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静
摘要：当前，我国已进入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但贫困地区的农村和农民的脱贫仍面临巨大挑战。晏阳初在乡村改造中积极开展农民教育，针对农民“愚、贫、弱、私”四大问题，从生计教育到公民教育，将物质脱贫与精神脱贫相结合，具有丰富的现代价值。鉴于晏阳初农民教育思想，我国推进精准脱贫工作，应大力发挥教育脱贫作用，激发农民内生力量;开展精准职业教育与培训;强化人才支撑，充实扩大农村专业化人才队伍，更好地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关键词：晏阳初;农民教育;乡村建设;精神脱贫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0）03-0092-05
打赢脱贫攻坚战已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1]。教育对于促进扶贫、防止返贫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可持续的。目前，我国的扶贫脱贫工作已经进入精准攻坚阶段，贫困农村地区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区域，不仅要大力加强物质脱贫工作，更要重视农民的精神脱贫问题，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强化农民的主动脱贫意愿。晏阳初在20世纪20年代就关注到农民的贫困问题，并开始致力于从事乡村改造和农民教育，其思想和经验影响深远。基于此，本研究重在梳理晏阳初农民教育思想及教育實践，重点关注其教育实践的物质与精神相结合，从而为当今培育新型农民和乡村振兴提供借鉴意义。
一、晏阳初农民教育的时代特征
晏阳初（1890—1990）是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实践者，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乡村建设和农民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影响至深。面对当时社会环境和教育问题，晏阳初做出的教育应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乡村建设和农民教育的实践方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民素质的提升。
（一）时代背景
1.民族存亡呼唤有识之士
20世纪初，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状态之中，社会满目疮痍，其中农村地区的发展更令人堪忧，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当时的中国有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而且文盲居多。因此，需要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农民教育，从而助推乡村建设发展。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立志于通过救亡图存的道路改变中国现状，涌现出一批忧国忧民、具有强烈民族复兴使命感的教育实践家，其中晏阳初引领广大知识分子将先进的技术和思想带入落后的农村，促进农村技术的革新以及提升农民的文化程度，为中国农村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社会环境催生教育力行者
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能进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是与晏阳初自身的经历离不开的。第一，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在后续的教育活动中践行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目的观和“民本”思想。第二，在晏阳初西学的过程中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天赋人权”“平等博爱”的精神对其影响深远，这也在后来的平民教育理念和实践中有所体现。第三，晏阳初在1918年赴法国战场援助华工，并创办华工识字班。考虑到华工群体的特殊性，晏阳初研究科学的教学方法，以便华工易于接受。为此，他编写了适合华工学习的《识字课本》，适合华工原有的教育基础，这一活动的扫盲效果显著，为其后来的平民教育奠定了基础。回国后，晏阳初决定将这种教学方式运用到国内，当时晏阳初先在部分地区进行市民识字的实验，随着效果的显现，晏阳初便在全国多个地区扩大实验区，让更多中国人能摆脱文盲，走进知识与文化的世界。从此，晏阳初便走上了以教育进行民族发展的伟大之路。
3.农村落后的局面难以改变
当时的中国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将重心放在城市建设，对于农村建设关注较少。农村的农业技术落后，频繁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收成减少，处于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双重困境，农民生活苦不堪言。此时，晏阳初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在都市而在乡村，解决中国问题，要在农民生活上做功夫[2]。因为当时农村的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农民群体庞大并且未受过教育的人占多数，农民素质较低和思想观念落后，极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通过实践调查，晏阳初总结出中国农民存在“愚、穷、弱、私”四大病症。针对这四大病症，晏阳初提出了自己的教育应对策略并付诸于实践。
（二）教育应对策略
1.推广平民教育，带动乡村建设
晏阳初所倡导的平民教育是对一国民众所施加的最低限度的基本教育，是接受其他教育的基础。平民教育是着眼于“整个的人”的全面教育，并非是只懂技术和着眼于生活水平的提升。平民教育最终目标不是物质的改善，而是人的改造，解决人的问题，教育是根本着力点[3]。晏阳初认为，农村的改造关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是平民教育实施的重要领域。针对“愚、穷、弱、私”四大病症，在乡村建设实验中实施文字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和卫生教育，从而实现“民族再造”的重大使命。
