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铁松 谷伟
摘要：我国职业教育正从单一行政管理向多元协同治理转变，治理主体与利益格局呈现开放性、复杂性、网络动态性、自组织等特征。基于此，文章运用协同学、自组织理论等管理理论方法，阐述了职业教育多中心自组织协同治理的必然性，提出通过利益共同、规则联动、效率优先完善协同机制，打造现代职业教育生态圈。
关键词：职业教育；协同治理；自组织；生态圈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8）09-0044-07
新時代职业教育治理是教育领域的社会治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由教育管理转向教育治理，注重教育治理的系统性、复杂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创新教育治理方式，完善教育治理体系，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深化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改革的当务之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提出，要逐步构建 “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 的办学体制机制，推进职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落实管办评分离，坚持政府、院校、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协同治理，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计划到市场、集权到放权的过程[1]。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本位的职业教育政策促进了行业企业主导职业教育办学，形成产教结合发展，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要求高度吻合。1996年以后，国家确立了市场导向的高等教育政策，在唯学历的社会背景下，普通本科教育扩招，职业教育倍受挤压，发展开始出现停滞甚至衰落的状态，招生数量与质量持续下滑，同时行业企业对于职业教育的认可度随之下滑，产教“中间地带”的空隙越拉越大。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但社会经济体制正发生深刻变化，职业教育不能简单地回溯到1996年之前的办学模式。面对职业教育利益格局调整，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通知，整合社会各方力量，落实十九大报告“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精神。职业教育治理特征呈现多元化、网络化、虚拟化、自组织。职业教育治理正在从传统单一纵向行政管理模式向网络化复杂科学管理范式转变[2]。
本文尝试突破现有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范式，把复杂系统理论引入职业教育治理分析框架，运用协同学、自组织理论、系统工程等方法工具，通过构建一个基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跨学科、多元素的理论框架，揭示职业教育多中心自组织协同治理的必然性，通过从利益共同、规则联动、效率优先三个维度完善协同机制，打造现代职业教育生态圈。
一、多中心自组织协同治理的现代职业教育
（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复杂网络系统结构
现代职业教育始终贯穿人们生活与社会生产活动，涉及学校、政府、行业、企业、学生、家长、社会公众等参与主体[3]，这些主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构成一个系统、动态、自适应、多层次的复杂网络。因此，职业教育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网络理论主要起源于社会学研究，是用来描述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理论由规则网络或随机网络发展到了现在的复杂网络，并且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商业、生命科学、交通运输等领域。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网络系统具有不同于交通物流等规则网络或随机网络的复杂网络范型特征，它更多地表现为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人、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行为关系，是难以预测和控制的，表现为复杂拓扑结构和社会动力学行为。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网络系统由大量的社会节点通过相互依存的作用关系（边）链接而成。如图1所示，在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网络系统中，“节点”为个体或组织机构，“边”代表“节点”之间的各种内在关系。这些“节点”通过“边”的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结合外界环境输入做出自己的决策，采取行动并输出到系统，反馈行为绩效，进行形成系统整体的动态演变。例如，在职业教育系统中，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一项校企合作的政策要求，学校理所当然是该项政策的直接接受（执行落实）者，行业企业、学生、社会评估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则会根据学校的具体行动来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将间接影响到该项政策的最终社会效果。