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
技术发展与产业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形塑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力量。在网络经济兴起以及生产过程逐渐智能化的背景下，今日中国，透支人口红利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但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在经济层面，低技能依赖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技能短缺成为产业升级的主要制约；在社会层面，低技能劳动者逐渐成为新贫困群体的主体，技能更新与产业工人福利获得之间的张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与此同时，随着工业4.0进程的加速和深化，智能化将会对劳动过程产生深刻影响，技能形成需要适应或者引导这样的循环处理劳动过程，劳动者技能更新问题日益凸显。而且，很多研究已经证明，几乎所有的技术研发必须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转化为真正的产业创新。正如路风所言：“对于技术转移而言，只有吸收了转移技术的技能和经验，才能生成和发展出自主的技术能力（技术知识的转移），只是原则上说明了生成技术能力的条件，而实际过程的转移则更为关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能形成不但为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提供支撑，更重要的是，这是事关劳动者的幸福生活以及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
面对如此复杂和严峻的挑战，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建立创新型国家被公认为是一个基本路径。《中国制造2025》提出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变为制造业强国的宏伟目标。为了打造支撑产业升级创新的技能供给基础，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7年6月19日印发的《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明确提出了“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改革任务，这是我国中央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技能形成体系这个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的改革任务，并将之置于深化供给侧改革、增强国家经济质量优势的高度加以强调。201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的政策路径，并且指出了技能形成在产业工人地位提升、產业升级以及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创新产业化与技能形成并非是技术进步的直接结果，而是一个社会过程，是一个“制度包”共同作用下的社会建构过程。与通常理解的职业教育不同，在笔者看来，技能形成包括职业教育，但在内涵和外延上更广，技能形成由技能知识学得与技能经验累积两个环节构成，前者主要发生在学校，后者则主要发生在车间。相对应的，如果说前者是教育过程，那么后者则是生产过程。笔者以为，无论是劳动者培育，还是产业升级，技能形成都是一个整体性过程，如果在政策或实践上将这两个环节进行割裂，都会对产业发展以及劳动者技能储备与提升产生不利影响。在整个技能形成过程中，劳工（学生）、职业院校、企业、政府都是其中固有的行动者，相互之间的互动既在现有技能形成制度架构下进行，同时又影响着该制度的演化。
今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均处于快速转型过程中。对于产业创新而言，产教融合或者工学结合非常重要，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在技能形成实践中，产教融合或工学结合不仅仅涉及到具体技能培训的课程设置，更关键的在于其有效运行需要匹配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但遗憾的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讨论、研究甚少，更缺乏针对性的政策回应。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技能形成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从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的角度对技能形成过程中的重大现实进行深入讨论，强化有效知识的供给。
（责任编辑：张学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