平民教育需要通过多种教育实践形式使人摆脱困境并真正激发人的主体性。为此，晏阳初认为需要开展四大平民教育形式以重塑人的精神志气。第一，以文艺教育治“愚”。当时的农民受封建思想影响较深，存在迷信盲从、愚昧不化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农民缺乏文艺知识和科学教育，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实施文艺教育，将平民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知识传播给农民，提升农民审美能力和陶冶性情。第二，以生计教育治“穷”。生计教育是实施文艺、卫生、公民教育的前提和保障，物质脱贫是精神脱贫的前提和基础。为了改善农民物质条件，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应向农民传播和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提高农业收成并改善农民生活。第三，以卫生教育治“弱”。由于农村卫生条件较差，农民又缺乏卫生和预防知识，导致大多数农民体弱多病。必须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消除农民信奉鬼神的传统观念。向农民普及卫生知识，进行科学的预防和科学的治疗，使农民摆脱疾病的折磨。第四，以公民教育治“私”。农民的传统思想观念较深，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团结和合作，缺乏道德陶冶。因此，需要培养农民的公民道德和合作精神，将农民逐步培育成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的现代公民。
2.开展农民教育，激发主体意识
除了开展大范围的平民教育外，晏阳初还重点将平民教育理念落实到乡村改造中，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治理结合起来，通过农民教育激发农民的主体性意识，依靠自身力量改善乡村条件，促进乡村健康发展。
晏阳初认为，物质条件的改善不是乡村改造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开发“人”的创造能力，激发主体意识。为此，除了给予农民接受教育的机会，传播科学技术及卫生知识外，更应探索和挖掘民众的各种潜力，充实其技艺的及精神的力量[4]。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一场民主运动，是一场农民觉醒的运动。晏阳初认为，农民被动地接受帮助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必须激发个人的主动性，这是民主的前提，扼杀了个人主动性，就等于扼杀了民主。因此，农民教育不能只是将农民变成“读书人”，而应促进农民的民主意识，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有民主观念的新农民。
晏阳初主张以“三大方式”推进农民教育，即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教育。学校式教育主要针对青少年进行四大教育。社会式教育是面向成人的教育，主要以读书会、演说比赛会、演新剧、合作社等方式开展。家庭式教育则以家庭为单位，对家庭成员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家庭生活指导和妇女保健等方面的活动。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教育方式相互联系和支持，突出教育的整体功能。
可以看出，晏阳初在进行乡村建设和农民教育中并非只传播科学技术和改善物质条件，而是将四大教育相互配合，做到物质脱贫与精神脱贫相结合，既改善乡村和农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和丰富精神生活，并积极引导农民树立正确价值观念。
二、晏阳初农民教育的思想蕴含
精神改造是晏阳初农民教育的精髓，不能只是使农民被动地接受帮助，而要激发农民自身的主体意识和挖掘其潜能价值。晏阳初认为，如果有新的农村，那么必须有改造了的人民，是在智力和精神方面改造了的人民，这是乡村建设这座大厦的基石。
（一）“民本”思想：保障农民主体性地位
晏阳初曾提到“今日我国的问题，这样地复杂，非从根本上求一个解决办法……所谓根本的解决办法，在将欲从各种问题的事上去求的时节，先从发生问题的‘人上去求，因为社会的各种问题，不自发生，发生问题的是‘人，解决问题的也是‘人。[5]”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虽然众多，但问题的关键还是“人”，因此，必须一切从人民出发，一切围绕人民展开。而教育的工作即进行人的开发，教育本质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是人的社会性、思想及语言、发展能力、自我肯定、追求意义和自由以及超越等本质特征发展的问题[6]。因此，晏阳初主张通过教育提升农民的生存技能、文化素质，改善其精神面貌。
（二）“新民”思想：激发个体内生动力
人是社会发展的归属，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内忧外患，要使中国人民挣脱愚昧的枷锁，并充分挖掘人的内在潜力，这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晏阳初认为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为“人”，如果说世界的矿藏是“脑矿”，那么最大的“脑矿”在中国，中国的每个人都有着无穷的力量。因此，对“人的改造”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对农民的改造。晏阳初在其教育实践中提出“作新民”的思想，农民必须具备关于人生和社会的最基本知识，具备化知识为智慧的能力。能够运用知识参与社会民主活动和改进自身生活。另外，要打破原有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运用自己的知识创造社会财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发农民的巨大潜力，塑造和培育自强、自主的新型农民。
（三）公民教育：精神脱贫的内在要求
晏阳初强调要对农民实施公民教育，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大多数人民不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7]。进行乡村建设，不应该只是停留在物质条件的改善，更不是一种“救济”，而是要唤醒农民的自觉自省意识，让农民能够认识到自身主体性地位和自我潜能及价值。如何将精神脱贫落到实处呢？晏阳初组织社会公益事业，由教授带领农民自己改编和排演戏剧，将对农民的公民教育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加以实施。考虑到农民接受教育的能力和程度，晏阳初在此过程中，以农民主动参与的创新教育形式，以通俗易懂易接受的方式开展公民教育，农民能够认识到团结、公共意识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加深对自身潜能的认知，从而发挥个人的创造性价值。
三、晏阳初农民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虽然晏阳初农民教育的实践是基于当时中国农村积贫积弱的状况而言的，如今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放眼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村发展现状，仍有较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我国贫困地区农民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1.农民的教育观念难以改变
虽然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已基本普及，但在贫困地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与现代社会发展远远脱节。另外，贫困地区的家长教育期望较低，对于子女接受教育持有消极态度。究其原因，一是农民没有意识到教育对于个体发展的积极作用，难以激发贫困者的反贫困意识。二是部分农民的封建思想浓厚，对于接受新知识和新事物持怀疑或拒绝态度。
