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晓
摘要：参与教育改革，因需设学，注重工学结合和实践实训是近代鲁商参与职业教育的主要特征。鲁商兴办职业教育，为近代职业教育，尤其是山东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当今支持社会力量办学，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鲁商；山东；近代；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9）04-0092-05
鲁商，既包括山东籍的企业和企业家，也包括外省籍在山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企业家[1]。同近代“商人”的外延扩大一样，鲁商不仅包括商品贸易的经营者，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工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的经营者。近代鲁商是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因而呈现出明显的近代性特征。他们注重吸收西方近代经营管理方式，重视近代职业教育在企业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参与了近代职业教育发展与推进的过程。
一、鲁商参与职业教育的背景及原因
鲁商之所以热衷职业教育，既是近代时期山东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与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的传播以及商人心理结构变化、办学传统的嬗变有关。
（一）近代山东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十九世纪末，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和洋務运动的影响下，部分官僚、商人开始在山东投资兴办近代企业，如华侨商人张弼士在烟台创立张裕酿酒公司，前署礼部侍郎王锡藩在胶东集股创办山东渔业公司。据统计，1903—1910年，山东民族资本创办的工矿企业中，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共有17家，其中有烟草厂7家，电厂2家，其他有火柴、榨油、造纸、玻璃、砖瓦、采煤等共8家[3]。到1915年，在全国的19 321家工厂中，使用动力的仅有478家，而山东的936家工厂中，就有121家使用了动力，位居全国第二[4]。20世纪30年代，山东经济发展达到旧中国时期工业化的最高水平，各种工业共计10 624家[5]，商业市镇856处，商店2.2万家，贸易额超过10亿元[6]。伴随着山东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闻名遐迩的近代鲁商，济南仁丰纱厂组建者马伯声、青岛振业火柴厂创办者丛良弼、青岛冀鲁针厂创办者尹致中、青岛华新纱厂经营者周志俊是其中的佼佼者。此时，山东的一批传统商人也逐渐官绅化，转化为近代工商业者，如掖县“通聚”商号张氏家族和“四大祥”商号杜氏家族。此外，一些鲁商还走出齐鲁，将经营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并远至海外，其中著名的有在天津创办东亚公司的青州商人宋棐卿。
山东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鲁商阶层实力的增强，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观念变革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相应的专门人才以应对现代技术与生产管理的需要，故希望教育界能培养更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乃至有一定文化水平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工人、店员等。这构成了鲁商参与职业教育活动的经济基础和直接动力。
（二）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的传播
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思想萌生于洋务运动期间，到清末民初达到了一次高潮，形成了实业教育制度。实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前奏。此后，随着西方职业教育思想的西学东渐，特别是在黄炎培等倡导并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后，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思潮被越来越多的商人所传播和接受。“职业教育确为今日要务”[7]，成为工商界的共识。职业教育的几次重要会议在济南和青岛召开，更是促进了职业教育在鲁商中的传播。