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晶
摘要：为考察高职生回避性拖延、情绪智力与职业决策效能感的整体现状及两两相关，对提高高职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提出对策，采用回避性拖延量表、情绪智力量表和职业决策自我能感量表对天津、北京、云南等地高职生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各人口学变量在回避性拖延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在情绪智力得分上具有差异性，男生在总情绪智力、他人情绪管理和自我情绪管理上显著低于女生；工科生的情緒智力低于文科生和理科生；不同年级在情绪智力上存在显著差异；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回避性拖延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呈显著的负向预测；情绪智力与回避性拖延呈显著负相关。
关键词：高职生；回避性拖延；情绪智力；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相关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8）02-0072-06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999年起，随着国家连续扩大招生规模，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从高职生来看，虽然近几年的数据统计显示高职生的就业率远远高于本科生，但其就业质量是否达到人职匹配等都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因此，如何做出恰当的职业决策，如何从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变得更加关键。有研究表明，部分大学生在职业决策过程中出现决策困难，不知如何做出选择，犹豫不决、缺乏信心，忧虑就业后的前景等等。因此，本文拟结合高职生现状，研究高职生回避性拖延、情绪智力、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状况，探讨三者间关系及其影响机制，丰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理论，为干预提高学生的情绪智力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行为提供有效依据和对策。
（二）相关概念界定
拖延，英文为Procrastinate，从词根角度来看，“pro”为向前放置，抽象意义上表达意图与打算；“Crastinus”意为明天。简言之，就是把事放到明天做的打算和行为[1]。而回避性拖延是基于个体动机，个体为防止他人对自己的负面消极评价，以及满足维护自尊的需要。回避性拖延一般伴随着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但仍然通过做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来逃避任务。
2000年，Meyer和Salovey基于信息加工理论将这一模型修正为四个维度：情绪知觉、情绪的整合、情绪的理解和情绪的管理。并且区分了人格与情绪智力，将情绪智力定义为“一种认识情绪意义和它们关系的能力、利用知识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使用情绪促进认知活动的能力，并且认为情绪智力是横跨认知系统和情绪系统的操作，通常以整体的方式进行操作” [2]。
1983，哈克特和贝兹提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定义：是个体对于参与职业选择等相关任务的自信程度和成功率评估，2006年，哈克特和贝兹提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操作性定义就是个体对职业选择能力的自信程度。Crites提出的职业选择能力包括五个因素：自我评价、收集信息、确定目标、制定计划和问题解决[3]。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被试
本问卷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高职院校选取高职生600名进行测验，经过问卷回收，对无效问卷剔除之后，获得有效问卷502份。其中男生193名，女生309名；独生子女119名，非独生子女383名；工科生136名，理科生98名，文科生268名。
（二）研究工具
1.开放性问题
通过研究目的，考察高职生对学校职业生涯辅导相关课程的主观感受、评价和体会，以及高职生对自己职业选择能力的主观评价。共有六道题。
2.回避性拖延量表
回避性拖延量表（APS）又叫成人拖延问卷，由McCown和Johnson编制，量表针对回避性拖延动机进行测量。量表包括一个维度15个项目，Likert 5点计分，其中有6道题是反向计分，从1到5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4]。本论文所得Cronbachs α为0.793。
3.情绪智力量表