一项好的政策会在系统中产生鲁棒性极强的正反馈，政策效果将被不断放大增强，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而不好的政策是脆弱的，会在政策的直接执行者这个“节点”就被弱化了，最终流于形式，系统整体上没有任何变化。因此，职业教育治理需要全面考虑该复杂网络系统的协同性和自组织特征，深入把握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等核心主体要重视系统自组织特征，考虑自己行为力量与其他各社会主体间的协同效应，保证系统的目标、结构、组织和功能有序。复杂网络作为反映职业教育各主体之间内在联系的一种结构模型，为研究现代职业教育各主体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剖析职业教育治理的内在动力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
同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组织越来越趋向于虚拟化。教育虚拟组织，是多个相互联系的个体或组织，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为了共同的目标，整合外部资源，为社会提供高质量、高效益的教育服务，从而实现社会整体效应最大化，达到多赢的目的。职业教育联盟就是一个先进组织与其他团体共同创造的虚拟组织联盟，在一定时期通过内部和外部的资源共建共享，服务联盟特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任务。
（二）现代职业教育需要多主体协同治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公共品市场通常存在 “市场失灵”，往往政府也无计可施，为此应该充分激发社会相关组织自我治理的功能，通过系统本身的自学习、自组织、自适应来治理社会，实现“多中心协同治理”[4]。多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一直延续了普通本科教育的管理模式，坚持政府主管下的院校依法依规办学，为企业培养各类技术人才，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单一组织形式，以政府强制力为保障的计划命令式管理，客观上阻隔了企业行业、社会公众与学校、政府之间的供需沟通、行为博弈、协同合作需要，忽视了教育治理的社会广泛性，影响了职业教育质量与效率。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职业教育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导致了教育市场失灵，职业教育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对职业技术人才的要求。职业教育不再是学校办学的问题，关系着社会人才培养和社会经济发展，除了政府和学校外，还涉及各类社会关系与需求，具有“公共性”“大众性”特征。解决好诸如“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些公共问题需要充分动员和发挥行业企业、社会组织与个体的作用，形成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政府主导发力，以外部政策激发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内部动能，在学校与行业企业之间搭建起稳固的“边”，促进职业教育各方主体的自组织协同治理，否则，职业教育治理终将是一潭死水，更难以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三）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呈现多中心、多层次、立体式拓扑特征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现代职业教育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职业教育治理必须建立起学校与行业企业等主体间“多中心自组织协同”网络结构，在生产性实践教学上，以企业为中心共建共享专业技能训练基地，在专业理论教学方面坚持学校课堂教学为中心，在岗位职业技术标准方面以行业需求为中心等等，所有中心最终服务于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共同目标，形成人才培养、人才需求、技术技能积累的多层次利益共同体。在此基础上，通过横向协同效应，广泛集聚其他异质性社会公众组织与个体的行为影响，互利共赢，实现多主体办学育人行为的立体式耦合与同步，构建广泛参与的职业教育治理自组织，最终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新模式。政府对职业教育治理网络结构的影响力是不可替代的，学校需要政府纵向协同其与社会组织、公众之间的关系。只有纵向协同与横向协同沟通相互交织，互为支撑，才能构筑多中心、多层次、立体化的职业教育治理复杂网络拓扑结构。因此，完善多中心、多层次、立体式网络结构是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四）现代职业教育治理需要政策外力调节
职业教育治理复杂网络由许多中心节点和一般节点构成，中心节点在整个治理网络系统中起支配作用，与中心节点相连的那些一般节点起配合服务作用，并对中心节点高度依存，构成一个同心同向同行的子网络。“管办评分离”改革背景下，职业教育治理网络系统的中心节点主要包括政府、学校、行业、企业、教育评估机构等，若中心节点出现问题，所属该子网络的一般节点就将会被系统孤立，子网络系统功能無法发挥，影响整个网络系统的结构和秩序。政府作为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主导者，可通过政策外力加强对职业教育治理网络系统内部的自组织行为进行整体性协调，保证各子系统功能之间产生耦合，形成系统整体功能的协同。实践证明，只要外力调节适当，越是复杂的网络系统，协同效应越明显。
