缺少具体化和可操作性，使得政策难以真正落实，主要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农村企业招聘政策未落实。大部分农村企业担心农民学会技术脱离公司成为独立的经营个体，对自身企业产生竞争威胁，并不希望员工参加职业培训。二是教师编制问题未得到解决。部分学校人均经费没有落实，不少学校专职教师数与国家教委要求的学校专职教师数相差甚远。
4.农民培训资源区域发展不平衡
贵州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进行，各部门之间运行相对独立。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往往互不干扰。资料显示，农业部门在全省有农业职业中专15所，县级以上农业广播电视学校87所，各类农民技术培训学校10132 所[15];劳动部门有技工学校、就业训练中心和社会力量办学等职业培训机构;教育部门有成人高等学校6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28所，职业初中和成人中学共69所。在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方面，政府部门与培训学校之间缺乏合作，没有形成良好的共享机制，培训资源分散。
（二）教育培训机构
1.培养目标不明确
当前，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培养目标不明确。现阶段主要是针对农业种植技术领域，忽视了农业现代化对农民的要求。这使得课程培训产生覆盖面不全、扩展程度不高、培训体系落后等诸多问题，无法进一步推动新农村建设。
2.师资水平不高
（1）教师队伍素质不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决定了农民培训的质量。贵州省在“十五”期职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仅为52.5%，远远低于其他省份。农村职业技术学校教师的学历达标率就更低了。培训教师在学历职称上也不能达标，“双师型”教师更加稀少。在专业教师人才上职称结构也不合理，缺少农民技术培训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
（2）教师缺少深造机会。教师缺少继续学习和深造的机会，导致教师知识更新缓慢，不能与时俱进。要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农业生产技能水平，首先应该建设好教师队伍。当前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中，培训机构的教师一部分是普通中小学教师。这类教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但专业知识极为欠缺，且不具备农田实际操作能力。而来自高校的兼职教师具备一定的农业生产技能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上课时间经常变动，不能持续授课，使得培训成效不明显。
3.课程设置不合理
农业所涉及的物种类别和生产技术种类繁多，各地自然环境不同，生产条件皆有差异。各级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设课程，负责培训的教师人数不足、能力有限，在课程设置上也不能很好地满足广大农民的真正需求。培训课程中应该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由于经费有限，带领农民考察体验时往往只能就近参观学习。每次培训内容基本上如出一辙，农民无法学习和了解到参观地点文化核心、发展规划、发展理念等更深层次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民对培训感到厌烦，使得培训效果大打折扣。调查显示，农民认为培训起到实质性作用的仅占17.2%，有22.4%的农民认为培训没有效果。
4.教学方式落后
培训方式缺乏创新。在培训机构开展的培训中，以理论讲授为主，实际操作少;灌输式内容讲授多，引导式内容少;照抄照搬模式多，量身定做模式少。教师不能合理地运用教学辅助设备，上课大多以黑板为主、粉笔为辅，人手发放一份材料为上课内容做补充，缺乏吸引力。另外，有的培训内容不符合当下时节，与农作物种植时间不一致，所讲授的知识不能做到现讲现用，导致资源浪费。
5.基础设施薄弱
近几年，贵州省职业农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很大提升，保证了每个村委都有会议室，可容纳60人左右。但由于经费不足，现代化教学设备缺失，如缺少电脑、投影仪等辅助教学设施，教师无法通过图片展示、讲解PPT来授课，与国外的实验室和育种孵化室相比，无法使农民真正体验和感受到新科技成果。
6.培训机构数量不足，没有进行统一管理
目前，贵州省各县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一般都是由县农业学校统一安排。这些学校以完成政府布置的培训任务为主要目的，在培训过程中，优先考虑的是培训教师的时间安排以及资金如何使用，而对于培训效果没有进行过深入考量，缺乏第三方的有效评价和督查机制。学员管理库更新缓慢，再加上职业农民本身具备流动性较强的特点，更使得培训机构不能及时了解农民的变化。此外，课程考核机制不健全，助长了培训机构“走形式”的不良风气，严重影响了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三）农民自身層面
农民对培训认识不足是开展培训工作的较大阻碍之一。第一，文化程度较低限制了农民对培训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根据贵州省农调队在2003调查数据显示，在贵州农村劳动力中，达到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9.4%，达到高中文化程度的仅占3.66%，其中，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仅占4.19%。截至目前，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文化程度决定了农民对培训内容的掌握程度，故无法保证培训效果。第二，参与职业农民培训的积极性低。农民参与职业培训的积极性低主要与传统农耕知识、家庭经济条件、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有关。在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中，他们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与培训师之间缺乏沟通，内心的抵触情绪极大地影响了培训效果。
