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悦晗
摘要：已有技能形成领域的研究难以解释转型时期制造业生产中对与既有技术条件相匹配的规范技能的降格运用，导致中低质量产品泛滥的现象。本文提出技能失范概念，旨在解释该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技能失范并非意味着去技能化或非技能化，而是意味着与既有技术条件不匹配的非规范技能替代了与既有技术条件相匹配的规范技能。这一过程并非布雷弗曼所声称的技能退化，而是技能的异化。这种非规范技能是一种不能够被现代科学技术规范化、标准化的操作技巧与劳动经验，由劳动者在工作中累积的“试错”经验不断建构，无益于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等级。劳动过程理论是考察该问题的重要视角。劳动过程控制权，是理解技能失范的关键切入点。
关键词：工艺；技能失范；技能形成；劳动过程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8）09-0005-04
一、工艺、“山寨”产品与劳动技能
工艺文件是企业用于产品工艺准备、组织，管理生产、指导生产现场操作和控制产品制造质量的重要技术依据。工艺文件标准化是根据标准化原则、方法以及企业生产类型和具体生产条件，按照精简、统一的要求，对工艺文件进行合理的分类、简化并保证其完整性，确定各种工艺文件的名称和代号，统一工艺文件的种类、格式、内容、填写、更改和偏离方法，力求做到种类精简完备、格式简明清晰、内容先进合理、签署正确可靠，并通过标准化检查监督执行的活动[1]。对制造业而言，决定不同行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即在于技术与工艺。在生产过程中，对零（部或组）件、加工工序、工艺装备、材料或生产、 试验用设备的任何更改，都可能会涉及到交付使用的产品技术状态的改变[2]。对生产工艺的草率变更，直接导致产品技术参数不达标，是造成制造业领域中“山寨”产品泛滥现象的重要原因。
“山寨产品”与“品牌产品”构成了一组对偶概念。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上游企业通过实施“要素品牌”战略， 推动中间产品“品牌化”。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判断不再完全依赖商品自身的品牌，从而为山寨厂商提供了市场进入的机会[3]。当前，中国先进制造的内资企业、国有企业其技术投入主要用于技术改造、购买境内技术，而用于消化吸收和引进技术的投入明显偏少[4]。必须看到，制造业体系并不仅仅涵括高端制造业，而是高、中、低三个层级的有机整合。尽管每个层级的技术分布薄厚不同，但都必须与行业标准相符。对于“中国制造2025”与“工业4.0”来说，一个必须攻克的难题就是在制造业领域全面根除遍布中低端乃至少数高端生产领域的“山寨”产品的生存空间。
企业生产工艺与工人劳动技能二者相辅相成，高度匹配。在“山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制造“品牌”产品所需生产工艺的降格，必然伴随着工人劳动技能的降格。然而，已有技能形成领域的研究因聚焦于技能形成的规范化、标准化与体制化过程，在現代社会中，工业劳动力的技能形成渠道主要是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学校或师徒关系下的技术传承[5]。技能形成的机制分为外部形成和内部形成两种方式，前者属于技能生产的外部替代，自由的技工劳动力交易市场是其运行路径；后者属于技能的自我生产，工厂与受训劳动力之间的可信承诺是其运行的关键[6]。工人的劳动技能在生产过程中的降格运用问题，恰好是已有技能形成研究领域鲜见关注的问题。拓展技能形成的理论半径，除了回答一种技能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外，还应回答技能是如何走向“变形”的问题。
二、技能失范：一个分析性概念的提出
针对该问题，笔者提出技能失范的概念，尝试从社会学层面理解现代工业生产技能形成过程中的变异问题的因果机制。失范概念是社会学的经典概念之一。尽管涂尔干、帕森斯、默顿等一众研究者均对失范的概念界定及理论框架有诸多修正，然而失范理论的核心旨趣在于理解社会转型时期因旧有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解体而出现的社会整合与控制机制的异常状态。百余年来，失范这一勾连个体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概念得到研究者的不断阐释和论析，具有持续生机[7]。在关于失范理论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在这篇文章中，默顿从关联经验世界的中层理论着手，将失范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分析性的理论框架。在默顿看来，维持社会整合的条件中有两个关键因素，即合法的文化目标和合法的制度规范。文化目标即是一个社会中由该社会的文化所确定的什么是有价值的目标。制度规范是指实现这些目标的正当的方式，失范的根源在于文化目标与达到这一目标的制度规范之间的失衡所致。默顿根据文化目标与制度规范之间的不同关系引发行动者行为模式的差异，建构出有关失范行为的五种类型，即服从、创新、仪式主义、逃避主义、反叛[8]。