Schutte情绪智力测验是由Schutte等人以Salovey和 Mayer提出的情绪智力模型为理论基础进行编制的，具有四个维度：情绪感知（12道题）、自我情绪管理（情绪调控8道题）、他人情绪管理（理解情绪6道题）、情绪运用（运用情绪促进思维7道题）。Likert 5点计分，其中第5，28，33题为反向计分。分数越高情绪智力则越高[5]。本论文研究中所得的标准化Cronbachs α为0.848。
4.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
釆用的问卷是彭永新、龙立荣参考Betz和Taylor的“职业生涯决策自我效能感问卷”修订而来，他们依据对学生的访谈资料和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修订，得到适用于国内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该量表由五个维度：自我评价、收集信息、选择目标、制定规划、问题解决构成，共39个项目构成。本文标准化Cronbachs α为0.916。
（三）问卷施测
将人口学变量、回避性拖延量表、情绪智力量表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一些开放性题目编辑成一份问卷，以不记名方式对各个高职院校进行施测。由主试说明指导语和注意事项，确定被试完全集中注意并了解测试过程后开始测试。施测时间不得低于10分钟，不得高于30分钟，当场发放回收。
（四）数据处理
使用SPSS19.0进行数据输入和统计分析，首先进行描述统计和人口学变量在研究变量上的差异分析，其次进行各个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分析，最后进行回归分析与中介效应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开放性问题的分析
为了从高职生主观角度了解学校职业指导现状以及高职生自身职业决策能力评估，在问卷发放前，对高职生发放开放性问题问答。问题分布如表1所示。endprint
第1题，有87.9%的学生回答学校有相关的职业指导课程，其中包括就业指导课程，创业企划课程等；有12.1%的学生认为所在学校没有该部分的课程。
第2题，认为此类课程有用的占83.7%，并且认为有一定的心理帮助，使学生对职业规划具有感性的认知，认为不确定有无效果的占5.6%，该课程可能对有兴趣的学生有用，或者虽然有课程，但依然不确定是否会帮助学生进行职业选择。认为此类课程没用的占10.7%，这部分学生认为，此类课程几乎全是理论思想的指导，并无实际的针对某个职业进行详细的指导或者教授一些实际的职业选择技能。
第3题，学生的回答主要有：两周一次、必修课或者讲座的方式；一般是教师利用ppt授课，讲述先就业后择业理念，与学生互动，实例讲解指导要求学生进行自我介绍和面试模拟；课后会留作业。65.6%学生认为，相关课程大多偏向于理论，无法具体地提供职业选择问题的帮助和辅导。
第4题，认为自己了解适合哪类职业的学生占62.7%。不太了解的学生占总体的9.8%，认为找到对口的专业很难，尝试创业或者新的职业也是一种挑战或者有自我创业的打算；对自己所学专业不知如何运用，不知如何面对公司招聘，有很多忧虑，很多情况自己不知如何解决；知道自己拥有某些技能，从技能角度寻找合适的工作。不了解的学生占总体的27.5%，表明学生对就业一片迷茫，面对问题不知该如何解决等。
第5题，大多数学生认为自己对想要从事或者适合自己的行业并不是很了解。只有个别学生会考虑到行业与其能力相匹配，极少的学生才会从某类工作要求的学历、工作经验和所需社会工作技能、该行业的薪资待遇以及困难的解决办法等角度去考虑职业。
第6题，大多数学生并不会主动地上网查找资料，咨询长辈或教师，仅仅对自己想要从事的行业有一个感性认知。
高职院校对高职生的职业指导高度重视，且均开设了职业指导课程，但大多以理论授课的方式开展，较少实例的探讨，缺乏指导学生对本专业职业的具体工作内容的了解。此外，该类课程较为枯燥，不具有趣味性，也没有引起学生的足够重视，且缺乏课内理论与课外探究活动的结合，因此在具体的择业过程中，缺乏实质性的效果。
（二）回避性拖延、情绪智力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整体现状
1.不同性别在三个变量上的现状
不同性别在高职生回避性拖延总分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拖延行为在高职生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在情绪智力总分上，女生的情绪智力显著高于男生的情绪智力（p=0.022<0.05）。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选择目标维度上，女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非常显著地低于男生（p=0.008<0.01）；在问题解决维度上，女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显著低于男生（p=0.023<0.01）。
2.是否独生子女在三个变量上的现状
是否独生在情绪智力总分和各维度上无显著差异。是否独生在职业决策效能感总分上无显著差异。在选择目标维度上，独生子女的效能感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p=0.021<0.05），即独生子女選择就业目标的效能感高于非独生子女。
3.不同专业在三个变量上的现状
专业在高职生回避性拖延总分上无显著差异。在自我情绪管理维度，文科生的自我情绪管理非常显著地高于工科生（p=0.004<0.01）；在情绪运用维度，工科生都显著低于文科生（p=0.033<0.05）和理科生（p=0.005<0.01）；在情绪智力总分上，工科生的情绪智力显著低于文科生（p=0.012<0.05）和理科生（p=0.039<0.05）。专业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分上无显著差异。
