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青
摘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在办学上有很多独到之处：在学生管理上，宽进严出;在培养模式上，工学结合;在师资建设上，广聘洋士;在学堂职能上，育训结合;在培养方略上，选派留学。其办学经验历久弥新，对当代高职院校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启示：明确管理制度，严把培养质量;优化培养模式，推进产教融合;重视师资建设，打造双师双能;拓宽院校职能，开展职业培训以及制定培养战略，对接国际标准。
关键词：福建船政学堂;办学经验;高职院校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0）10-0092-05
福建船政学堂，又名马尾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以培养“技艺”人才为主的高等实业学堂。1866年，为了巩固国防，抵御外辱，“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使中国才艺日进”[1]，晚清大臣左宗棠创建了福建船政学堂。虽然正值国家衰微之时、民族危难之际，内有顽固势力阻挠，外有西方势力干涉，但福建船政学堂冲破重重枷锁，拉开了中国近代学校职业教育的帷幕。在揭示中国近代实业教育艰难求索历程的同时，也为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精神遗产。
一、福建船政学堂的历史沿革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清王朝的统治在内忧外患下愈加岌岌可危。为了强兵富国，抵制外辱，清政府在一些有志之士的呼吁下发起了洋务运动。虽然，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这场历经30余年的救亡求存的自强运动也随之宣告失败，但是，作为近代历史上第一次自觉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官方运动，洋务运动确实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特别是军事与教育事业的近代化，福建船政学堂就是这一期间的代表性产物。
（一）福建船政学堂的筹办与创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半殖民地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曾经的泱泱大国早已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时任兵部大臣的左宗棠痛心疾首，深深感悟到“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也”[2]，唯有自强自胜，“师夷长技”方能制夷。于是，1866年6月25日，借讨论“新议”之机，他上奏了《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在指出中国海防时弊的同时，分析了“设局监造轮船”的紧迫性及可行性，建议我国自造轮船以组建近代海军。7月14日，清政府采纳左宗棠建议，准允在福建马尾设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同年12月11日，左宗棠上奏《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和《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提出了设厂办校的具体计划，并将学堂定名为“求是堂艺局”，同时拟定了《求是堂艺局章程》，决计培养轮船制造及驾驶人才。12月23日，船政局全面动工兴建，求是堂艺局对外公开招生。从此，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造船和海军学校诞生。
（二）福建船政学堂的扩建与发展
起初，马尾校舍未竣工前，福建船政学堂暂设于福州城内定光寺（又称白塔寺）、仙塔街和城外亚伯尔顺洋房内。1867年6月6日，福建船政学堂从福州迁至马尾，分为前后两个学堂。前学堂又名制造学堂，专习法文与制造;后学堂又名驾驶学堂，专习英文及驾驶。1867年12月26日，增设绘事院，专习绘图设计，培养测绘技术人员;1868年2月12日，又设立管轮学堂，专门培养轮机技术人员;1868年2月17日，为培养培训船政局各厂的初级技术工人，增设艺圃;1870年6月15日，为使学生掌握驾驶的实践技术，自造3号船“福星”号兵船改为练船，即练船学堂，供驾驶、管轮学堂学生实习。至此，福建船政学堂的门类结构基本定型，前学堂由制造学堂、绘事院、艺圃组成，专门培养轮船制造技术人员;后学堂由驾驶学堂、练船学堂、管轮学堂组成，专门培养轮船驾驶人才。
（三）福建船政学堂的改革与分解
19世纪80年代末，由于船政局资金来源日益困难，再加上官办积弊严重，导致福建船政学堂在“裁汰”高潮中首当其冲，饬令“归并”，于是“学堂及艺圃等处，久未招考新童”，学校日益衰落[3]。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一些有志之士从洋务运动的失败中警醒，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运动。其中，整顿海军是百日维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触及了福建船政学堂的改革。期间，为了加紧培养适应制造新式军舰的科技人员，福建船政学堂开始续招新生，首次准20岁左右“举贡生员”报考，同时遵循“循序肆业”的教学原则，在课程学制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4]，使得甲午戰争后的第一次招生一反之前考生无几的局面。虽因此焕发一时生机，但福建船政学堂仍旧日渐衰微，到1907年，积重难返，甚至陷入停滞状态。辛亥革命后，福建船政学堂被北洋政府接管，1913年，由海军部将其与福建船政局分开，分为制造、海军、艺术三个学校。其中，前学堂改称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后学堂改称为福州海军学校，船政艺圃改称为福州海军艺术学校。至此，福建船政学堂正式解体。
