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远 祁占勇
摘要：职业教育制度作为全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职业教育活动规范体系，约束着职业教育的发展。采用共词可视化分析方法研究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表明，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制度研究、比较职业教育制度研究、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研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的制度配置研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制度建设研究、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改革研究、校企合作视域下职业教育制度设计研究等七个领域。展望未来，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还需在学分银行制度、职业教育投资制度、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制度、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制度研究等方面不断加强。
关键词：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共词可视化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8）08-0010-07
职业教育制度作为全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职业教育活动规范体系，是沟通各种职业教育机构之间及其内部各种关系的桥梁，对于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规范着职业教育的发展[1]。加强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经济“新常态”发展与回应“中国制造2025”现实诉求，而且对于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破解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与潜在困境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当前，大多数研究主要采用传统文献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前沿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基于此，文章选用文献计量的知识图谱分析原理和方法，通过共词可视化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的期刊文献进行解析，分析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的现状，把握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的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职业教育制度设计与研究提供参考。
一、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资料来源
研究以“中国知网”为资料来源，选定“高级检索”，文献类型为“期刊”， 选择“篇名”为检索条件，检索内容为“职业教育”并含“制度”，期刊年限为“1979—2017年”，期刊类别为“全部期刊”，共获得相关文献697篇（检索时间为2018年4月9日）。同时，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研究性甄别与筛选，去除专访、学术通知等非研究型文献50篇，共得到647篇有效文章。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选择Bicomb 共词分析软件与SPSS20.0 统计软件。Bicomb 软件的基本操作步骤为：选取研究资料；收集与整理资料，为了使Bicomb 能够识别，将收集到的文献转化为ANSI 编码的文本文件；进行关键词统计；提取统计结果；进行关键词共词矩阵分析，导出共词矩阵[2]。
（三）研究进程
研究进程主要分为五步（见图1）。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高频关键词词频统计与分析
对规范化后的647篇研究文献关键词进行统计，呈现的关键词总频次为2 748次，根据普赖斯计算公式：M=0.749■（其中，Nmax为论文被引频次最大值）[3]，确定高频低频阈值为9，对标准化后的34个关键词进行排序。（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34个高频关键词，呈现总频次为918次，占关键词出现总频次的33.41%。其中，前10位的关键词频次均大于等于20，依次为职业教育（256次）、高等职业教育（120次）、制度（39次）、职业教育制度（37次）、校企合作（35次）、中等职业教育（31次）、制度创新（30次）、职业学校（23次）、职业资格证书（21次）、企业（20次）。上述结果表明，研究者多围绕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制度、职业教育制度、校企合作等主题展开研究。而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关键词之间的真正联系与隐藏信息，还需要通过共现技术来实现。
（二）高频关键词相异系数矩阵与分析
利用Bicomb软件对已提取的34个高频关键词采取共词分析，生成词篇矩阵。将生成结果导入SPSS20.0，选取Ochiai 系数将该词篇矩阵转化为一个34×34 的共词相似矩阵。最后，借助“相异矩阵= 1-相似矩阵”的公式，产生相异矩阵（见表2）[4]。
从表2 可以看出，各个关键词距离职业教育由近及远的顺序依次为：制度（0.740）、校企合作（0.789）、制度创新（0.874）、职业学校（0.960）、职业教育制度（0.969）、高等职业教育（0.994）、中等职业教育（1.000）。结果表明，以往研究多将“职业教育”与“制度”“校企合作”“制度创新”“职业学校”联系在一起加以论述。同时，对相异矩阵进行分析与比较，显然，“职业教育制度”常常与“职业学校”“校企合作”结合起来呈现；“制度创新”和“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共同呈现。综上，以往关于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研究者会经常关注职业教育与制度、职业教育制度与职业学校、校企合作及其制度创新等问题。
（三）高频关键词聚类图与分析
将表2 的高频关键词Ochiai 系数相异矩阵导入SPSS20.0 进行聚类分析，得到聚类图（见下页图2），根据聚类结果可以直观地看出职业教育制度研究高频关键词可分为7类，分别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制度研究”（种类1）、“比较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種类2）、“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研究”（种类3）、“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的制度配置研究”（种类4）、“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制度建设研究”（种类5）、“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改革研究”（种类6）、“校企合作视域下职业教育制度设计研究”（种类7）（见表3）。
种类1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制度研究，包括企业、企业管理、职业学校、职业教育制度、学校、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教育发展等7个关键词。职业教育的长效发展有赖于企业的参与。同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受动机、意愿与保障机制等多重相关因素的影响[5]。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主要源于慈善动机、个体动机、集体动机等，参与企业通常可获得公共关系利益、未来员工来源与廉价劳动力来源等三种切身利益[6]。企业战略理念、企业转型升级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等常常会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意愿[7]。当下，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面临着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效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利润代替补偿机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监督评估机制尚待完善、校企技术合作制度不够精细等制度性困境[8]。因此，破除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体制性障碍，应从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校企合作管理体系、建立政府购买校企合作公共服务制度等方面着手[9]。此外，鼓励企业参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设计与评估也能催生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愿望。
