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
摘要：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开始走上了为“一带一路”战略服务之路。三年多来，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上，职业教育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包括：政策层面，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实践层面，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职业教育实践取得一定进展。但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发展，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主要有：对沿线国家国情了解不够；既具有高素质专业知识，又具有高语言水平的人才短缺；合作内容深度不够，合作对象不够广泛等。为了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职业院校应对沿线合作国家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考察；大力培养高素质综合型人才；深化合作内容，拓宽合作对象范围。
关键词：职业教育；一带一路；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8）01-0005-06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即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1]。三年多来，职业教育在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重要进展，有力地推动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落实。但从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角度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还存在一些短板，亟需改进。
一、我国职业教育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中取得新进展
（一）政策层面：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201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多份政策性文件，支持职业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为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奠定了重要基础。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出台，明确提出要强化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实施中外职业院校合作办学项目，探索和规范职业院校到国（境）外办学[2]。同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其中第十二条明确指出要建设开放型职业教育体系，鼓励职业院校系统学习国外先进办学模式，并拓展职业教育合作领域，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力度，加强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加快骨干职业院校“走出去”的步伐，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开放战略，使一批职业院校具备富于自身特色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竞争舞台上脱颖而出，使职业教育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与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内在要求相匹配[3]。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职业教育“走出去”步伐，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的软实力发展[4][14]。同年12月25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同意在有色金属行业开展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的函》，明确了以中国有色集团作为试点企业在赞比亚开展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工作，从而迈出了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第一步[5][14]。
2016年7月，为了推动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教育部印发了《推进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设立了“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每年资助1万名沿线国家的学生来中国学习或研修。开展“以‘一带一路万名师生交流计划为主线，推动实施‘鲁班学堂‘中非20+20‘丝路1+1‘友好使者等特色项目”。与此同时，还实施了“丝绸之路”合作办学推进计划，鼓励我国优质职业教育配合中国特色基础行业企业走出去与沿线国家开展多种合作办学形式，合作设立职业院校、技能实训中心，合作开发教学资源，开展多层次、宽领域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活动，培养当地急需的各类“一带一路”建设者[6]。
这一系列顶层设计的政策为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指明了方向，也表明职业教育发展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的大背景下，这些政策的出台，有助于发挥职业教育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加强同沿线国家合作这一大方向上的作用。在贯彻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在受益国的实践活动中，职业教育扮演着源源不断地培养人力资源、输送各类合格技术人才的角色。顶层设计政策的出台，为加强这一角色的作用提供了诸多方便，政府各部门的支持和社会重视程度也会随之提高。
（二）实践层面：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职业教育取得一定进展
1.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院校开展职业教育合作取得一定成效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是首批国家示范高职院校。2016年10月，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贝宁CERCO 学院在贝宁共建了“中非（贝宁）职业技术教育学院”。近年来，学校派遣电子、物流等专业教师赴贝宁授课，并受到贝宁学员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该学院的成立，不仅为浙江高职院校海外办学开创先河，同时也为科托努市、贝宁、西非国家培养了更多的实用型技能人才，也为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做出了重要贡献，顺应了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潮流[7]。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依托云南省“桥头堡”战略，充分依靠“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矿产资源人才培养基地”的优势，凭借学校在地质、国土资源勘查等方面的特色，与柬埔寨工业和矿产能源部、老挝工业手工业部地质矿山局签订联合培养矿产资源人才协议，与此同时，还与老挝理工学院共建联合培训中心，对该校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8]。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充分利用海南岛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在“一带一路”中的地理优势，与沿线国家的多所大学建立合作办学关系，其中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家。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为了能够全面推进与中南、西南以及东南亚地区、国家进行职业教育课程培訓、技能竞赛、资格认证和国际交流合作，特别建设了贵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优势积极推动国内产业转移的同时，服务于“一带一路”在东盟地区“走出去”战略。