福建船政学堂从1866年创建至1912年被北洋政府接管，伴随着国家的风雨飘摇，在清末共存在与发展了46年，培养了629名合格毕业生。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成为了20世纪初中国外交、军事以及科技领域的主要力量，在中国海军和工业的近代化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由此可见，福建船政学堂作为近代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在人才培养方面成效显著，其办学经验值得挖掘与传承。
二、福建船政学堂的办学特色
福建船政学堂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力克顽固势力的层层阻挠，高举改革创新的大旗，突破闭关锁国、抱残守缺的思想枷锁，坚定地迈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步，开启了近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新篇章。作为洋务运动中卓有代表性的新式学堂以及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在办学上有很多独到之处。
（一）学生管理
“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5]”可见，福建船政学堂在建立之初便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即培养我国第一批船舶驾驶与制造人才，在民族危亡之时肩负起抵抗列强的重任。但是由于长期受封建文化“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的影响，“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风气异常浓厚，因而福建船政学堂在学生管理方面采取了“宽进严出”的政策。在招生上，它一改当时其他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等要求“出身”，只招八旗子弟、秀才的传统，打破身份限制，张贴告示，广招学童，凡“性慧夙有巧思者，无论官绅、士庶，一体入局讲习”[6]，而且“厚给月廪”“优予登进”[7]。在教学管理上，则一反招生时“宽”“松”的管理风格，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以规范学生的在校学习与生活。其中，在假期方面，要求学生在学5年期间，“不得告请长假，不得改习别业”[8]，随学堂开印、封印日确定假期时日;在日常规范方面，规定晨起夜眠，按时上课，悉心学习，听训教习，热爱同学等;在考核方面，明令每三个月举行一次考试，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并按等第给以赏罚，“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圆;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9]。由于执行严明，学堂淘汰率极高。以造船专业为例，1867年，招生人数为105名，毕业时据《旧中国海军各军事学校历届毕业生姓名籍贯》记载，仅剩21名。但是，这种“宽进严出”的学生管理制度也收到了很好的办学效果，福建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基本成为了我国近代海军事业的支柱力量。
（二）培养模式
“出自学堂者，则未敢信其能否成材，必亲试之风涛，乃足以觇其胆智，否即实心讲究，譬之谈兵纸上，临阵不免张皇。[10]”可见，福建船政学堂要培养的是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技术专门人才，而不是读经论道、挥洒文墨之人。所以，为了避免学生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学堂在教学上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如制造专业的学生在学5年期间除了要学习法文、算术、几何、透视绘图学、物理、机械学等基本课程外，还要修习蒸汽机制造实习课和船体建造实习课。在前两年，实习课每天都进行数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学生熟悉车间工作环境，在实操锻炼中增强实际设计和仿造轮机的能力;绘事院在教学安排上理论课与实践课并重，每天花若干小时在工厂同工人打交道，熟悉种种轮机和工具的实际细节，以便使学生能够为各种机件准备施工图和说明书，成为通晓设计原理，熟悉机器构造和生产过程的绘图设计人才[11];此外，管轮专业、驾驶专业也制定了相应的实习方案。得益于这种理实结合的教学模式，学堂的教学效果显著，目标达成度远超最初预计。在第一届毕业生中，就已有26名制造专业学生接近工程师水平，14名驾驶专业学生具备远航能力，14名管轮专业学生可担任轮机长。
（三）师资建设
预兴海防之事，建船政学堂，必得“籍西士为先道”[12]。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论是机械设备的购买，还是知识、技术的引进，都要求清政府改变盲目守旧的思想，广开贤路，聘用洋人。所以，福建船政學堂在还未建成之时，左宗棠便已经着手与洋人要约之事，之后相继雇佣了一大批来自法国、英国的工程师、技师与职业教师，来任职船政学堂的工程师、领班与教习等。据日意格《福州船厂》记载，福建船政学堂的外籍雇员曾高达75人之多（包括家属）。与此同时，外籍雇员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也使得管理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建立合同制度的重要性。“洋人共事，必立合同。船局延洋匠至三十馀名之多，其中赏罚、进退、辛工路费，非明定规约，无以示信。已饬日意格等拟定合同、规约，由法国总领事钤印画押，令洋匠一律遵守”[13]，并在合约中详细规定了假期、薪工、合约年限、工伤补偿、在职规范与奖赏惩戒等多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为了保障外籍雇员的个人权益，以示我国诚意;另一方面，也是规范雇员行为，保证学堂培养目标的达成。事实证明，聘用并妥善管理外籍雇员确实有效推动了福建船政学堂的发展，在课程设置、教学督导、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学堂职能