种类2为比较职业教育制度研究，包括德国、美国、日本等3个关键词。德国、美国、日本等国作为世界上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较为先进与成熟的职业教育制度，进行国际对比研究有益于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良性设计与发展。德国“双元制”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职业教育管理制度、办学制度、经费投入制度与企业职业培训制度。在德国“双元制”制度化过程中，始终以人才培养为源头，顺应政府、企业、家长等对毕业生的社会期待，帮助青年人实现自我价值[10]。同时，德国“双元制”与企业培训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企业组织结构始终支撑着德国“双元制”的发展，因此，企业培训是“双元制”的核心环节[11]。职业教育作为美国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推动着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健全的制度体系、精细的教育经费使用途径、相对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制以及与社会經济发展相适应等特征[12]。在“整合与衔接”思想的指引下，美国加强了职业学校教育之间、职业教育与未来职业生涯发展之间的有机衔接，为此后的职业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13]。日本职业教育制度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开放互通、自由灵活的特点，打通了职业学校教育制度体系内部流通渠道、发挥了私立学校在职业教育制度下的独特作用、构建了企业内职业教育制度体制，推动日本终身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14]。同时，日本通过系统的职教立法，促进产学、校企紧密合作，实现产业界、企业与学校的“互赢”[15]。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发展经验可以为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借鉴。
种类3为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研究，包括职业资格、非学历教育、现代职业教育制度、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双证书制度等6个关键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乃至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有赖于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建立[16]。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被评价为“断头式”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双证书”制度建设的长期缺位。建立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对于提升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社会地位、培养“工匠型”技能人才、促进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非常必要，顺应国际学位制度改革与发展的共同趋势[17]。同时，高等职业教育的范畴属性决定了建立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具有合理性，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决定了高职院校为其毕业生授予学位的必要性[18]。因此，有学者指出增设副学士学位、积极发展技术本科、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与专业学位制度的对接、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推动职业教育内部各层次间课程体系的有效衔接，有助于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19]。也有学者提议设立“工士”学位制度的构想，由此建立符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特点的学位制度[20]。
种类4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的制度配置研究，包括中等职业教育、问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3个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按照终身教育的理念，形成服务需求、开放融合、纵向流动、双向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框架和总体布局[21]。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满足人民群众接受多样化职业教育的需求[2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要树立全新思维，以“服务发展、促进就业”为办学方向，优化制度供给，采取整体协调推进策略，深化产教融合、普职融通，为终身教育发展奠定牢固的制度基础，为国家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人才[23]。
种类5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制度建设研究，包括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工学结合、制度建设等4个关键词。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人才培养办法、推进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相关制度的支持[24]。同时，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25]。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存在结构性失调、培养体系缺乏开放性、培养模式与制造业发展实践存在“两张皮”等问题[26]。因此，需要构建培养目标与用人标准协同、专业设置和产业链发展协同等人才协同培养机制[27]。此外，要注重基于职业精神的生成规律与职业规范的个体表达，培育正确的职业与就业观念，提升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种类6为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改革研究，包括改革、考试制度、制度创新、制度变迁、启示等5个关键词。考试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指挥棒，对学校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课程等的改革、转变与革新有重要的导向作用[28]。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考试存在考试观念陈旧、考试形式固化、考风学风不正、考试过程管理松散、实践性教学环节考核不足、考试评价体系不科学等问题[29]。同时，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升学的需求逐步扩大，而现有的相关招生考试制度满足不了现实需求[30]。因此，重新设置符合技术技能型人才遴选的标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举措[31]。对此，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改革要注重改革考核内容、制定科学合理的考试考核标准、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方法和考评结果报告形式、实行教考分离、推行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制度、强化考试考核管理，进而做好制度层面的设计与创新[32]。