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在山东省议会举行，黄炎培担任职业教育组主席，并做职业教育演讲。同时，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也召开临时会议，并假借济南商埠商会召开会议，与当地名人探讨职业教育。1935年，中华职教社第十五次社员大会暨全国职业教育探讨会第十三次年会在青岛召开，并参观了青岛的多处实业机构。20世纪上半叶，一批鲁商通过不同途径认识到职业教育在生产发展和解决人民生计中的作用。如泰安籍商人马伯声，一战期间曾作为华工辗转欧美多国，接触和学习到许多西方新知识，尤其是在听闻德国国家富强乃因“初中毕业之学生”“以各种生产部门为范围，述其志愿，然后按其志愿分配各种职业学校学习，以便毕业后各有所长，均能致力生产”的论述后[8]，思想为之一新，回国后便以兴办实业和提倡职业教育为毕生志业。又如在青岛经营制针、纺织的工业巨子尹致中、周志俊，曾游历海外求学，对欧美和日本的教育有较深刻的了解。同时，他们与职业教育学家黄炎培交谊甚笃。中华职业教育年会在青岛召开之际，黄炎培专门参观了2人经营的华新纱厂、冀鲁针厂，盛赞“工人效能高”[9]。20世纪40年代，尹致中和周志俊成为黄炎培的座上宾，共商职业教育发展和职教社筹款等事宜。另一位热衷于职工职业教育的鲁商宋棐卿，与教育界来往甚多。他与曾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研究部主任的职教专家何清儒为姻亲，并聘请其为公司人事部主任，负责职工教育。
（三）商人办学传统的近代嬗变
近代鲁商热衷职业教育，是传统商人“重教”思想在近代形势下的延续与嬗变。在近代社会前，商人的教育目的与活动被禁锢在封建制度的藩篱中，办学动机不外乎使宗族子弟“特发科甲”“知理明礼”，或是以捐资义举显姓扬名。时代为商人办学传统向近代的嬗变提供了养料。在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商人的心理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其具体表现即是原有的封闭保守性逐渐削弱，而开放进取性则日益增强”[10]。在教育改革的认识上，商人开始主张破除旧式教育空疏不实的陋习，提倡实用主义，关注教育在国计民生中的作用，鲁商亦不例外。例如，在全国工商会议上，济南总商会代表金连墀提交了《兴办工商矿业用专门人才案》，指出“中国创办各局所公司以来，种种不发达及失败之原因，皆由于用人不得其当”，而欧美日本诸国，工商发达“其原因皆以工商业用专门人才”，因此，中国“欲提倡工商业，必自公司局所用专门人才始”，提议“创立之实业局所公司，其中重要职员非有专门学识者不可参列其中”[11]。这种认识已经动摇了“教育—仕途”的社会文化心理，实质是将教育视为一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人力资源开发行为。
正是商人的教育改革意识促成了他们与教育界结成联盟，促使了他们参加职业教育社团、创办职业学校和职业补习教育。罗兹曼等人在论述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者的追求时指出，中国教育家们“想寻找一条将学生的精力吸引到生产性工作上去的途径”“这批教育家们的兴趣与大城市的新兴工商业阶级的想法不谋而合，后者很关心的是其企业技术工人的招募来源”[12]。对教育进行改革，使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教育界与工商界众多有识之士的一致呼声。
二、鲁商参与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
（一）创办职业学校
以传授实用技术及实业知识，培养专业技能人才为目的的实业学堂，揭开了近代职业学校教育发展的序幕。1904年，清政府将实业学堂正式纳入“癸卯学制”。从此，实业教育开始自成体系，成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成立后，“壬子·癸丑学制”将清末实业学堂改为实业学校，规定“实业学校以教授农、工、商必需之知识、技能为目的”，分甲乙两种，“甲种实业学校施以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乙种实业学校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13]。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壬戌学制。该学制是随着西方教育理论传入以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形成的，首次在教育法律中使用“职业教育”，在制度上取代前两个学制的“实业教育”。至此，清末以来一直沿用的“实业学堂”“实业学校”被“职业学校”所取代。