福建船政学堂除了有培养学童的职能外，还兼具职工培训的职能。1868年，学堂设立“艺圃”，招收各厂15～18岁有普力悟性者，专门培养监工人才。艺圃采用的是“半工半读”的培养方式，艺徒每天上午进院熟习轮机及船身等的绘画与设计技巧，跟厂作业，下午则赴学肄业，并跟其他学童一样具有赴欧留学的机会。最初按艺徒所在厂分开学习，分为4个班。1897年，艺圃分为艺徒学堂和匠首学堂，按艺徒的学习程度分别编组与任用。“其所制精熟者，即予升为匠人，赴厂办公。择其尤者，派入匠首学堂肄业三年，教以稍深艺学，并讲说制造轮机、汽机、打拣钢铁法度，以为升补匠首管轮之用。技尚未精者，可以分派各厂充当小匠，俟其历练娴熟，再升为匠人。[14]”事实证明，艺圃这种半工半读的培养方式造就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技术工人。这些艺徒，尤其是具有留学经历的艺徒，在学成之后大都成为了船政及各省机器局、旅顺船坞的监工及技术人员。
（五）培养方略
在船政大臣沈葆桢的积极推动下，福建船政学堂顺应发展趋势，率先创立了留学制度，任李凤苞、日意格分别为华、洋监督，共同负责学生留学事务。选派制造学生、艺徒赴法国学习，选派驾驶学生赴英国学习，学制同为3年。期间，“每3个月由华、洋监督会同甄别一次，并由华监督酌量调考华文论说”[15]。另外，留学生所习专业基本与在国内所学专业对应，而且专业实力雄厚，如制造专业的学生被派往巴黎国立高级矿务学院，驾驶专业的学生被派往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等。从1877年实行派遣留学生制度开始至1897年，船政学堂先后共派出4批留学生，共计70余人。这些留学生归国后活跃在外交、军事、教育、科技等诸多领域，如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等在军事领域，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严复、陈季同等在近代外交、翻译领域久享盛誉;詹天佑、巴玉藻等则为中国科技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福建船政学堂对当代高职院校的启示
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技术进步、生产要素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对人才培养质量、规格及能力结构等提出了新的诉求，也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还存在人才培养规格与企业实际需求相矛盾、办学定位与行业转型升级需要不匹配、综合实力与普通高等教育存在差距等现实问题，亟待解决。虽然物换星移、时过境迁，但福建船政学堂作为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留下了众多宝贵经验，给予我们启发与借鉴。
（一）明确管理制度
福建船政学堂在学堂章程中大篇幅陈列了有关学生管理的相关制度，包括“厚给月廪，优予登进”的招生激励政策、赏罚分明的考核制度以及严格的日常规章体制等。这些体系化、制度化的管理制度在学堂摸索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督促学生晨兢夕厉、保障学生高质量培养以及促进学堂高效运转的重要作用。可见，明确、高效的管理制度是提高办学质量的重要保障。因此，当前在国家、社会呼吁和强调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高职院校应当效仿福建船政学堂，高度重视学生管理制度的建立。高职院校应根据学校的办学方向、办学特色及发展空间等要素建立起相应的学生管理制度，并将管理制度以明文的形式具体化、明确化，再建立起相应的管理运行机制，以保障学生管理的科学化与有序化。在此过程中，有两方面内容需要重点把握：一方面，目前在招生门槛较低、生源质量层次不齐的状况下，高职院校要通过相对严格的管理手段对学生行为习惯，尤其是学习习惯，加以引导与约束，促进学生的自觉自治、勤勉治学;另一方面，要突出考核评价方式的重要作用，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实时监察与记录，做到结果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外部评价与自我评价、定期评价与实时评价的有机结合。
（二）优化培养模式
福建船政学堂一改旧式学堂的“填鸭式”授课方式，率先采用了工学结合、理实一体的教学模式，在基础课、专业课之余还安排了大量的实习实训课程，以“亲试之风涛”，由此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海军军官和工程技术人才，并肩负起了建设海防、抵御外辱的使命，促进了我国近代海军事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及时调整培养方略、不断优化培养模式是实现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的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突出的结构性失调的矛盾，究其原因，与市场定位缺失和人才培养模式落后分不开，而深度产教融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基于此，职业院校应该以产教融合为关键意旨，着力探索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结构动态调整机制，推动高职院校瞄准社会发展需求，面向产业技术发展方向开展人才培养和协同创新活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需要选择不同的培养方案;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等建立校企深度协同育人机制，在此基础上，校企合作开发课程体系，使教学链紧跟生产链、创新链，不断促进高素质应用型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推动我国由制造类大国向强国迈进。
