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学文 邱茜茜
摘要：中美贸易冲突重要根源是两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博弈，核心在于人力资本的竞争，新人力资本研究学者认为，技能而非受教育年限作为代理变量，对衡量人力资本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观点，本文在介绍高端制造国际背景、内涵和现状基础上，从“技能”这一人力资本核心要素出发，提出了技能形成和技能匹配两个概念框架，并通过英、德、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围绕早期教育滞后和后期教育超前发展这一现象，探讨了制造业高端化过程中技能演化的基本逻辑。教育“相对”超前发展是产业结构调整下技能匹配的副产品，忽略了这一隐藏的逻辑，就会陷入人力资本追赶的怪圈，与高端制造发展的规律背道而驰。
关键词：高端制造； 技能形成； 技能匹配； 技能型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8）09-0009-07
一、我国高端制造及面临的机遇和困境
（一）中美贸易战的背后
自18世纪60年代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纵观世界大国崛起，无一不是以强大的制造业为支撑，一个工业化国家放弃制造业，就可能会完全丧失其技术优势和创新力[1]，制造强国已取得世界各国共识。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2011—2015年期间，美、德、英、法、日、韩等国家纷纷出台“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工业4.0战略计划”“工业2050战略”“新工业法国”“社会5.0战略”“制造业创新3.0计划”等战略文件，中国也随之推出“中国制造2025”，继而成为引发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的重要导火线，已是不争的事实[2]。美国学者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提出，“中国制造 2025”在“301调查报告”中出現高达116次，显然，这才是美国瞄准中国的最主要目标[3]。“中国制造2025”核心可概括为高端装备创新等五大工程，以及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十个高端制造领域，可见“中美贸易战”背后实际上是中美两国在新时期结构转型的较量。一方面，中国制造业体量世界第一，根据美国301调查报告，美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全球所占份额为29%，中国紧随其后占27%；另一方面，制造业大而不强是一直以来横亘在国人面前的难题，制造业高端化是强国战略的最后一公里。面对美国的围堵，专家学者莫衷一是，韬光养晦者与迎头反击者兼而有之，不论这场“战争”是否必将步入“修昔底德陷阱”，有一点毋庸置疑，正如经济学家马光远所言，人口问题是中国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源，制造业竞争力的下滑，根子在人口，这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高端制造的本质与现状
高端制造在狭义上是与中、低端制造相对的概念，不但表现在技术含量上的知识、技术密集性，还体现在多学科（领域）高精尖技术的集成，而且处于价值链上游，具有高附加值的特征，同时占据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其发展水平决定了产业链甚至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广义上来说，我国处于后工业化后半阶段[4]、高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5]，在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5个指标衡量体系背后，高端制造水平是最直观的观测器和决定要素，关系到整个工业化进程、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实现以及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方式的转变。从竞争力上来说，高端制造是品牌优势的集中体现，品牌优势决定了整体核心竞争力。目前，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制造企业几乎没有[6]，中国出口商品已连续多年居于欧盟、美国通报召回之首，2013年10月，国际权威商业数据提供商汤森·路透公司遴选出全球100强创新企业，美国多达45家，日本28家，欧洲22家，中国大陆及香港企业无一家跻身其中。2017年，全球知名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发布了“全球最具价值100大品牌”排行榜，美国有51 家企业上榜居首，德国有10个品牌位列第2位，日本6 家企业居第 4 位，中国制造业品牌只占有两席[7]。种种差距表明，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依然很弱，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大多仍集中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附加值很低，离高端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切入问题的视角