2.行业企业与学校合作推动职业教育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
在“一带一路”教育开放发展政策的指引下，2015年底，经教育部批准，中国有色金属行业率先开展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工作，并将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作为试点企业。为了能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和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最终确定了8家试点院校，并由此形成了政府、企业与学校多方努力、多元合作、多类形式的办学模式[9]。其中，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承担了中国有色集团在赞比亚合作的三个主要任务：一是选派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赴赞比亚培训当地企业员工，进行技术培训和学历教育；二是在当地的培训学校建立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分院；三是接收赞比亚留学生来华进行技能培训或学历教育[10]。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配合希尔顿酒店集团在泰国和马来西亚开展“伊尹学堂”项目，共建中华美食文化研究传承基地，传授中华民族烹饪技艺技法的同时，也惠及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使中国传统文化在“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得以广泛传播，使“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在经济领域也在文化领域发挥了积极的带动效应[11]。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与上汽通用五菱股份有限公司、印尼西爪哇省共建汽车学院，满足了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也加速了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步伐。endprint
不仅政府、行业企业在积极推动职业教育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学界也在理论支持上做出了努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设立在广西，更好地推动中国与东盟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深入合作，加速了中国—东盟区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和政策研究，同时也为中国和东盟国家职业教育交流合作提供决策咨询、推广和宣传等服务，为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不断提供新思路。
二、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存在的问题
（一）对沿线国家的国情了解不足
职业教育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深化发展的过程中，还依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对沿线国家的国情还没有足够的了解。2015年9月28日的“五矿秘鲁事件”，即秘鲁Apurimac区域发生矿业抗議活动，当地人要求中国五矿集团下属的五矿资源公司（MMG）修改环保计划：将距离三个矿口3公里处的铜钼处理平台进行改造[12]。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因印第安人通常喜好安逸的生活，并且对很多自然山川存在着宗教信仰和崇拜。而事件中，企业项目投资虽然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白人、政府官员等少部分群体的生活条件，但没能够了解到印第安农民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基本情况。我国的投资对他们来说非但没有从中受益，反而还要承担生态环境被破坏、安逸生活被打破的结果，这就为双方合作带来一定程度的障碍。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统计，2015年我国职业教育在与沿线国家合作中，由于对合作方的法律法规不够了解导致合作项目终止或失利的案件约占16%，其中1/3是因为职业教育领域派出去的工作人员不了解当地的劳工法所致[13]。同时，随着国际上对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绿色环保项目的重视，职业教育不了解沿线国家对一些重工业合作项目上的具体态度。如2016年5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某高级研究员表示，教师群体自身缺乏对国际通行的职教标准、教学方法、课程模式等进行深刻的思考和理解，过分依赖于自己的经验，在与外国师生进行交流、开展教学互动或是接受国外专业培训时容易出现一些理念上的冲突，导致实效性降低[14]。
总之，职业教育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顺利进行的过程中，还严重缺乏对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思想、习俗观念等方面的了解，这给我国企业“走出去”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影响。
（二）缺乏高素质的“三会”师资队伍
“三会”即会理论、会外语、会实践。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职业院校教师是一支重要力量。职业教育要想服务好“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同时还需要具备较高的语言水平。2017年10月12日，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2017年度《“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语言种类丰富，语言人才需求迫切[15]。然而，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内的职教教师这三方面的素养出现了严重脱节现象：一是拥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的教师普遍缺乏运用外语进行教学和交流的能力。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行业拥有高技术水平的教师大多都是年纪较长的一代人，受时代限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系统的外语教育。二是外语水平相对较高的职教教师又非职业教育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他们虽拥有能与沿线国家师生、工人进行顺畅交流的能力，但又对所在专业领域的专业知识缺乏深入了解。在合作过程中，会在理解、翻译方面出现很大的纰漏，使得合作很难顺利进行。三是我国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缺乏对职教教师外语能力的培养，大多数职业院校外语课程中仅开设英语课程，其他语种课程几乎没有。在开设的英语课程中，也只是完成国家要求的基础层次的学习，专业类英语开设时间很短，而且课时很少，教学质量不高，达不到与外国人无语言障碍交流、教学的水平。四是动手操作能力强的教师又缺乏理论知识的储备，或者理论知识丰富的教师在动手能力方面又显得差强人意[16]。实践与理论不兼备的职教教师在与外国师生进行交流、开展教学互动或是接受国外专业培训时容易出现一些理念上的冲突，或过分依赖于自己的经验。
总之，职教教师普遍缺乏运用外语进行教学和交流的能力，加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众多，国内教师在与这些国家师生、工人进行交流互动的时候就更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和困惑，不能将我国职业教育办学特色、办学模式、人文政策等很好地传递给当地人民，也容易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影响职业教育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服务功能。
