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立
摘要：工匠精神的产生发展与地域文化有直接关联，并对区域精神建设更具指导意义。以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视角，对无锡工匠精神的形成、发展、变迁之内容特征和必然性进行分析和探讨，归纳出无锡工匠精神的具体内容、意义和特征，解读新时期无锡工匠精神的内涵，能够为当前工匠精神研究提供参考依据，推进区域工匠精神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进程。
关键词：吴文化；无锡；工匠精神；内涵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8）04-0092-05
在深受吴文化浸润的无锡地区，之所以能在经济文化领域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与无锡独有的工匠文化密切相关，而工匠文化的形成源于社会主流文化。吴文化不同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工匠精神内涵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厘清各阶段无锡工匠精神的内涵对新时期无锡地区工匠精神培育和城市文明建设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一、泰伯奔吴：无锡地区工匠精神之萌芽
精神是文化的产物。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讲述了周族泰伯及其弟仲雍为了让位给弟弟季历及其子昌，从陕西千里迢迢奔至荆蛮之地，入乡随俗，断发纹身，得到荆蛮人的拥护，开创吴国历史的事迹。至此，吴地工匠精神也随着吴文化的产生而逐渐彰显，并伴随吴文化的发展不断演变。无锡是吴文化的发祥地，泰伯奔吴带来的不只是中原技术，更将中原文化与荆蛮文化进行了有机融合，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吴文化。
（一）“向善至德”是无锡地区工匠精神的源头
《论语·泰伯》：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对泰伯加以“至德”称颂。吴太伯的让贤至德与爱民向善深深影响着吴地人民，也影响着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泰伯奔吴，不仅让出了天下，让出了圣王，使得周能够强大的足以翦商救民于水火，而且还为所奔之地带来了文明，带来了希望。泰伯将中原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带到吴地，率领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开凿河渠，“数年之间，民人殷富。”无锡这片土地正是浸润着泰伯“向善至德”精神而逐步发展壮大，这片土地上的工匠精神也正是从“向善至德”这一至高境界为源头而产生。因此，无锡地区的工匠精神内涵，从产生的渊源上，首先便是“向善至德”。
（二）“开拓创新”是无锡地区工匠精神的基因
先吴之地，遍地荆棘，蛮人搭棚窝居。泰伯兄弟带领当地土著兴修水利，開挖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运河”——伯渎港，同时，开九径，凿十八浜，不仅便利了农田灌溉，还带动了当地的交通运输。为防御中原敌人侵入和骚扰，泰伯带领乡民肩挑手推，就地取土，在梅里的荆村、蛮巷一带建起了吴城，又称泰伯城。泰伯把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传授给这里的土著民族，在种植上改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稻麦轮作，一改当地“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使当地粮食产量大增，民众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在生活上，泰伯教化乡民“半生为食”为全吃熟食，并在城内建造宫室住宅，建村立巷，开凿水井，把分散的土著人民集中起来居住。人人安居乐业，吴歌有颂：“三让王位吴泰伯，开化荆蛮种庄稼；兴修水利凿泊渎，立国句吴安天下。”除此外，泰伯还教民种桑养蚕，饲养鸡鸭猪羊，使吴地成了闻名的“鱼米之乡”、“水乡泽国”。这其中，吴地先民还将中原文化与先吴文化有机融合，大胆创新，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勾吴青铜文化。综上所述，泰伯的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精神，引发了吴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这也是吴地匠人群体出现的基础，而在此地的无锡匠人群体也必定带有“开拓创新”的基因。