种类7为校企合作视域下职业教育制度设计研究，包括制度设计、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制度、校企合作、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等6个关键词。校企合作是指职业学校和企业通过共同育人、合作研究、共建机构、共享资源等方式实施的合作活动[33]。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机制问题是制约校企合作的重要“瓶颈”。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存在资源城乡分配不均衡、投入结构失衡、职业院校内部发展要素不均衡等结构性矛盾[34]。同时，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制度框架体系与设计理念可以为我国职业教育制度设计提供借鉴。我国职业教育制度设计应该重点关注“输入”端与“输出”端，从制度层面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5]。因此，校企合作下职业教育制度设计要平衡技能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专业适应性调整与产业升级发展方式转变、人才培养过程与高技能人才成长规律、职业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空间均衡布局、职业教育单一就业导向与受教育者多元化生涯发展等之间的关系，提高职业教育有效供给能力[36]。
（四）高频关键词多维尺度分析
为了深入挖掘关键词之间的真正联系，利用SPSS20.0 对34 个高频关键词构成的相异矩阵进行多维尺度分析，并聚类分析图[37]，绘制出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热点知识图谱（下页见图3）。
图3中的小圆圈代表34个高频关键词所处的位置，圆圈间距离的远近表示他们之间关系的疏密程度，距离越近，关系越紧密。圆圈距离战略坐标原点越近，表明其所代表的关键词影响力越大[38]。从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热点知识图谱的分布可以看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制度研究（领域1）主要处于第一象限，“职业资格证书”、“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研究关键词之间距离极近，表明其关系紧密，遂成为当下研究热点。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研究（领域3）主要处于第二象限，各关键词代表的圆圈之间的距离相对松散，其关系目前不够紧密，但“双证书制度”“学位制度”等将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问题。职业教育考试制度的变革与启示研究（领域6）、校企合作视域下职业教育制度设计研究（领域7）主要处于第三象限，说明职业教育考试制度、职业教育管理制度等目前有少数机构进行研究，但在当下仍未成为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比较职业教育制度研究（领域2）处于第四象限，说明目前对于职业教育制度单独的国际比较研究较少，处于边缘地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的制度配置研究（领域4）、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制度建设研究（领域5）分别处于第一、四象限与第二、三象限的交叉位置，并且其圆圈之间距离较近，说明其联系紧密；此外，“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人才培养“制度建设”等处于当下研究的核心位置。
三、结论与展望
学术界在过去近四十年内对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的繁荣，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进而为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借助共词可视化分析方法，发现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还需要在学分银行制度研究、职业教育投资制度研究、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制度研究、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研究、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制度研究等方面不断拓展研究领域。
一是加强学分银行制度研究。学分银行制度是指沿用银行运营方式构建的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用来协调沟通各级各类教育，拓宽学习渠道，进而为学习者提供多重与多维选择机会，在满足学习者多样化需求的基础上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应该加强学分银行制度研究，既要关注我国职业教育学分银行制度功能，为学分银行制度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也要加强我国职业教育学分银行制度建设的执行研究，为我国职业教育学分银行制度的建设探索出一条合乎逻辑、科学可靠的发展路径。
二是增强职业教育投资制度研究。资金投入程度是影响职业教育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职业教育投资制度研究包括投资来源、投资分配、投资支出等方面。职业教育投资渠道建设要采取多元投资主体制，以政府、企业办学“双主体”投资为主，其中，政府财政经费投入应占较大比例。同时，要依靠社会、个人力量投资办学，发展校办企业，拓寬投资筹资渠道。在投资分配上，要根据市场需求、地方特色产业等投入资金开办专业，避免职业教育发展同质化、综合化。对于投资支出，不仅与资金支出政策的制定有关系，更与地域、文化等紧密联系，在积极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中，要提高资金支出的效度，把资金投入到合理的位置。
三是重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制度研究。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符合我国教育发展规律，对于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应该重点把握起点、中点、终点之间的关系，建设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起点应该是普职沟通，即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在平衡逻辑起点的基础上加强联系。建设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中点应该是普职互通，包括人员“立交桥”建设、固态与流动学习场所“立交桥”建设等方面。建设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终点应该是普职融通，包括下位学习场所的“供给”端、上位学习场所的“需求”端。因此，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制度建设要处理好“供给”与“需求”、“动态”与“静态”之间的关系，把握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在转型时期各自面临的困难与机遇。
四是注重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研究。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着“上热下不热”“官热民不热”“校热企不热”等吸引力不强问题，关键原因在于职业教育发展质量不高。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应包括评价主体、评价指标、评价长效机制等方面。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主体应采取多元评价，政府、学校、社会、企业、家庭、学生等都应该成为评价主体，其中，要重点关注切实利益主体的评价，诸如职业学校学生与企业。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指标应该将效率、效益、相关性、影响、有效性等效果指标作为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标准，更加注重过程评价。职业教育评价长效机制就是要关注评价的长期性，构建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循环系统，提高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
五是加大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制度研究。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发展的质量。目前，我国职业学校的教师来源主要是普通高校培养的，教师队伍技术专业性、实践操作性等很难保障。职业教育教师培养要做到政府、企业、高校同时发力，构建职业教育教师协同培养机制，提高教师队伍实践操作能力。因此，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制度的建设要注重协同培育、共同发力。
参考文献：
[1]董仁忠.职业教育制度论纲[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3）：115-120.