2.农民的精神贫困亟需关注
首先，当前大多数贫困农民已经习惯了目前的生活状态，缺少脱贫意识与行动，没有强烈的通过努力改善生活质量的意愿。其次，贫困农民思想观念守旧，集体意识不足，邻里纠纷或公共治理等问题仍然存在。再次，贫困农民仍然存在“等、靠、要”的思想觀念，大多数是被动地接受政府以及社会的帮扶，并将其视为理所应当，缺乏主动性和自觉性，这种意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反而会加剧贫困程度。农民自身缺乏主体性意识，未能准确认识到个体潜能，个体内生动力不足，这也会使脱贫工作“内卷化”。
3.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存在不足
目前的农村教育培训大多只关注“生计教育”。当前农民教育大多是改进农业技术，增加农业收成，只关注改善农民的物质条件，缺少对农民主体的关心以及可持续性发展，其作用也只是短暂脱贫，不能彻底摆脱贫困。另外，农民培训方式有待进一步完善。培训机构在开展培训之前未能深入农民群众进行调研，未想农民之所想，解农民之所困，培训方式及内容与农民实际需求有所脱节，导致培训成效较低，农民的培训热情也会减弱[8]。
（二）开展农民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教育贫困是重要的致贫因素，教育脱贫是消解贫困的有效手段[9]。晏阳初立足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着眼于社会最底层人们的教育问题，形成了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以进行乡村建设的典型经验。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到，要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10]。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培育新型农民和建设新农村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1.发挥教育脱贫作用，激发农民内生力量
晏阳初乡村建设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教育的形式，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为当时解决“三农”问题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目前我国的脱贫最大障碍逐步从改善自然条件向提升人的综合素质方面發展，教育脱贫是落实精神脱贫的重要途径。要把当前农民对教育的需求作为农村教育脱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开展满足农民需求的教育活动。精神脱贫的工作重点应从被动的主体向有主动意识的人发展，充分发挥农民主观能动性，自觉自主地进行改革和创造。
关注农民精神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精神贫困问题是一种隐性贫困，看不见、摸不着、不易显露且传播力度大。精神贫困容易导致农民对于脱贫致富的意愿降低，从而失去为贫困而战的动力。开展脱贫的目的应该是“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扶贫先扶人，扶人先扶志”，被动式帮扶只能缓解一时之难，不是长久之计。教育脱贫的目的在于“治贫”和“脱贫”，但致贫因素并不是单一的，不能将治“穷”作为脱贫的主要目的。在脱贫工作中，应该关注“人”的开发，要以“造血式脱贫”代替“输血式脱贫”。强化教育脱贫的重要性，注重人力资本投资，立足提高农民素质。此外，应关注农民的精神和心理健康发展。农民的精神贫困是贫困农民主体性缺失的内在因子[11]，应重视农民的三观教育，从其心态、志向、观念等方面着手，“唤醒”农民的自主和自觉意识，有效激发农民的内生力量，带动农民主动投入脱贫攻坚的战斗之中。
2.满足农民需求，开展精准职业教育与培训
首先，农村职业教育应以农民为对象。农村职业教育对于乡村建设和提高农民素质十分重要。但现在大部分农村职业教育的对象是青少年而非农民，实则教育对象有所偏移。著名教育专家福斯特曾说：“没有必要让学校在校生成为农业教育的对象”，因为“如果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其求学目的是为了离开乡村的话，那么任何学校中的农业课程对他来说是毫无意义的”[12]。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应重点关注农民。在当前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下，农村职业教育如何满足农民发展需求，这也是职业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在开展农民职业教育之前对农民需求进行实践调研，确保开展的职业教育是农民真正需要的。晏阳初非常重视实证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真问题和真需求，从而在进行教育实践时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尊重农民习惯和风俗，做让农民真正满意的职业教育。
其次，开展精准的高质量的职业培训。注重将新技术以及当地市场信息和生产新知识传播给农民，使农民对当前的技术发展和市场动态有准确把握，也能够运用到生产实践中，提高农业的质量和收益率，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职业培训应深入群众关注农民真实的生活需求，考虑农民的知识和技术接受程度，选择农民容易接受的培训方式，开展真正适用于农民生产实践的培训内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3.强化人才支撑，充实扩大农村专业化人才队伍
乡村建设的工作者不能空喊口号，更不能以“指挥者”的身份来指导农民，应实现其“农民化”身份的转换。晏阳初曾说：“你在变成农民之前，一定要了解农民的各个方面。深入民间，与农民共同生活，向农民学习，与农民共同计划，从他们所知而不是从我们所知开始，用他们已有而不是用我们已有来改造，不迁就，而应改造”[13]。要深入了解农民的忧虑、希望、追求等意识形态，因为这可能是致使隐性贫困的主要因素。当年，晏阳初携带博士团队下乡，与农民为伍，将专业知识、专业技术运用到乡村改造和农民教育中，并且组建乡村建设学院，培养大量乡村建设人才以促进乡村振兴。如今，科学技术的成果也应惠及贫困农民，支持高校组织专家学者、科技服务团等专业力量深入贫困地区，助力贫困地区“三产”融合发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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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的通知[EB/OL].（2018-12-29）[2019-10-10].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mo
e_784/201901/t20190103_365858.html.
（责任编辑：张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