（三）“博大宽广”是无锡地区工匠精神的胸怀
泰伯之所以南奔“让王”，除“尚德让贤”外，还另有原因。历史学家徐中舒认为，周太时期，周国尚无法与强大的殷商王朝相抗衡，他认为“泰伯、仲雍之在吴，即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亦即太王翦商之开端。[1]”泰伯奔吴，实际上是太王派遣泰伯、仲雍到与殷商关系较远的地方开拓疆土，培植国力，以便完成未来的翦商大业。黄胜平、姜念涛的《论江南文明始祖——吴太伯》，浦学坤的《试论泰伯奔吴》，张金龙的《泰伯奔吴考》等，都肯定泰伯、仲雍抱着灭商兴周的战略意图，拓展疆土，经营南土，与西岐周部落互相呼应，构筑灭商的战略基地。泰伯建吴，不仅避免了周太王传位可能引发的政治冲突，同时也拓展姬部落的生存发展空间，促进江南文明的开发，为中原文明在空间上的传播和时间上的延续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泰伯、仲雍南奔建吴，走出了一条史无前例而又福被后代的对角线。近现代，在这条对角线上，长江下游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正在向黄河上游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回馈。也正是吴文化的创造者泰伯、仲雍“博大宽广”的胸怀使得其在历史长河中愈发深厚和蓬勃，而吴地匠人在“博大宽广”的文化基因下，从产生之初便脱离了固步自封、狭隘短见的小众思想，取而代之的是开阔、博大的视野和精神。
（四）“侠义诚信”是无锡地区工匠精神的筋骨
春秋时期，刀光剑影、群雄逐鹿。这时期，吴国的“专诸刺王僚”和“要离刺庆忌”事件广为流传，影响深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专诸、要离的行为具有进步性。僚在位不得人心，“专诸刺王僚”使公子光称王，“要离刺庆忌”使得阖闾政权得以巩固，如果说专诸刺王僚是报了知遇之恩，那么要离刺庆忌则是为了百姓避免战乱之苦。专诸和要离作为“梅里义士”，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无锡义士大多出身市井，与当时的手工艺匠人有紧密联系，甚至是匠人出身，与专诸并列《刺客列传》的聂政道说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政将为知己者用。”刺客豫让的表白：“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比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都表达出“士为知己者死”则“死而无愧”的忠义信念，激发了吴人轻死重义、勇悍好斗、血族复仇的特点，无锡地区也自然形成了独特的尚武精神。《汉书·地理志》谓：“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另外，他们身上同时体现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重诺守信精神。刺客一旦承诺，就全力以赴，不惜用鲜血和生命去实现诺言。吴地的“义士文化”，源于市井又回归市井，随着岁月变迁，英雄远去，但“侠义诚信”的英雄之风却在无锡地区愈发生根，深深影响着此地匠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逐渐成为吴地匠人的筋骨。
（五）“尚巧求精”是无锡工匠精神的魂魄
吴国的崛起和文化的兴盛，与其生产工具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青铜器，这源于当时吴国先进的冶炼技术。传说中的古代铸剑名家均出自吴国，其中，干将、莫邪更是被千古传颂。《战国策》云：“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断盘、匜，锋利异常。”说明当时吴国铸剑技术之高超。《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干将作剑，来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百神临观，……遂以成剑，阳曰莫邪，阳作龟文，阴作漫理。”这段记载未必信实，但却暗示了吴国的冶炼者，除关注技术问题外，还关注天与人、阴与阳的关系。吴国出产的其他兵器，如戈、矛，也都是极为锋利和精美。《楚辞·九歌》云“操吴戈兮被犀甲”，《乐府诗集·从军行》亦云：“玄埃晦朔马，白日照吴戈。”就是吴国兵器声名远播的佐证。值得关注的是，吴国前期的青铜器，多是对中原青铜礼器的仿造，但仿造时，吴国匠人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大胆加入了本地审美元素。到了后期，融通的痕迹越来越强，体现出了吴文化在华夏文化大融合下的独特个性。考古发现，吴国后期，还出现了一些带有越国文化和楚国文化特点的青铜器。显然，在当时吴楚相争的社会环境下，吴国的匠人并不以两国之争为忤，在铸造过程中善于学习别国文化，吸收别国长处，这种“拿来主义”，不同于吴国与中原的关系，而是更直接地体现出吴地匠人的包容性。俗语云：“器无定型”，佐证了无锡地区冶炼匠人兼容并包、融会贯通的“尚巧求精”的精神品质。