（三）重视师资建设
在制造与驾驶军舰技术不成熟、人才匱乏的形势下，福建船政学堂广开贤路，引进了大批外籍人才为我所用，这不仅是船政学堂的一大办学特色，还是其育人成功的重要原因。这些外籍教师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科学知识，还带来了现代化的生产技术，为我国第一批近代造船驾驶专门人才的培养做出了杰出贡献。可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院校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因此，当前高职院校应当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以专业团队建设为核心，以骨干教师为支撑，以学院特色专业为重点，通过改善“双师型”教师的引进机制、完善“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培训体系、健全“双师型”教师队伍评价激励机制等途径努力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积极活跃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另外，在全球化的今天，各个高职院校更要加强与世界高水平院校的国际交往与学习，通过选派骨干教师出国研修访学、聘用外籍人才等方式，引进国外智力，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带动高职院校的发展。
（四）拓宽院校职能
福建船政学堂除具有教育功能外，还兼具培训职能。自1868年设立艺圃起，便开始面向各厂招收艺徒进行培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工匠与工程师，为中国近代技术工艺的提高作出了突出贡献。艺圃的成功经验表明职业院校依托院校特色全面开展职业培训具有先天优势，对于提高劳动者技术技能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要求职业院校“按照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要求，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承担起职业培训的职责。高职院校应该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在结合院校办学定位和专业优势的基础上，紧贴区域、行业企业和个人发展的实际需求，找准职业培训定位，不断开发培训职能，打造属于院校的培训品牌。另外，还要重视职业培训管理工作，加强制度与运营层面的建设，形成规范化、标准化的运作流程与培训途径，并通过制度建设加以常态化、制度化[16]，为高职院校开展职业培训创造良好的制度保障环境。
（五）制定培养战略
早在19世纪后半叶，福建船政学堂便开始实行派遣留学生制度，挑选聪颖好学者赴英、法两国进行深造，本着“探制作之源”的指导思想，“测算格致之学”，培养了一批批外交人才、翻译人才以及掌握国际先进技术的技术工程人才，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作出了杰出贡献。由此可见，开办留学教育，建立国际交流机制，对于拓宽国际视野、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需要开辟新的办学模式，实现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培养国际化人才。高职院校应当抓住国家对外发展的机遇，结合市场需求，坚持国际化培养理念，通过建立国际化课程、国际化教学考评机制等促进学生国际视野、国际通用能力的发展。此外，高职院校也可以通过开展国际教育合作的方式，如派遣交换生、留学生与跨国实习工作等，进行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2][5-9][13]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三[M].长沙：岳麓书社，2014：301，298，301-302，54，299，303，303，300.
[3-4]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182，361.
[10]沈葆桢.清末民初文献丛刊.沈文肃公政书：第2册[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794.
[11]柳靖，黄鹍.福建船政学堂的办学体制与特点[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08（1）：96-98，142.
[12]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62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4497.
[14]高时良，黄仁贤.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324-325.
[15]北洋洋务局.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32[M].1905：30.
[16]巴世光，许冰冰.职业院校开展行业企业培训的作用、问题与途径[J].教育与职业，2017（1）：54-58.
（责任编辑：张维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