（三）合作内容不够深入，合作对象不够广泛
我国职业教育在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过程中还存在着合作内容和合作对象两个方面问题。在合作内容上，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与沿线国家合作的种类在不断丰富，但在合作深度上不够。首先是教学方面，我们只是大致地学习到合作办学模式、课程管理体系，没能够深度了解实施背景和对象层次，一旦运用到我们自己国家的职业院校中时，往往出现各种不协调状况，适得其反。其次，在企业项目上，缺乏与沿线国家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港口合作建设、跨境电力和输电管道建设，缺少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绿色生态合作项目[17]。此外，在与沿线国家合作中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工艺、文化等方面的项目寥寥无几，是目前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在合作对象上，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很多职业院校缺乏与国外职业院校、企业、培训机构交流学习的资源和渠道，往往使得中方所选择的合作对象多为学校。我国仅重视学生交流和合作办学，而在教师交流、课程、研究的合作进展甚微。相比较而言，学生交流是一个显性现象，容易被人用来掩盖其他要素的合作；而教师交流、课程与研究的合作则更需要政府和职业院校主动对外开放的意识与行动。再者，我国职业教育缺乏与沿线国家中的一些大型知名企业、劳工组织等组织机构开展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和交流。如澳大利亚有TAFE指导联盟，通过这个机构和全球所有其他国家推进合作，而我们很多职业学校还处于单打独斗的阶段，国外是多个职业学校形成一个教育集团与我们一个学校进行合作，同一个产品可能会与我国多个职业学校重复合作，我们经常是被动接受[18]。这也是我们在对外合作过程中面临的很大问题。endprint
三、職业教育有效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议
（一）对沿线国家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考察
面对合作双方国情的不同，职业教育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交流的同时，应对合作伙伴所在国进行深入调研，为双方合作交流架设桥梁[19]。如中国有色集团在赞比亚境内进行深入调研，对赞比亚的职业教育现状、企业员工需求和卢安夏技工学校的实际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形成了详细的调研报告，并提出了在赞比亚建设学院的基本设想[20]。调研工作不仅要对合作方的职业教育制度、政策文件、法律法规进行深入调研，也应对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进行调研考察。因为合作项目能否成功的要素之一就是当地民众的心声——是否支持合作项目在本地开展。但是，这样的案例在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中少之又少。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我们有必要在合作之时对合作方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和职业教育的基本情况进行深入研究，为合作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任何一项合作活动最终都要由人去落实，因此，职业教育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需要形成行之有效的对相关人员，特别是派出人员进行培训的课程与教育机制，并能实质性地为对外交流的各类人员进行针对性培训，对于派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作人员尤其如此。政府可以选择一些有基础的职业院校设立跨文化沟通培训基地。
（二）多措并举，破除语言障碍
为了能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国家应多措并举，破除语言障碍。首先，对于专业技术水平高但缺乏外语交流能力的教师，国家及职业学校应提供给他们继续深造学习的机会，开设教师专业外语课程，职业教育教师定期使用外语做汇报；提高对派出工作人员外语等级水平的要求，尤其是口语交际能力。其次，对于职业教师教师中外语水平高但专业素养缺乏的教师，国家及职业学校应提供给他们学习专业知识的机会，加强对这部分教师的专业素养培训，鼓励他们对与职业教育相关的企业、产品、经营模式等专业知识进行深入了解。当与沿线国家进行合作交流的时候，他们能很精准、顺畅地将我国职业教育办学特色、办学模式、人文政策等很好地传递给当地人民，从而促进合作的开展。另外，职业院校应重视培养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为服务“一带一路”打好坚实的基础。应实施一系列有助于提高职业学校师生外语能力的措施，如丰富外语课程种类、延长外语学习周期、招聘高质量的外语教师、互派留学生等。当然，沿线国家语种众多，单靠我国职业教育一方的努力破除语言障碍是远远不够的。职业教育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鼓励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师生、工作人员来华学习汉语，或通过当地开设的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等。例如，中国有色集团将携手中南大学在赞比亚开办孔子学院，将职业汉语作为基础课程，提升中国有色集团在当地的雇员的汉语沟通能力[21]。这有助于中国有色集团在赞比亚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
总之，合作双方语言互通了，才能将各自的想法、观点告知对方，才能推进合作的深入开展，职业教育才能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三）深化合作内容，拓展合作对象范围
从目前职业教育与沿线国家合作的内容、对象上来看，还是显得比较浅显、单一。为了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职业教育应积极深化与沿线国家合作的内容，拓展合作对象。首先，在课程体系上，职业院校应加强与沿线国家在跨文化交流相关的公共课、先进应用技术课程方面的合作，推进职业教育与沿线国家在技术设备、教材、课程课件、教学项目、教师海外授课、教学管理、专业标准、课程体系、教学方案与评估体系等方面的深层次交流，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基础层面的学习和了解，应根据实际情况，形成最优化、最先进的职业教育课程管理体系。其次，职业教育应积极主动与沿线国家开展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绿色生态合作。例如，肯尼亚野生动物很有名，但肯尼亚没有植物园，我国提供技术支撑，商务部和中科院一起在非洲建立了一个植物园，这个植物园的建，为非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22]。再次，加强职业教育与沿线国家在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蒙古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一，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影响，荒漠化、沙漠化比较严重。而我国刚好有沙漠研究所、冰川冻土研究所和大气研究所，他们在流沙治理方面有非常好的技术和成果，如包兰铁路、新疆公路沿线的流沙治理，他们有非常成熟的经验。蒙古方面非常高兴，希望这方面的合作加强。所以，职业教育应加强与沿线类似蒙古这样的遭受着荒漠化、沙漠化威胁的国家在流沙治理等方面的合作[23]。此外，产学融合、产能合作是职业院校合作办学的有效途径。今后，应大力拓展合作面，努力拓宽与沿线国家合作对象的数量与类型。职业院校在进行校校合作、校企合作的同时，也应着眼于沿线国家中的一些大型知名企业、劳工组织等组织机构开展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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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在良）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