从教育的视角审视这场中美世纪冲突以及高端制造困境，其背后的逻辑一定是提升人力资本的质和量，1949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仅有2.1万人，职业教育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多层次人才培养”课题组提供的分析数据来看[8]，201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便达到727万人，其中工科毕业生113万人，占当年本科总数的33%。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普通高校制造业相关专业占比10%左右。2014年中职毕业生达578万人，1.36 万个各类职业院校开设了108个制造业相关专业，数字远高于2015 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前三位国家（俄罗斯、美国、韩国）的工程、制造和建筑专业毕业生数，培养规模居世界首位。一方面，我国人力资本提升的速度加快，教育超前于经济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对比高端制造和品牌制造领域的现状，显然与如此庞大的“高端”人力资本不成比例。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口质量的提高，然而，由于人力资本很难被直接测量，于是人们普遍的做法是把受教育年限作为其代理变量，据统计，发达国家高中和高等学校入学率在本世纪初便分别达到了80%和50% 以上，我国同期只有35%和11%[9]，但从数字的对比中我们依然只能读出数量而非质量上的差距，减小这一差距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教育“扩招”，我国在1999—2005年进行了连续七年大幅度扩招后，毕业生规模在2009年达到拐点，解决就业成了关键任务，就业难问题一度成为社会热点并受到广泛关注。显然用受教育年限这一简单的处理方法在教育高度普及的今天已经不再适用，于是，基于技能的新人力资本研究正在形成。埃里克·A·哈努什克（Eric A. Hanushek）、詹姆斯·J·海克曼（James J.Heckman）等国际知名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者均认为，基于技能的新人力资本研究是一片崭新的、富有前景的研究领域[10]。
“技能”作为新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既反映学校教育的时长，也反映质量和结果，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能够很好地反映个体一生中人力资本不断消减和增长的动态过程，并且能够综合反映个体从学校、家庭、社会等不同场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总和，因而有效解决了受教育年限测量的局限[11]。本文便从“技能”这一人力资本核心要素切入，定义了技能形成和技能匹配两个概念框架，技能形成的过程决定质量，而技能匹配的过程则决定效率，通过英、德、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探讨制造业高端化过程中技能演化的基本逻辑。
二、关于技能的两个概念
（一）技能形成
技能形成一般指主体（人）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经练习形成执行某种任务的活动能力，技能形成的过程涉及到政府、教育与培训系统、资本以及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各种利益集团在维护和争夺相关利益过程中相互影响，从而生成一种特定的体制环境[12]。技能形成由技能知识习得与技能经验积累两个环节构成，前者主要发生在学校，后者则主要发生在车间，相对应的，如果前者是教育过程，那么后者便是生产过程[13]。事实上，不论早期的师徒学徒制，还是后期规模化的职业教育形成以后，技能形成都是“干中学”的产物，即使几乎所有重大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往往都不是从纯科学或一小部分天才那里来的，而来自广泛的工业实践，特别是广大草根实践者在日常制造过程中的实际操作经验和积累[14]。从火药到指南针，从造纸术到印刷术，从珍妮纺织机到瓦特蒸汽机，从爱迪生的众多发明，到今天的无数工业技术都是如此，在技能形成过程中，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说：“日常实践中的接触才是最好的学习”[15]。因为几乎所有工业领域的知识，都属于那种无法形式化或公式化的实践知识，实践中创新的铁律已被证明是人类技术发展史上最重要、最直接的推动力，这个过程一开始也许是低档次和不起眼的，但世界技术的前沿就是在这样日积跬步的过程中产生的，“一旦学会了制造和模仿，创造和创新的大门就打开了”。从最基本到最先进的工业技术，技能形成的最初路径都是由千万个体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和尝试，最终实现个体突变，瓦特的蒸汽机、奥托的内燃机、爱迪生的直流电、贝尔的电话机、冯诺依曼的计算机……无不遵循这样的逻辑。
（二）技能匹配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的劳动分工就是对技能匹配最好的阐释。最早的劳动分工来自于实际生产过程，不论扣针的加工还是后来的福特生产线，技能在劳动分工中形成，之后与相应工序、工位迅速完成匹配，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从手工时代生产一枚扣针的制造需要18种操作，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到亨利·福特生产一辆车需要8 772个工时工步，再到波音飞机数以万计遍布于全世界的分工网络，生产和分工的过程越来越复杂，职业学校的建立也是源于分工，用于批量生产技能，再经由劳动市场与生产过程完成匹配，匹配的效率决定了社会生产的效率。到了智能化生产时代，随着制造工艺和技能操作的高端化，物理信息系统（CPS）管理下的个性化定制生产逐步替代了传统的固定式流水线生产，出现了一次“人类劳动高度去分工化的倾向”[16]。学校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特点高度依赖于职业分类和劳动分工，导致基于学科或专业的专门化人才培养体系遭到巨大挑战，一方面，“机器换人”导致大量的细化分工岗位被替代，“专门人才”培养模式需要让渡于“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复合型人才本身定位的“多面性”和多岗迁移特性使得基于分工的传统劳动力市场技能匹配效率大大降低，技能错配的风险加剧。特别是高端制造领域，智能化生产系统和柔性化生产过程结合，技能需求的复杂度和复合度都急剧提升，同时，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由于技术进化和技能演变的速度不断加快，需要一种新型的技能形成方式和国家技能形成体系相匹配，这种匹配超越了个体技能和个别工位的范畴，而是基于1990年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的“集群”（Cluster）概念，立足于技术结构和要素结构的匹配，产业链上下游的匹配，制造业集群生态系统之间的匹配，以及国家与国家经济结构间的匹配。