[2]祁占勇，陈鹏，张旸.中国教育政策学研究热点的知识图谱[J].教育研究，2016（8）：47-56，98.
[3]郭文斌. 知识图谱理论在教育与心理研究中的应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111.
[4]郭文斌，周念丽，方俊明.我国学前教育研究热点知识图谱[J].学前教育研究，2014（1）：11-18.
[5]冉云芳.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研究综述[J].教育学术月刊，2017（1）：25-33.
[6]徐国庆. 职业教育原理[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187-191.
[7]和震.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问题与促进政策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3（1）：90-93.
[8]祁占勇，王君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制度性困境及其法律建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5（6）：136-143.
[9]周晶，赵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体制性障碍形成的机理及破解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16（13）：24-29.
[10]徐纯.新制度主义理论视域下德国高等双元制模式制度化进程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24）：47-54.
[11]陈德泉.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重新审视[J].中国高教研究，2016（2）：92-96.
[12]祁占勇，王锦雁.美国职业教育制度的发展演变及其基本特征[J].职教论坛，2017（34）：58-64.
[13]郑坚.“整合与衔接”理念下的美国职业教育改革[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3）：76-80.
[14]祁占勇，王佳昕.日本职业教育制度的发展演变及其基本特征[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1）：73-78.
[15]桑凤平.日本职业教育促进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借鉴[J].教育研究，2012（6）：150-154.
[16]崔延强，吴叶林.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功能及其构建[J].教育研究，2015（9）：84-91.
[17]陈厚丰，李海贵.建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探讨[J].高等教育研究，2015，36（7）：54-59.
[18]李梦卿，安培.“工士”学位的学理逻辑、法理意义及选择最优性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5（3）：60-65.
[19]赵昕.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比较与借鉴[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33）：5-8.
[20]李宏昌，李宏芳.工士学位：由“试水”解析到创新构想[J].职教论坛，2014（31）：32-36.
[2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EB/OL].（2014-06-30）.http：//jnjd.mca.
gov.cn/article/zyjd/zcwj/201406/20140600660060.shtml.
[22]马建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制度配置与政策创新[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7）：68-72.
[23]郭文富，馬树超.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制度配置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7（10）：83-87.
[24]秦杰.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制度建设[J].中国成人教育，2014（2）：53-54.
[25]丁金昌，童卫军.关于高职教育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再认识[J].高等教育研究，2008（6）：49-55.
[26]陈鹏，薛寒.“中国制造2025”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新使命[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7-83，190.
[27]许艳丽，李资成.基于协同理论的校企合作绿色技能人才协同培养[J].继续教育研究，2018（2）：100-105.
[28]王爱国，王吉明.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改革探析[J].教育与职业，2009（3）：44-45.
[29]陈熔.谈高等职业教育考试制度的改革[J].职业技术教育，2005（32）：23-24.
[30]高锡鹤.关于中、高职教育相衔接的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刍议[J].职教通讯，2013（32）：35-37.
[31]李德春.高等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改革初探[J].职业教育研究，2006（12）：6-7.
[32]彭秀芳.改革高职教育考试考核制度和方法的建议[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12）：21-22.
[3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通知[EB/OL]. [2018-02-12].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s7055/
201802/t20180214_327467.html.
[34]许敏，俞林.现代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实之需及制度设计[J].职业技术教育，2017（28）：13-17.
[35]胡劲松，欧阳恩剑.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律制度建构——法律制度生成理论的视角[J].教育研究，2018（1）：74-82.
[36]庄西真.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困境的时代表征[J].教育发展研究，2016，36（09）：71-78.
[37]任雪园，祁占勇.我国职业教育法研究热点的共词可视化分析[J].职教论坛，2017（13）：17-23.
[38]郭文斌，方俊明.我国ASD者面孔识别研究热点知识图谱[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4 （04）：490-495.
（责任编辑：张维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