（三）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首先利用散点图初步观察两两变量之间有无相关趋势，从各散点图可以看出它们存在一定的相关趋势，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各个变量之间均在0.01水平（双侧检验）上达到了显著水平。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回避性拖延呈显著负相关，与情绪智力呈显著正相关；回避性拖延和情绪智力呈显著负相关。如表2所示。
四、结果讨论
（一）回避性拖延现状分析
本研究显示，约有80.9%的高职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拖延行为。总结来看，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缺乏时间管理能力。高中阶段的重点是学习，学生几乎按照课程安排、教师布置和家长督促下完成学习，培养时间管理能力的机会较少。到了大学阶段，学生凭借自我约束和自主安排，加之学校课程安排较为灵活，因此大多数学生的时间意识不强。大学生活的非紧凑状态与学生缺乏时间管理能力二者互相作用，长此以往，产生普遍的拖延行为。
（2）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刚进入大学，学生的学业压力降低，因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体精力从学业转向人际交往以及各种生活应对。当自控力水平较低时，会优先选择短期利益，而缺乏长远规划。
（3）缺乏信心。本文研究的回避性拖延，其产生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学生在针对某一具体任务时，对该任务没有十足把握或信心，为了避免他人对结果的负面评价和自身自信心受挫，从而拖延任务的开始或完成。有的个体是在某一契机下受到打击一蹶不振，逐渐习得性无助，从针对某一具体任务的自信心缺乏扩大到广泛自信心降低，从而出现回避性拖延，这一类个体大多具有“非理性信念”。
（4）“消极完美主义”。“消极完美主义”与家庭教养方式有很大关系，家庭教养中的激励模式如果是针对优异过分表扬而对过失进行过度的斥责，会使学生在乎外界的关注和肯定大于自身内在的需求与体验。
（5）任务属性。当任务完成较为困难或者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比较枯燥时，会引起个体的回避与拖延。
（二）情绪智力现状分析
高职生的情绪智力总分和各维度均处于五点量表中位数3以上，总体呈正向趋势，高职生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其情绪智力具有较高水平。该结果说明，高职生能够较好地感知各种情绪的出现和变化，情绪波动时能够进行自我情绪管理、帮助安抚、调节和调动他人情绪和运用情绪推动行为和保持有利于思维的情绪状态。情绪智力均处于优良水平。这一研究结果与大部分大学生情绪智力研究结果一致[6]。但女生的情绪智力高于男生，这可能与性别期待有关。女生在成长过程中，周围他人给予女性“温柔体贴、理解以及换位思考”的性别期待，而男生则是“勇敢拼搏、意志坚强、大气”等性别期待，因而女生在人际交往中更容易觉察他人的情绪变化。人际交流方式影响了性别差异。女生的人际圈更倾向于情绪和情感交流，在情绪交流的基础上建立其他交流方式。交往过程中更为细腻与敏感；而男生则较为随意，并且基于活动与任务内容本身与他人交往，情感交流相比女生来说较少。工科生在自我情绪管理维度和情绪运用维度低于文理科生，这与不同专业性质所形成的认知方式有关。工科生的学习内容大多为程序性知识，陈述性知识较少，因此欠缺严密和细腻的思维逻辑，而情绪智力与认知能力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工科生与文理科生产生差异。此外，专业本身会有性别偏差，如学工科的一般男生居多而女生较少，从而产生由性别引起的专业情绪智力差异。endprint
（三）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现状分析
经过人口学变量在职业决策效能感上的统计分析，可看出高职生的职业决策效能感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且基本呈正态分布。说明高职生在进行职业决策时能够正确分析当前形势，结合自己的优缺点进行选择，既不盲目自信，也不陷入自卑和逃避状态，整体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平稳积极向上。在职业决策效能感总分和各维度得分上，男生均高于女生，但除了选择目标和问题解决维度，其余均不显著。该结果与秦琼 、张轩辉的职业决策研究结果近似[7-8]。数据分析得出，在收集信息维度，三年级学生的效能感显著低于二年级和一年级，这可能由三年级开始面临真正的择业和选择的问题，因而产生较大的压力，巨大的就业信息让三年级学生无所适从。经过方差分析和事后检验，不同年级的学生职业决策效能感并无显著差异，但在收集信息这一维度，三年级生显著低于一年级和二年级，这一研究结果与梁富程、余淑君的研究结果近似[9]。
（四）变量间的相关分析讨论
1.回避性拖延与情绪智力
经过相关分析，得出回避性拖延与情绪智力各维度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有关情绪和拖延的研究结果显示，一般拖延行为与焦虑、抑郁情绪具有显著正相关[10]。