（六）“尚武进取”是无锡工匠精神的动力
吴国文化以“三让”起步，但“让”并不是吴文化的全部，其中“争”的因素在吴文化也占有一定地位。自吴王寿梦开始，古吴国就积极与中原各国交流文化，增强国力，为成就霸业打下基础。吴国大力兴修水利，推动农业生产；改良冶炼技术，用于农具和兵器；加强船只制造能力，为民用和水军建设打基础；构建阖闾大城及若干小城，增强军事御防能力，这些都为吴国的争霸之路做好了准备。至吴王夫差十四年，“北会诸侯於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终成霸业，吴国也成了中原霸主。吴国争霸的时期，也是吴国工匠技艺迅猛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吴地工匠在“尚武求精”、“进取争霸”精神的深入影响下，为了国家霸业，必定呈现出积极进取，不断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把兵器制造的先进性、建筑防御的有效性以及军事指挥的科学性等作为一种光荣，都是当时无锡地区匠人们在技艺方面不断超越自己的精神动力。
二、六朝至清明：无锡地区工匠精神之成熟
经过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三次大规模的政治动荡，人口、技术、资源以及政治中心的南移，加速了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吴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文化心理和文化审美都产生了突变[2]，无锡地区匠人的心理、审美和价值观也随之产生了变化。
（一）“崇文至德”，无锡地区工匠精神由崇武转向崇德
随着晋室南渡和唐宋时期的大规模移民，士族文化的温婉清秀、含蓄多情为吴地文化注入了一种阴柔之美。吴地社会安定，政治、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中原文化也在此地得到充分的传播并产生巨大影响。与此相适应的是吴地的民风逐渐由尚武转为尚文，至唐宋，吴地文风大盛，著名文人名士大量涌现，至南宋，从“崇武”到“崇文”的转型已彻底完成。至此，吴地一直文风昌盛、典藏丰富、英才辈出。以教育为例，宋景佑二年，吴地的官学教育体系产生了先进的“苏湖教学法”，由学生根据自身条件和素质，或由先生根据实际予以指定，选择合适的修学方向，进行有侧重点的学习，既重视伦理规范，又主张积极地投入实践。官学之外，吴地的私立书院也盛极一时，最富盛名的东林书院，被视为江南理学的传播中心。其代表人物顾宪成亲自撰写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发出了封建专制体制下知识分子群体胸怀天下、参与时事的政治诉求。除此之外，吴地还有茅山书院、安定书院、明道书院、和靖书院等，这些书院的建立，吸引大量文人杰俊来此讲学，满足了吴地民众的教育需求。从而在无锡地区工匠群体中掀起了“崇文”潮流，使得无锡匠人多了温文尔雅的气质和阴柔至美的追求，而这种心理和审美上的变化也体现其作品之上。
（二）“精雅灵秀”，无锡地区工匠精神由粗犷转向精致
“崇武”到“崇文”的转变，必然影响着无锡匠人的审美导向。以建筑为例，吴地山峦秀丽，水系繁多，而现存的江南民居粉墙黛瓦的特色却与周边的丘陵浑然一体，仿佛构成一幅极具传统意味的水墨山水。这样的建筑风格，是吴地民众审美习惯的固化，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呈现，同时也是无锡地区匠人群体审美及思想的完美展示。此时的园林，从名称上便能看出庭园主人的人生旨趣，如无锡“寄畅园”、“吟园”。园林的布局、山石、水桥的设计在體现园林主人“雅、静”思想追求的同时，也无不透漏出匠人手艺的灵性和作品的秀气。包括无锡对面绣、陶瓷烧制、制茶纺织、银器雕刻的作品，均充分体现出无锡匠人“极致完美”的追求。这一时期，无锡匠人的审美追求也从粗犷逐步转向精致，并显示出“精雅灵秀”的气质和精神追求。
（三）“细腻多情”，无锡地区工匠精神由豪放转向内敛