从一个国家工业革命或工业化的历程来看，理想的技能匹配状态分别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完成，空间轴上表现在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有效对应上，这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数量和结构能够有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隐含前提条件[17]；时间轴上表现在经济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源高级化过程的匹配上，随着以手工业生产技术、半机械化技术、机械化技术、半自动化技术、自动化及智能技术为代表的原始技术、初级技术、中间技术、先进技术向高端技术逐渐演进，相匹配的产业结构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与知识密集型产业[18]，高级人力资本逐步替换初级人力资本并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推动以原始技术向高端技术演进为特征的技术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换过程中，也会促使各类型人力资本的需求量随产业结构调整而变化[19]。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和制度保障，教育和培训系统适应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改革，金融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动态协调，推进了技能要素的动态匹配，从而保证了制造业高端化的推进。
三、高端制造领域技能演化的逻辑
（一）技能形成与早期教育
工业革命早期传统制造业发展阶段，技能形成的过程主要源自生产过程，由于制造工艺比较简单，大多采用学徒制的形式，模仿甚至“抄袭”是技能形成的主流方式，由于缺乏教育范式的引导，创新和先进技术引领还很奢侈，比如美国在整个19世纪几乎任何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领域都是英国的学生[20]，甚至19世纪下半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都并非源于其先进的技术。随着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铁路交通的疯狂扩张，以英国为例，在19世纪前30年总共建了不到300英里，1847年已发展到6 500英里，美国更加夸张，从1830年20英里增加到1870年的52 000英里，再到1890年的166 000英里。铁路的扩张是制造业技能形成史上一個重要节点，一方面钢铁制造领域托拉斯的出现迅速提高了制造工艺和水平，另一方面铁路网络的扩张使得制造业产业链迅速铺开，市场化经济模式逐渐形成，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加剧，人力资本投资开始盛行，工业化和商业化体系越来越复杂，古老的学徒制已经不能满足新兴工业体系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工业技能的需求推动了技术中学的建立[21]，职业教育的开启是制造业技能形成史上另一个重要节点。
早期各国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建立并不顺畅。在德国，1897 年《手工业保护法》的出台，为组织化的学徒制培训创立了制度框架，并使学徒制培训完成了初始制度化。1908年，德国工程师协会（VDI）与机械制造企业协会（VDMA）联合成立德国技术教育委员会（DATSCH），对不同行业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19世纪末20世纪初双元制模式才开始成型，1920年魏玛官僚曾尝试建立工业技能认证系统，遭遇失败，技能培训仍然仅在大企业内部进行。在美国，1906年全国提升产业教育协会（NSPIE）成立后，1917年美国通过《史密斯-休斯国家职业教育法》，当时只有8个州建立职业学校，1926年颁布的《高中法案》彻底将职业教育纳入了普通高中系统，美国建立独立职业教育系统改革失败[22]，当时美国制造业水平已经完全站在毫无争议的世界之巅了。在日本，早在1871年就建立了第一所职业学校，但到1947 年各种学校仅有 1 020 所，学生为 14万多人，直到20 世纪 70 年代，制造业体系已经非常发达，经济水平即将全面赶超美国的时候，各种学校的发展才达到鼎盛时期，学校数达到 8 000 所，学生数达到 135万人[23]。
事实表明，早期教育作为技能形成的主体一直滞后于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直到20世纪末期，“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才倾向先于经济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24]，人们对教育超前发展的认识基于迄今为止三次后进国成功超越先进国的范例，结果表明，后发国家在实现对先进国家追赶前，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超前发展了教育[25]，称为“人力资本先导模式”，即在追赶国人均 GDP相当于先行国 20%水平时，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先行国的40%以上水平，人均 GDP达到先行国的 40% 水平时，追赶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一般在先行国的70%左右，人均 GDP达到先行国 80% 水平时，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接近先行国的水平。
（二）技能匹配逻辑下的教育超前发展
1.美国技能—制造结构匹配范例