对负面情绪敏锐的觉知和恰当的调节是情绪智力的一部分。有关研究已经证明，情绪调节与情绪智力密切相关，不同情绪智力的个体面对生活事件的情绪调节方式具有倾向性：高情绪智力者倾向于通过认知重评来影响积极的体验与表达，即通过合理认知调动出积极情绪，维持个体积极心境和良好思维状态。低情緒智力者善于通过抑制表达来阻滞正性的体验与情绪，即不断压制想法和情绪表达，但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平静心态，反而阻碍了积极情绪和良好思维状态的出现。由此可间接推知情绪智力与拖延呈负相关。也有研究指出，情绪智力与学业拖延无显著相关。笔者认为，情绪智力主要包括情绪知觉和表达、识别和调节能力，以及运用情绪维持有效思维状态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对学业领域的影响不明显，对学业具有显著影响的是认知能力，因此情绪智力和学业拖延水平相关不显著是可以接受的[11]。与此研究结果相反的是积极情绪组的学业拖延显著低于消极情绪组[12]。
2.回避性拖延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经过相关分析，回避性拖延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各维度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该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3-16]。
班杜拉认为，高自我效能感会促使个体不断地接近成功，并有足够的自信去完成任务，遇到麻烦也会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具有坚持性和灵活性。因此会及时启动任务的开始和完成，从而不会产生拖延。而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恰好相反，自我评价过低导致对任务产生心理阻抗，且会高估成功的难度，也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达到自己和别人的要求，因此会推迟任务的启动，产生拖延行为。
3.情绪智力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本文相关分析得出，情绪智力各维度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情绪智力较高的学生对自身和周围环境的情绪情感信息感知敏锐且准确度高。也能充分利用好情绪的资源和情绪带来的积极推动力，会使生活更具有生机和活力。对于自身自信和勇气的建立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自我效能感产生积极影响。可见高情绪智力的高职生具有更高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情绪智力高分者有着更好的人际关系和学习成绩，这大大促进了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
五、对策与建议
由本文研究可以看出，高职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情绪智力和回避性拖延有密切相关。因此提高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可以从降低学生回避性拖延和提高情绪智力入手。
（一）回避性拖延的干预
针对产生回避性拖延的原因，笔者提出以下干预对策：一是明确任务完成的时间。设定具有明确时间结点的目标，对目前产生与学生完成任务间不能有太长的时间差距，让学生意识到时间的紧迫性，以提高学生的感知能力。二是明确任务达成所需要的资料。列出任务清单，需要什么资料，去哪里收集，收集资料所需要的时间。三是明确任务步骤。任务每一步需要做什么，分别需要多长时间完成，超过时间会有怎样的惩戒等等。四是分清任务缓急。在完成一件任务时，必定还会有其他事物同时进行，此时就需要对任务进行轻重缓急的划分。将任务放入紧急——不紧急，重要——不重要组成的四个象限内，就非常明确现在需要做什么。五是减少周围干扰。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分心与干扰，手机不必时刻放在手边，零食以及可以放松的设备一律远离学习场合，不断培养自律能力。六是集中注意力。当任务本身较为枯燥或者困难时，学生很容易走神，可通过小步子的激励来维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直至任务完成。七是成功体验。唯有每一个任务的成功完成，才能渐渐培养学生内在动机，形成长期稳固的积极状态。八是拖延心理辅导。当有学生具有不合理信念从而产生拖延时，教师可以利用合理情绪疗法，帮助学生消除非理性信念，增强普遍自尊和自信，使学生在面对任务和困难时不退缩，强化学生的积极行为，增加学生的成功频次，帮助学生积极面对任务。
（二）情绪智力的培养
根据情绪智力的整体现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提升：一是基于性别差异培养。女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更倾向于体察他人的细微情绪从而做出进一步的决策。因此在进行情绪智力培养时，应着重培养男生观察体会他人情绪的能力，关心体贴并进行有效安慰的能力，强调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放大情感交流的成分等等。而对女生情绪智力的培养重点应放于增强合作任务中的合作意识与提高独立思考能力，不依赖他人做出合理的决策等。二是基于不同专业进行培养。专业知识学习引起的认知差异是导致情绪智力专业差异的可能因素之一。因此在进行情绪智力培养时，应注重结合专业差异进行培养。强调培养工科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逻辑思维能力，即注重对他人情绪变化及其情绪变化因果的观察与推理，从而增强工科生观察和调节他人情绪的能力。endprint