从泰伯奔吴开始，直至永嘉南渡、安史之乱、靖康之难，都是发生在中国北部的历史悲剧。来自中原地域的簪缨士族纷纷避乱南下，寓居吴地，从而带动了吴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民间的读书仕进风气。吴文化的精神内涵在先秦时期的“蛮勇”、“尚武”上，融入了尚文阴柔的特质，其审美追求也体现为清秀、温婉、纤柔、静雅等特色。在风景优美的环境中，读书、吟诗、交友、游乐成为吴地文士的基本生活模式。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发达使得吴文化形成了追新慕异的消费风尚和生活情趣。明后期，俗尚奢华的风气愈演愈烈，此时吴地服饰僭越了等级尊卑，标新立异，饮食风尚不厌其精，豪门大院建筑精巧气派，家具制作工艺巧夺天工；富商大贾、文人墨客都通过园林艺术的精雕细琢，获得精神的满足和审美的愉悦，整个吴地社会沉浸在富有艺术性的奢华风气中。这一时期吴地的绘画、音乐、诗词表现出追求恬淡的内心感悟，注重人品、文品的统一。反映在画作上是意、画、诗、书、文、印的巧妙结合；反映在书法艺术上是秀雅、浪漫的风格；体现在音乐上则是委婉曲折、细腻斑驳。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吴文化中“细腻多情”的元素从吴地工匠的园林建筑、器皿制作、服饰挂件等作品上充分展现出来，无锡地区的工匠情怀也从豪放外显走向温婉内敛。
三、近现代：无锡工匠精神之嬗变
近现代，无锡的文化体系中，鲜明而深厚的工商文化占据主流地位。工商文化以商为先、实业救国、崇文重教等品格特质，延续了泰伯的“至德”与“至行”精神，造就了一代代身体力行的开拓者[3]。这一时期，“经世致用”的思想和近现代西方工商文明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孕育了无锡地区独特的工商文化，也使无锡工匠精神从狭义的“凝结在匠人身上所特有的精神品质”嬗变为“凝结在所有人身上所具有的，在制作或工作中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与品质”。
（一）“求实至德”，无锡匠人的救国图存之道
1840年，洋枪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带来了中西文化的激烈对撞。在这百年沧桑中，吴地大批有识之士面对国家民族危难，承继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传统，走实业救国、科教兴邦的道路，全方位挣脱封建陈腐观念，对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吴地工商企业家充分利用本埠乡绅的精细农业、精致手工业及其特色商业的优势，从棉纺、丝织、面粉加工起步，形成纺织、缫丝、粮油三大支柱产业，并由此带动机械、钢铁、金融、运输等多种行业，无锡地区先后出现了“丝茧大王”、“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等关注民生的民族企业。在洋务派对民族资本采取压迫侵略和垄断窒塞，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双重压迫下，硬是闯出一条路来。以薛福成为例，他认为民先富而后国才能富，国先富而后才能强，并总结出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就在于振兴工商业。因此，他主张富国应首先发展工商业，鼓励民间商贸活动，有“夺外利以富吾民”的精彩言辞[4]。当周边的苏州、常州还沉浸于“诗书礼家”风气之时，经世致用的思想早已深入无锡人心。可以说，这一时期，无锡“匠人”已脱离手工业生产的固有藩篱，走向实业救国的前线，无锡工匠精神也从“侠义诚信”上升到“立命生民”的境界。
（二）“智慧灵动”，无锡匠人的革新重生之道
如果说手工业群体是无锡“小匠人”，那么无锡实业家便是“大匠人”。这一时期，较国内其他地区，无锡实业家更善于审时度势、善抓机遇、敢于弄潮，懂得进退。无锡的民族工业之所以能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恶劣环境下生存并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在于无锡匠人的“智慧灵动”。一大批无锡有志之士在西方长枪利炮打开中国闭关的大门之际，便意识到东西方的科技差距。他们远赴海外求学，不但带回西方先进的技术，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并大胆革新，实施先进企业管理。“智慧灵动”的品质在无锡工商的兴衰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帝国主义列强稍稍放松对我国的经济侵略，无锡民族企业便立刻伺机发展；当三十年代初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刚刚过去，无锡实业家便立刻重振旗鼓，稳步壮大；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刚刚离开中国的土地，无锡民族工业便迅速发展起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当文革大潮尚未推进，国人尚沉浸于革命幻梦的时候，无锡企业家却已觉察到经济的重要，革命中照样将GDP翻了一番多；当国人终于意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时，无锡早已是乡镇企业遍地开花[5]。这些敢为人先的勇气和敏觉，来源于无锡匠人智慧灵动、审时度势的优秀品格，也正是这些优秀品格使得无锡匠人走进了实业家舞台，并逐步汇聚成无锡的“工商文化”。