鲁商兴办职业学校，与近代职业教育学制的确立与演变一致。1905年，王锡藩在烟台创办山东渔业公司，参用西法捕鱼。同时公司开办初等小学堂，招收渔民子弟入學，从事水产启蒙教育。1908年，公司又在烟台设水产学堂，招收“山东渔民子弟入堂肄业，学习水产制造法”[14]，培养渔业水产人才。1912年，济南商务总会商学会会长叶春墀提议，临时省议会设立商业学校。次年，定校名为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并由叶春墀出任校长。此后，各地鲁商在认识到“商战即学战”后，纷纷以商会或其他社会团体名义创办职业学校。1919年，鉴于“周村镇商业繁盛，亟需商业人才”[15]，淄博周村商会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资兴办周村镇立竞化乙种商业学校。1921年，由烟台丝商商会华洋丝业联合会创办烟台蚕丝学校，专门培养柞蚕人才，办学经费来自东海关茧丝绸税捐。1945年，世界红卍字会青岛分会发起成立了私立青岛慈济商业职业学校，以“造就商业人才，服务社会”，该会虽为宗教慈善团体，但董事绝多数来自工商界，会长丛良弼为振兴火柴厂，董事长、副会长贺善果曾在日本经商多年、责任会长杨寰辉为裕泰丰经理，监事贺澜凫等5人也均来自工商界[16]。同年，在全国工业协会青岛分会理事长尹致中的倡导下，青岛工商界筹资在青岛四方开设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长由实业家尹致中担任，经费由全国工业协会青岛分会向会员企业募集。1946年，青岛商会创办青岛私立商业职业学校开始招生，“以造就商业实用人才为宗旨”[17]，并优先录取商会各单位推荐的学生。
以商人个人或家族力量创办职业学校鲁商亦不在少数。1918年，裕泰船行创办者、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校长叶春墀，利用该校校舍开办私立乙种商业学校。1920年，将其改立为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30年，又改设为私立惠商初级商业职业学校。1919年，掖县商人张寿世在家乡张家村创办张氏私立甲种商业学校，学费由张家负担，为自己的商号培养管理人才。同年，烟台商会特别会董、政记轮船公司创办人张本政，出资在烟台创办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22年，掖县另一著名商业家族“贞祥昌”商号的杜尚，在掖县西杜家村创办杜氏私立乙种商业学校。1932年，郭清圃筹建济南私立惠鲁商业职业学校，济南工商界巨子马伯声予以赞助，成为主要创办人之一。
（二）推广职业补习教育
近代中国社会动荡、文化教育落后，薄弱的基础教育和职业学校教育无法满足工商业发展与竞争的需要，大量由文盲半文盲构成的低素质劳动力进入生产与贸易领域。职业教育推广者对此提出，“今吾国国民之教育程度甚为幼稚，其未受教育之数量尤多，既已注重职业教育，则建设扩充职业补习教育，实为教育上一急不容缓之问题”。按时人定义，职业补习教育主要是对从事职业或准备从事职业的人员，“令其执业余晷，或分执业时间之一部分，补习有关职业上的基本知识和技能”[18]。
与社会各界对职业补习教育的推广与接受一致，部分鲁商鉴于自身竞争与发展的需要而创办的各类职业补习教育。从贸易大都、厂矿企业到县镇商会，皆有职业补习机构的开办。一类是针对商业贸易从业者的商业补习教育，如青岛商会于1932年开办了商业补习学校，“延聘商业专门人才，负责教授商业上一切新知识”，设商业簿记、银行簿记专业班，学员从商会会员单位的职员中招收。时人称，经过职业补习教育后，“凡毕业之商店学徒，在商店之工作效率，较之昔日判若两人，直接之商店均蒙不少利益”[19]。同年，文登县商会会长赵泮馨，在商会楼内创办文登县商业补习学校，并兼任校长。学校以教授商业知识为主，并由商会负责推荐毕业学生至附近地区商家任职。1934年，黄县的龙黄两商会共设商人补习学校，以“提高商人知识，应付世界商战”[20]。此外，牟平县商会也开办商人补习学校。
工人职业补习教育，是鲁商推广职业教育的另一种重要形式。相比文字教育、公民训练等基础教育，职业补习教育因能增进职业技能，增加经济收入，更为工人所需要。东亚公司创办人、青州商人宋棐卿，从能适应机器化生产方式时代要求的高度，论述工人职业教育的作用，认为“今日世界先进国家事业与生活均趋于机械化，人工渐受淘汰，凡能力高尚之人，尚可竞争图存，能力薄弱者则甚危险。异日我国亦能进步至机械化之生活时，我职工则不得不预先充实自身学识，以备争取生存，庶几不落伍于时代”[21]。为此，宋棐卿在公司设人事部负责员工职业和精神训练。在工人补习职业教育上，宋棐卿认为，职工要学习“与工作有关之知识和技术，洗染毛线的人，需要真切知道有关洗染的知识和技术，纺线的人时时要研究有关纺线的知识和技术”[22]。周志俊在青岛华新纱厂举办职工补习学校，设纺织专修班、职业补习班、识字训练班等，对有志求学者，编印纺织技艺讲义设特级班开展职业技能训练。1946年，济南仁丰纱厂全日2年制技术人员训练班，经理马伯声兼任教育长，设文化课及纺织专业课，为纱厂纺织染三个方面培养初级技术人员。
三、 近代鲁商参与职业教育的主要特征
（一）鲁商参与教育改革实践，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在近代中西商战的交锋中和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商人最早感受到现代知识缺乏的切肤之痛，“洋商日见发达，华商日趋萧条，推原其故，一则有学问以为竞争，一则无学问以资考研耳”[23]。正是在商人的呼吁下，以培养能与机器生产、现代经营管理相适应的近代实用人才逐渐成为教育改革的共识。在这一过程中，鲁商为代表的商人群体的教育改革参与意识变得更为积极主动，这既是鲁商社会地位提升的结果，也是鲁商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和谋自身发展利益的一种诉求。如前文所述，鲁商兴办职业教育的方式上，既有向政府提议呼吁之举，也有以个人或团体之力设立之举；形式上，既有专门的职业学校教育，也有各类职业补习教育。鲁商作为参与职业教育重要力量，与政府、教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共同构成了近代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的多元格局，为近代职业教育，尤其是山东职业教育的发轫与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因需设学，为企业行业和区域发展培养实用人才