總而言之，情绪智力在群体活动中的重要性愈发明显，因此，培养个体的情绪智力，应在注重个体差异的同时，注重在团体活动中的培养与提高。一是情绪智力理论学习。如情绪识别、合理调整不良情绪的方式角色互换扮演、多情境下的模拟练习。提高学生察觉、识别自己的情绪能力，及时调整不良情绪的能力，识别他人情绪能力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二是团体合作的实践活动。小组合作、社会实践等都能够考验学生对他人情绪的觉察以及调配，同时提高学生的抗挫能力，以确保整个任务成功完成。
（三）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提高
基于职业指导课程的现状，提出以下几点：一是职业指导课程普遍化。职业指导课程目前仅是一门比重不高的课，不管教师还是学生都缺乏重视。因此，首先要提高职业指导在必修课中的比重，实质提高重要性及其有效性。二是职业指导课程专业化。据调查，职业指导授课形式单一，以理论为主，强调就业理念“先就业后择业”等等，作业简单泛化，考试无难度，大多以“自我生涯规划”课程作业为考试内容。授课教师大多为学院辅导员，而非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因此需要专业性较强的教师来引导学生真正地认识职业、专业与职业的共同点与区别，学习有效的职业理论，激发学生兴趣。三是职业指导课程实践化。职业指导课程缺乏实际操作性，没有引入学生兴趣。而实践操作课程涉及广泛，如给每节课设置课程内容，要求学生提前准备，以比赛或者角色扮演的形式展开。如“面试技巧学习”“专业技能应用”等主题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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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璐）
Abstract： The paper makes a survey of how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voidant procrastinatio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are related and how to improve their career decision making self efficacy. With the method of cross-sectional study， a self -administer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n Tianjin， Beijing and Yunnan. They completed self-report measures of avoidant procrastination scal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scale. We will make a statis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demographic variables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voidant procrastination； gender has the difference i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ore； male students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female students in to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ther people's emotional management and self emotional management；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is lower than that of liberal arts students and science student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avoidance dela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voidance delay.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voidance dela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correlation research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