（三）“务本进取”，无锡匠人的自我救赎之道
虽然近代无锡百业纷呈，但实业的选择上却集中在“粮食加工”和“纺织”这人类生存的基础“吃”与“穿”上。如1896年杨宗濂、杨宗翰兄弟创办的业勤沙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营大型机器化生产的工厂；1910年，先后出现了九丰、泰隆、茂新等多家面粉厂。这与同一时期的徽商、晋商贩进卖出的商贸活动有着明显的区分，无锡实业家更侧重于民生息息相关的实业运作，而这种有侧重的实业选择，正是无锡地区工匠精神中脚踏实地、关注民生、积极进取的呈现。
（四）“爱国奉献”，无锡匠人的生命追求之道
谋利之后，无锡实业家们并未独享财富，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义利兼顾，回报社会，造福乡梓。他们热衷于城市建设，开发园林景点、修路架桥、创办学堂、贡献公益，无锡著名实业家荣德就有“取之社会，还报社会”的言论。荣氏家族参与修缮和铺设的桥梁道路达一百多条，还投资兴建了各层次的学校、邮局、图书馆、医院等，其善举功德福荫一方。这种“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深深影响着无锡地区的工商人士。国学大师钱穆曾说：“晚清以下，群呼教育救国，无锡一县最起”，而此时的风气，正是由无锡实业家致富后纷纷投入爱国振邦行动中形成的。教育的繁兴，使无锡地区在上世纪前半期出现了空前的人才蔚起的高峰，并在20世纪前期的留学热潮中，成为全国出洋留学人数最多的县城之一，为近现代国家的复兴贡献了巨大力量。在外忧内患、民不聊生的民族兴亡时期，无锡匠人群体把救国图存作为信念，甚至付出生命代价，诠释了“爱国奉献”这一生命追求。
（五）“改革创新”，无锡匠人的自我突破之道
无锡近代工业的快速发展，除得益于实业家们“智慧灵动”的品质外，还在于他们敢于突破传统，善于创新创业。荣德敬曾将企业成功的经验归纳为：“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早期无锡民族工业的投资人，几乎没有一位从传统手工业工场或作坊起家，他们更侧重对外来经济渗透和西方洋货冲击做出自己的回应。他们不断改进技术，大胆进行机构和体制改革，积极参与世界竞争，突破了传统手工业工场和作坊的藩篱，使得无锡工商人士迅速取代手工业匠人的社会分工，从而使狭义的工匠精神走向广义。直至上世纪80年代，无锡农民摒弃旧有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发扬“四千四万”的精神，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走出了一条全新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创造出了文明中外的“苏南模式”，这正是“改革创新”的精神所致。
吴文化所孕育的无锡工匠精神内涵，对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社会哲学意识的构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步伐的加速，无锡工匠精神也将与时俱进，焕发新的生命。
参考文献：
[1]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A].历史语言研究生集刊编辑委员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2）[C].北京：中华书局，1987：143.
[2]王立人，吴文化的传承与文化无锡建设[J].江南论坛，2006（8）：4-9.
[3]王斌.2018中国（无锡）吴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J].江南论坛，2018（5）：60.
[4]莊若江.论无锡工商文化的内涵与精神品格——兼论“锡商群体”的历史价值及其意义[J].江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12）：49-54.
[5]庄若江.论“锡商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其精神内涵[J].江苏社会科学，2007（2）：233-237.
（责任编辑：王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