在研究迄今为止三次成功的后进国追赶先进国范例历程中，不难发现伴随着制造业的高端化，人力资本结构也趋于高级化，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大量实用型技能人才是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以美国为例。19世纪大部分时间美国制造一直处于欧洲的追赶者地位，敏锐而及时地引进欧洲先进工业技术并进行了改造，最终在1871—1913年迅速超越英国成为第一强国，根据麦迪森提供的数据，美国在1820 年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英国的 87.5%，1870 年提高到 88.3%，1913 年则提高到 91.2%，其正规教育入学率从1830年的15%提升到1928年的24%，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一直领先于英、德、法、俄等欧洲国家[26]。然而，产业经济学领域研究还发现，成功的人力积累追赶期都处于产业调整或升级的大背景之下，也就是说，1871—1913年美国赶超英国时期正处在第二次产业革命，英国将部分“过剩产能”转移至美国，同时美国大力发展电力、内燃机、化工工业等新兴制造业，而英国仍以煤炭、造船和纺织等传统行业为主。进一步调研还发现，1940年美国从英国进口了少量机车，仅用了10年时间自主制造率便达到74%，这一速度令全世界都感觉惊讶，高技能人才诚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如果没有铁路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刺激，以及电力和内燃机等核心设备制造中积累的技术成果，一切都将无从谈起[27]。另外，美国各州政府经常要求学校根据工业发展的需求灵活调整课程，学校也会按照州联邦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向选择研究重点，例如，1864年纽约州从事采矿业工程师培训的仅有哥伦比亚大学一所学校，在钢铁产业原材料需求激增的利润诱惑下，到19世纪末，该州已经有20多所学校在政府扶持下从事该领域技术研究了。相较于另一番景象，19世纪末随着英国工业化进程放缓，大量高技能人才纷纷移民美国，说明高级人力资本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与之相匹配的高端产业迅速发展，否则在技能错配的局面下会造成大量人才流失，或阻碍技能人才的进一步进化升级，进而影响产业发展，这是无法避免的结局。
2.日本技能—产业结构匹配范例
人力资本发展到底是促进工业化进程和制造业高端化的前提，还是后者的产物，从日本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得到更清晰的认识。1953—1992年是日本赶超美国时期，1950 年日本人均GDP 仅相当于美国的 19. 6%，1992 年上升为 90. 1%，与此同时，1913 年，日本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美国的 68. 2%，1950 年达到80. 8%，1992 年为 82. 4%[28]。同样，1953—1992年日本赶超时期，处在国际第三次产业革命中的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进程中[29]，美国将纺织、钢铁等传统的产业转移到日本，本国重点发展计算机、半导体、医药和通讯等产业，人力资本的特征为企业“白领”逐渐超越“蓝领”阶层。深入研究日本这段时间的产业变革还发现，1967年，日本东京机械贸易公司首次从美国AMF公司引进Verstran机器人，1968年，日本川崎重工从美国Unimation公司引进Unimation机器人，并于1970年实现国产化，日本从此进入了开发和应用机器人的新时代，开发和应用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并处于主导地位，在这项产业带动下由劳动、资本密集型经济快速跃迁到技术密集型经济。20世纪70年代日本生产的机器人数量就远远超过当时的美国，截至1983年，美国从日本进口的机器人数量占美国进口机器人总数的78%，至1990年，日本机器人行业产值达到520亿日元。除了大量出口外，日本自身也是工业机器人最大的消费国，国家由生产型社会进入消费型社会。日本在汽车生产、机械电子等制造行业大量使用机器人，使日本的汽车及机电产品产量猛增，质量日益提高的同时制造成本却大幅降低，使得日本汽车品牌以绝对优势进军号称“汽车王国”的美国市场，并且向机器人诞生国美国大量出口产自日本的机器人，日本制造开始在世界崛起。新技术的激进变革和演化导致大量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教育却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步伐，特别是1969年日本安川电器公司第一次提出的“机电一体化”技术概念及思想，在全世界都极为先進，学校根本没有相关专业培养这样的人才，只能在交叉学科培养，这段时期技能人才的产出很大程度上基于产品供应商的行业培训而非学校教育。“机电一体化”技术思想的催化作用给日本产业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在区域经济中保持了30年增长，并渗透到教育领域开始普及化，随后在英国和欧洲普及，1977年我国天津大学首次开设相关课程，20世纪90年代，美国开始接纳机电一体化思想并在学校设立课程进行普及。
3.韩国技能—经济结构匹配范例
韩国是历史上工业化进程中人力资本提升速度最快的国家，1965—1992 年韩国赶超西欧时期，1973年韩国仅相当于西欧12个国家人均GDP 的 24. 3%，1992 年上升到 57.5%。1960年韩国全民普及了小学教育，1975至1985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0%提高到30%，1985至1995 年又从30%提高到50%，中等教育入学率从60%左右提高到90%，1980—1995年大约用了 15 年的时间（世界银行，1998），高等教育入学率接近55%，中等教育入学率 90%，达到其他OECD 国家教育发展水平。如此快速的教育普及率和超前化发展，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是因为1965—1992年韩国赶超西欧时期，处在第三次产业革命的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进程中[30]，日本和西欧等国家把轻工和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东亚以及拉美等新兴工业化国家，转向集成电路、机械制造和精细化工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的特征为服务型从业人员开始超越其他类型人员总和，包括信息工业等多数部门。