对技能的考察既需要与工业生产技术在概念层面进行区分，又必须放置在现代工业生产技术变迁的脉络下加以理解。在技能与技术二者的定义与关系方面，庄西真将技术定义为用来生产产品的各种形式的机器设备以及软件和硬件，把技能定义为个体后天习得或者是在工作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来的完成特定工作所需的知识、技术和能力的总和[9]。卢双盈认为技能是劳动者运用技术的能力[10]。王星将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物化技术，即劳动过程展开所需要的硬件及软件技术装配，其内容主要是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技术；二是技能，其内容主要是职业技术培训[11]。徐敏娟认为技能主要以经过反复练习可以习得的操作性为特点，而技术是人类利用自然科学原理及生产经验创造出的方法、工艺及工具的综合[12]。不难看出，上述研究者对技能与技术的概念界定尽管有细微之别，但大都倾向于认为技术具有物质性、与劳动者分离的特点，技能则具有非物质性、与劳动者结合的特点。本文并非着力于对二者的概念考辩，而是侧重于分析生产技能所隐含的社会性问题。基于此，笔者拟在上述研究者的共识基础上，采取王星的定义，将生产技能视作劳动者后天习得的一种操作生产机器的能力和技巧，将生产技术视作以物质为载体的劳动过程必须的硬件设施与软件规范。
因此，作为失范与技能形成两个概念体系的交集，技能失范的主旨在于从微观层面考察技能形成过程中的变异现象，进而在中观与宏观层面对现代工业企业组织的社会整合与控制机制中的异常状态予以解释。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用技能失范，而不用技能消失、技能瓦解等字面上与技能形成相对的概念，是因为在笔者看来，对规范技能的降格运用并非意味着去技能化或非技能化，而是意味着与既有技术条件不匹配的非规范技能替代了与既有技术条件相匹配的规范技能。这一过程并非布雷弗曼所声称的技能退化，而是技能的异化[13]。这种非规范技能是一种不能够被现代科学技术规范化、标准化的操作技巧与劳动经验，由劳动者在工作中累积的“试错”经验不断建构，无益于提升产品质量和技術等级。对技能失范的考察，有助于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生产中大量假冒、伪劣产品盛行的社会原因。在社会学层面，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一种非规范的操作技巧与劳动经验能够以失范的方式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得到普及，甚至得到企业管理者心照不宣的纵容？技能失范对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社会整合与控制机制产生了何种影响？
三、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视角
作为一个襁褓中的新概念，技能失范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通过何种视角解决微观层面对技能形成过程中变异问题的分析。回到生产现场，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式，有助于揭示国企工人转型过程的发生和运作机制[14]。肇始于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因其旨在理解现代工业生产过程中蕴含的权力关系与权力冲突，成为可供选择的极佳视角。针对1960至1980年代，西方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劳动过程理论重提并发展了马克思对劳动场所与工作环境的关注，提出将分析“带回生产中心”的研究旨趣[15]。具体而言，劳动过程是运用生产工具把原料转换为成品或半成品的生产过程以及由此结成的社会关系，具体包括生产的技术性质、生产所用的人力性质、工作内容及任务的组织、管理控制系统、雇佣关系、主观性和工作场所文化、工作场所里工人之间的关系等维度[16]。