近代鲁商兴办职业教育是围绕区域工商业发展的实际而形成的。鲁商以“兴商学，争外权”为自励的工具理性，兴学方式由善举性质的捐资助学，转为根据企业行业需求创办职业教育，如青岛商会在1930年代，“鉴于各商店学徒，只有旧经验，未知新学识”，因而在“此商战时代，虽与外人抗衡，以故失败者，比比皆是”[24]，所以有了创办商业补习学校之举。1946年，青岛商会在参加全国商联成立大会时又提出，“胜利建国，首以发展国民经济为急务，然无专门人才，自难于最短期间达成预期目的，且各大都市多国际贸易，必须富有国际贸易常识之专门人才，方能应付裕如，否则甘落人后，难与其他商业发达之国家，并驾齐驱”“故欲求发展工商业，建设国民经济，亟须广设商业学校，培植专门人才”[25]。为此，青岛商会创办了私立商业职业学校。同时，在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上，魯商参与兴办的职业教育紧密围绕经济需求进行设计，如全国工业协会青岛分会创办的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根据当时青岛工业企业的实际需要，开设机械、化工、纺织三科，为行业培养专业人员。
（三）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注重实践实训
鲁商兴办职业教育思想的内生动力源于企业行业发展与竞争的需求。能够以本企业附设职业教育机构是许多鲁商梦寐以求的理想，马伯声、宋棐卿均对此做过设想。宋棐卿认为，“既有次许多之工厂与事业，若无适当之人才，万不能有理想之结果，普通之学校造就之人才又多不适用”，进而提出“必须设立此等学校，附设于公司附近，以公司之各厂作背景，以公司之各项人才作基本教员，使无力升入大学，或普通高中毕业后即需作事者，于初中毕业后，再受该校三年专门职业教育，即可专门作事”[26]。这一设想在近代鲁商兴办的许多职业教育中都有过实践，如华洋丝业联合会创办的烟台蚕丝学校，附设了蚕场、缫丝厂、漂染厂等供学生实验实训；青岛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聘请纺织专家、时任中纺青岛分公司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的杨樾林为纺织工程科学生讲授“浆纱学”和“机纺学”课程；青岛私立商业职业学校学生的见习实习场所为青岛商会的各职能部门与现货交易市场；仁丰纱厂举办的全日制技术人员训练班教师由本厂各部工程师担任，学生假期作业为车间实习。
尽管鲁商中的佼佼者积极参加职业教育活动，但就社会普遍而言，大部分的商人对职业教育仍漠然视之。1930年代，在山东工商业最为发达的青岛，政府极力推广职工补习教育，虽有华新纱厂、冀鲁针厂等积极响应，但“多数企业吝于经费，迁延不设，或设而后废，且工厂长于生产制造，不能且无暇顾及职业教育”[27]。
综上所述，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仅仅依靠政府的投入是不可能包办所有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是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支持和规范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无疑能够弥补职业教育资源的不足，是改变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状态的有力措施。同时，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结合最为紧密，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也离不开行业企业的参与。近代鲁商围绕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参与职业教育，为行业企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技术人才，也为当今山东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更为当今探索支持社会力量办学，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和职业培训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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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东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