继续深入研究韩国这段时期的转型，更为成功的是，在国家主导下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变，1962—1966年，韩国实现了农业向轻工业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经济转变，20世纪70至80年代后期，韩国大力发展汽车、化工、造船、钢铁和机械制造等为主导的资本密集型经济，成为国际领先的出口行业，实现了劳动密集型经济向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经济转变，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重点发展汽车、电子、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由重工业为主的化工产业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信息产业转变，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这段时期，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延世大学、韩国科学技术院、江原国立大学和浦项科技大学都在国家支持下开展教学科研，采用一种“美国-德国模式”，即美国式的教育系统加上德国式的科研中心，重点放在实际应用领域。
四、一点思考及对职业教育的反思
教育的超前和滞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技能需求增加，就会推动教育的发展，教育的人力资本提升作用也会推动工业化进程，两者的匹配度越大，发挥的共振效应越大，这是市场供需的基本规律。在我国制造业高端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和逻辑，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现状，并从发达国家汲取经验。英国从1760年就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920年完成工业化走过了160余年，美国完成工业化也花了135年，在漫长的工业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由“要素推动阶段”（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经济）经历“投资推动阶段”（大规模投资和改善技术装备）进入“创新推动阶段”（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经济），人力资本与经济结构之间有一个循序渐进、震荡调整的匹配过程，有序推动了制造业高端化的进程。相比之下，我国直到1949年建国还没有任何现代化工业体系和技术，真正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要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1998年结束并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31]，迄今为止仅40年时间。显而易见的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国从低端制造经历先进制造走向智能化制造和高端制造，从劳动密集型经济迅速跨越资本密集型阶段进入技术（或知识）密集型经济，人才结构断层严重，职业教育无疑是弥补这一断层的主体。
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近年来职业教育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但这种繁荣以及背后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伴随着现代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在传统师徒制基础上自下而上、从简单到复杂、自然生成和演化而来的，它是在政府和教育思潮推動下自上而下形成的，具有显著的移植性特征，因此内生动力不足[32]。另外，我们也要意识到，如同当年的美国、日本和韩国，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高速推进也是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把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认识到这一点是当前职业教育正确发展的前提。职业教育的发展基础和动力来自工业，经过近40年发展，随着我国制造业由高速发展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高端制造引领成为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环节，职业教育也要与之相适应。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如何转化为自下而上的内涵发展动力问题，学校的技能形成体系如何与行业标准有效衔接问题，行业协会及相关组织地位保障以及相关行业标准缺失等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成为制约职业教育质量内涵提升的瓶颈。同时，智能制造成为一些学校向高端化转型的途径和追逐热点，催生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很多繁荣其实并不真实，因为并没有建立在真正的供需关系上，这种热闹和喧嚣并非基于市场逻辑，因而不可能长久持续。要建立长效机制，就要参考发达国家既往的经验，在国家政策制度保障的基础上，充分赋权于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激发自下而上制定标准规范的动力，并在制度框架下强制执行，在此基础上大幅度提高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收入（包括企业自身的绩效激励等），使真正达到执业资质标准的技能型人才获得充分的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才有可能使其专注自身价值，形成工匠意识和工匠精神，进而塑造品牌并真正推进制造业高端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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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