四、对策与建议
（一）整合资源，推动机制创新
农民培训涉及部门众多，应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管理部门先从诸多相关部门剥离出来，设立新部门专门负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将分散的教育基地、农业类院校等培育机构各项资源整合起来，逐步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专业化和规模化。
当前，职业农民培训资金来源主要是上级政府拨款，应尝试引入社会资源辅助机制，对提供帮助的企业在政策上提供一定的支持，更好地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市场接轨，还可以联合部门、院校、企业一起设立专项资金，以保证培训有充足的资金支持。
（二）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优化专业课程设置
当前，职业农民的培训多以理论知识为主，缺乏实际操作性，应按照“政府主导、部门主管、专业机构主办”的原则，创新产学研结合的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将课堂与田间相结合，根据当地农业需求培养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新型职业农民。
1.专业人才配备
农村缺少良好的师资力量，应在实地调研后，根据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合理配备专业的培训队伍。应制定激励机制，吸引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优秀人才加入到培训队伍。在培训过程中，教师要积极参加相关职业培训和科学讲座，了解最新的科技进展，提高教学水平，逐步完善理论和实践能力。
2.课程的设置
课程设置应进一步优化，可采取课堂加田间的培训模式，使农民既有扎实的农业理论知识、又具备田间实践技能，满足地区农业产业的发展需求。对于外出打工有意愿进行职业培训的青年劳动力，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采取网络远程教学模式。在课程内容设计上，要紧紧贴合农村经济发展实际和市场需求，培训农民把握市场变化的能力。分期邀请各类专家和学者进行讲学，对农民农业生产过程遇到的问题进行答疑，使接受职业教育的农民能将所学充分地运用到农业生产中，提高经济收入。
（三）建立资格认证制度
为提升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政府可对某些高利润、高科技农产品设置市场准入机制，设定上岗认证，给百姓发出一个信号“要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要懂得农业生产经营技术”。通过引入资格认证，激发农民参加培训和提升自我的积极性，以保证农民培训效果。同时，这也是为未来标准化现代化的农业准入制度奠定基础。
贵州省职业农民资质认证可借鉴其他行业的认证原则，坚持以省级统一安排、市县级协助作为报名参加考试地点，农民自愿参加的方式，对农民转为新型职业农民进行严格把控，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名额设定。农民所掌握的农业技能须得到专家的鉴定，并进行等级分类。可参照工程师分为高、中、初三级指标，完善职称认定。
贵州省要善于学习其他省份先进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经验，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制定一套管理模式，从培训开始到结束，再到学员从事农业实践所带来的反馈，都要一一记录在案。通过对目标、项目的规范化管理，学者专家可以根据农民实际需求和掌握情况进行调整，以推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走上正轨。
（四）加强政策保障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应强化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政府为主导。一方面，在政策上予以保障，在培养机制上有所创新;另一方面，要加强引导，树立新型职业农民典型形象。目前，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区分度不高，在人们心目中都被归属到“农民”类别，受认可程度不高。应通过对新型职业农民形象的塑造，做到“村村有领头，县县有榜样，市市有典范”，通过舆论工作的引导，使越来越多的传统农民积极投入新型职业农民这一行列。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但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还处于起步阶段，要使农民转型，其素质也要随之提高，应通过开设就业培训、技术指导、知识宣讲等方式传授给农民真正的技能和本领，为新农村培育懂农业、爱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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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维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