政府应当鼓励、引导和包容各种新型教育治理主体的参与，例如企业参与公立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发挥它们成为教育治理的中心节点的功能，激发社会组织与公众自发地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既不能完全依赖政府，也不能完全依赖市场，突破以往教育治理的主体边界，鼓励第三方参与，有时比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更具优势。
二、多主体共建共享的现代职业教育生态圈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教育”成为当前职业教育的新趋势与新常态，教育治理已超越传统以学校为主体的单一治理模式，正迈向多主体协同治理，职业教育院校与社会其他利益相关者开放共享、跨界融合，共建“多中心自组织”的现代职业教育生态圈。借鉴商业生态圈的定义[5]，职业教育生态圈应该是由政府、职业院校、教师、企业、行业、家庭、学生、教育评估机构、其他社会公共服务机构等具有一定利益关系的组织或群体构成的动态网络结构系统，是众多具有共生关系的主体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复杂性、自组织性、复杂适应性、网络动态性、协同演化等特征。
第一，职业教育生态圈强调多主体参与及自组织，突出协同共治。多主体协同治理是网络系统的各中心节点之间及其子系统之间，通过政府主导构建合作竞争、自组织非线性作用，把系统中彼此相离、无序、混沌的教育教学、企业生产、技术应用、学生成长等所有要素在社会的总体目标与主体的共同利益下汇聚起来，有序组织和内在演化，形成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网络系统的宏观时空结构与主体功能结构的自组织状态，产生职业院校等任何单一主体均无法实现的教育治理协同效应。多主体协同治理是一种主体间默契配合、井然有序的自发和自组织集体行动过程，通过集体的自组织行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系统整体效能最大化，它是对现有职业教育办学理念、管理方式、路径和机制的重要创新，是实现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构建职业教育生态圈，就是通过整体性协调，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功能相互耦合、叠加，使得系统整体功能成倍增强，实现“1+1>2”。职业教育生态圈是由许多子网络系统构成，子网络系统不断地动态演化，优胜劣汰，比如专业对接产业的职教联盟。这些子网络系统内节点之间关系相对紧密，彼此链接，而不同子网络系统之间的节点链接则相对稀疏。职业教育生态圈具有自组织动态演化能力，其中影响力越大的中心节点将优先获得其他节点的连接，并变得越来越强，而众多影响力小的一般性节点将不堪一击并随时消失，但这并不会影响整个职业教育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秩序，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第二，职业教育生态圈强调多主体共生、互生和重生。职业教育生态圈是复杂网络结构系统的更高层次，它不仅要求空间维度的多主体协同，而且强调自组织系统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演进与优化，通过生态圈内的价值分享保持系统的健康持续发展。职业教育生态圈的多主体共生，要求各主体围绕人才培养的共同目标，分工协作，提升教育质量，实现生态圈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共生的核心或者前提，是搭建公共利益价值平台，建立共同利益机制，让各参与主体通过这个平台形成共同目标，平衡风险、分享收益，从而使人才培养活动能系统化地组织。正如学校与企业共建独立的职业教育集团，职业教育集团作为独立法人在投入与产出方面是独立核算，享有集团创造价值的收益权。这样有利于参与者将精力集中在某一个合作业务，利用平台其他合作伙伴的力量来共同解决问题，从而大大提升集团化办学绩效。通过职教集团这个核心的公共利益价值平台，各参与主体共同投入，产教融合，形成更多可能的教育价值增值点，提高整体效率与质量。职教集团或者联盟，这个公共价值平台必须要有足够的吸引力，保证行业企业以及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到人才培养活动中来，形成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生态圈。在职业院校相对弱势的今天，也只有依靠政府在宏观政策层面主导推动产教融合平台的构建。在共生的基础上，各参与主体之间呈现相互依存的关系，每一主体的个人利益都与其他成员以及整个生态圈的利益息息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生态圈成员之间利益依存的关系，体现了互生的特征，如果这种利益依存关系消失，该生态圈的动态平衡就会被打破，参与主体可能会出现功能衰退。互生的核心，在于整个系统中分享价值的成本足够低[6]，因此，职业教育生态圈必须建立一种可低成本分享价值的管理结构。与商业生态圈不同的地方在于，职业教育生态圈的各参与主体追求的利益不能用货币或者某种标准来统一，学校追求的是办学水平与质量，参与企业追求的更多是经济利益，学生追求的是就业满意度与工资高低，政府更多的是考虑人才培养对产业发展的贡献度等等。政府作为职业教育的主导者，必须加强宏观政策指导，构建公共利益价值平台和低成本的价值分享机制，以协调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再生就是要求生态圈的各参与主体时刻关注职业教育内部要求与外部产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环境变化，适时对生态圈资源配置进行调整，建立更好的合作框架和更健全的运行秩序，保持生态圈健康。国家提出职业教育治理改革，就是基于我国传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不能适应产业升级对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