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存在技能分工与等级分工两种类型。技能分工是指工人在工厂车间的生产过程中，技能有效作用的方式和范围；等级分工是指工厂车间内科层管理制度的安排，是对生产劳动过程中角色以及各种角色权力边界的划分和规定[17]。受马克思的影响，社会学与历史学层面对生产技能的研究旨在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技能形成体系纳入相应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中进行类型化比较，考察技能形成过程的社会与政治后果。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研究者多秉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将等级分工视为劳动过程中的主要分工形式，对劳动过程中的技能分工一面有所忽略，导致技能形成研究中的过度阶级化问题[18]。必须看到，现代企业的核心特点在于基于操作专业化的工序分解与劳动协作。因此，现代工业生产劳动过程兼具等级分工与技能分工的两面。对技能形成研究中过度阶级化问题纠偏，路径不在于从强调等级差异转至强调技能差异，而应将关注点集中在两种差异之间相互转化的因果机制分析。
现代工业生产分工导致不同行业、产业的工人具有千差万别的技能差异。现代工业企业内部的等级差异有两种类型：一是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等级差异，二是工人内部的等级差异，其核心均是对劳动过程控制权的争夺。裴宜理、贺萧等研究者均揭示出近代中国工人群体中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以及男性工人与女性工人之间的等级差异。然而，上述研究侧重从地缘、性别、族群等外部视角的考察，未能从技能本身出发，分析拥有不同技能的工人群体在争夺劳动过程控制权的过程中形塑的等级差异。必须看到，技能差异受到劳动力市场供需机制长期运作变化的影响[19]。威廉·拉佐尼克运用演化经济学方法考察企业与劳工争夺劳动过程控制权的历史过程，是技能差异向等级差异转化的典范研究。威廉·拉佐尼克指出，在19世纪英国纺织业中，以男性工人为主体的机器看护工凭借体力与职业追求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把持机器修理主导生产过程，树立威信，将女性工人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确立了“机械看护工”—“接线工”的等级制度。因此，英国早期棉纺织业的成功归功于英国企业的“机械看护工—接线工”制度使劳工拥有劳动过程控制权[20]。上述研究表明，一种技能之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大行其道，并非天经地义，而是蕴含着具备相关技能的工人对劳动过程控制权的争夺。尽管裴宜理、贺萧，还是拉佐尼克等人都敏锐地抓住了劳动过程控制权这一“生产中心”的关键，但上述研究者均未能再进一步考察这种博弈、争斗的权力对工人劳动技能产生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导致技能失范的关键原因在于具有该种技能的工人掌握了劳动过程控制权，并非是劳动技能本身失于传承，而是一种非规范操作取代了与科学技术无缝对接的规范操作。因此，劳动过程控制权，是理解技能失范形成原因的关键切入点。
四、余论
伴随“60后”“70后”工人集体步入中老年阶段，当前我国制造业技术工人已经是年龄为“80后”“90后”的“新生代”。如何把成千上万的新生代制造业工人培育为“新生代技术工人”，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成为制造业强国的关键之处[21]。尽管当前对工匠精神的提倡有助于从职业身份、个体责任等方面对工人产生正向引导作用，但是工匠精神的本质，是建立在工人具有与生产工艺高度匹配的劳动技能的基础上。因此，对技能失范问题的考察，既有助于理解转型时期颇具中国特色的“山寨”产品盛行的现象，也是技能形成领域一个必不可少的分支。
技能失范发生在生产劳动过程之中。因此，“回到生产现场”，引入劳动过程理论作为研究视角，以劳动过程控制权作为分析重点，是值得期待的研究方法。必须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对技能失范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技能“变形”过程的描述，而应当回到默顿对失范概念的分析框架，考察在技能“变形”的过程中，文化目标与制度规范两者之间如何产生了错位，进而剖析技能的“变形”属于哪种类型的失范。囿于篇幅，本文仅提出这一概念，旨在抛砖引玉，期待后续更多实证研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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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