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是一个跨行政边界、关涉多主体、且时效滞后的复杂性过程与复杂性实践。自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以来，“多维度”与“多样态”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实践轰轰烈烈地在京津冀三地展开；审视名目繁多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实践，发现内生动力缺乏与“碎片化”协同问题日益凸显；基于此，重构增进“公共价值”的核心理念、实现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治理，是进一步深入推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碎片化”协同；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8）11-0018-07
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是一个跨行政边界、关涉多主体、且时效滞后的复杂性过程与复杂性实践。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关涉的利益主体具有多层次、多类型特征，不同层次的不同行政主体（教育行政部门）、教育主体（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行业与企业、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复杂而多样，企业与用工单位、教育受益者、利益相关者相互混杂，融多种角色于一体；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一种特殊教育类型，其人才培养又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因此，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之复杂性与艰难性可想而知。
一、“多维度”与“多样态”：轰轰烈烈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实践
自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开始至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已日趋完善，特别是2014年8月国务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2月出台《“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标志性事件，昭示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已初步完成组织建设、顶层设计与规划等工作，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推向纵深发展阶段。在实践层面，京津冀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协同发展行动也紧锣密鼓地展开，目前已在交通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取得一定突破。
职业教育与地方的产业定位、产业发展、产业转移等密切相关，后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方职业教育的院校布局、专业布局及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层次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产业领域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产业领域的协同发展来看，早在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1]”为加强三地对产业统筹规划建设，京津冀三地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重点平台建设的意见》，从目前产业领域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来看，三地的产业对接、产业转移、与产业转型升级行动不断推向纵深，协同发展效应已初现。“据统计，2014 至 2016 年，北京市 1 341 家一般制造业企业关停退出。[2]”以京津两地的产业协同发展为例，京津两地合作建设的“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京津合作示范区”等一批合作载体已成形，“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自挂牌以来到2018年9月底，新增注冊企业770家，注册资本金96亿元，其中，2018年新增注册企业415家，注册资本金37.8亿元。[3]”而随着2018年10月《进一步加强京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18—2020年）》的签署，京津产业协同发展将进一步向深层次拓展。作为以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的职业教育，随着京津冀产业转移及产业结构与层次的调整，其必然要对产业领域的协同发展予以及时的回应。
那么，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实践情况如何？从整体上看，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实践可以用“轰轰烈烈”来形容。具体而言，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以多主体、多维度、多样态方式推进。
首先，三地联合或两地合作出台促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或相关计划及协议等，为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政策依据或发展框架。2016年2月印发的《“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作为国内第一个跨省市区域“十三五”规划，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框架与蓝图，作为对这一宏观发展规划的贯彻落实，《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十三五”专项工作计划》于2017年2月发布，其中，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项目、职业教育统筹协作平台建设项目等列为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重点项目[4]。为贯彻落实这一专项工作计划，2017年10月天津市教委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教育专项规划》，特别提出“优化职业教育资源结构”“加快跨省市职业教育集团发展”“开展技术技能人才联合培养”“共建职业教育实训基地”“促进三省市职业院校教师有序交叉流动”等具体的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任务，为天津市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进行了构画。除了上述专项规划之外，跨区域合作协议框架、地方性教育发展规划等，也为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如早在2015年5月，天津市教委与河北省教育厅共同签署《天津市河北省关于加强津冀两地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合作协议框架》，该协议框架对产教对接平台的搭建、跨区域合作办学、组建跨区域职教集团等具体合作内容和方式做了框架性协议[5]。再如，在地方性的教育发展规划（或职业教育发展规划）中，“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被作为单独内容加以强调，2018年4月，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等联合发布《北京市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该行动计划中关于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内容已经涉及到具体的跨区域人才培养、课程开发等微观领域，“服务首都职业人才需求，按照产业链与津冀职业教育开展跨区域人才培养、课程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实习实训基地共享、教学科研成果共享、技术技能大赛等交流合作。发挥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和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作用，重点建设若干京津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基地，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北京新机场、2022 年冬奥会等重大项目培养培训应用技术型人才。[6]”上述专项规划、计划或协议框架为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推进提供了制度性框架或依据，为顺利推进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其次，成立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组织或机构，并作为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推进的重要载体。一是成立“跨区域职教集团”，这也是从职业教育办学、人才培养等层面较深入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推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2017年5月“京津冀现代制造业职教集团”成立，该职教集团由京津冀三地教育委员会、全国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作为指导单位，以天津百利机电控股集团为依托，以京津冀知名大学、职业院校为支撑，以机关、企业、行业为平台，推进“政、行、企、校、研”五方携手，构建产业、行业、企业、职业、专业“五业联动”运行机制，探索制造业类“中高本硕博”双向贯通‘立交桥。[7]”此外，“京津冀模具现代职业教育集团”“京津冀养老与护理职教集团”等也纷纷成立。二是成立不同行业或领域的各种“联盟”，这些“联盟”中既有基于行业属性建立的不同行业性质的联盟，也有基于区域属性等建立的具有区位特点的联盟，这些多样态的联盟成为推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例如，2015年12月成立的“京津冀艺术职业教育联盟”、2016年10月成立的“职业教育教学协同发展联盟”、2017年5月成立的“京津冀眼视光专业职业教育联盟”及“京津冀文秘速录职业教育联盟”、2017年6月成立的“京保石邯职业教育联盟”、2018年4月成立的“京津冀信息安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联盟”等。三是成立“协同发展研究中心”等科研组织或机构，作为某种意义上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智库”，为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各方面支持。2016年2月，在天津市教委推动下，“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作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助推者，该中心通过办刊（简报）、撰写新闻稿件、课题项目研究、组织相关活动等方式，为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总之，上述或实体或虚拟的组织及机构的建立，为京津冀三地从行业人才培养、职业教育办学、职业教育教学、职业教育研究等不同层面推进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了载体和平台。
最后，开展形式多样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活动，切实推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自2014年以来，京津冀三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活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研讨会、京津冀职业院校师生对口交流合作活动、京津冀对口职教师资培训活动、京津冀产教对话活动、京津冀合作办学、京津冀职业技能大赛等，来自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社会组织的不同主体，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参与到这些协同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其中，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活动主要包括如下几种：一是举办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研讨会，这是一种最主要也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协同发展实践活动，“京津冀财经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研讨会”“京津冀现代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京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商会”等等，研讨会主题多样、名目繁多、参与者也来自不同领域。二是组织京津冀三地相互之间的师生交流活动，这种交流活动日渐频繁，例如，2017年9月，河北青龙职教中心近百名师生及家长参观北京市商业学校、北京外事学校与涞源职教中心互相考察活动、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师生赴河北唐县职教中心参加文艺演出、北京财贸职业学院赴阜平县职教中心调研等等。三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实践活动——合作办学，最近两年也在蓬勃发展。“设立或建立分校”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京津冀合作办学方式之一。2016年3月启动建设、并于2018年开始正式招生的“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承德分校”在合作辦学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8]，该校由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与承德技师学院共同建设，在津冀合作办学之路上迈出实质性一步；其它如2017年9月，天津第一商业学校与河北雄县职教中心签署协议，两校合作建立“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雄县分校”；2018年4月，天津市园林学校与雄安新区雄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合作办学，设立天津市园林学校雄安分校，等等。除了设立分校之外，有的京津冀合作办学主要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开展实质性工作。2017年4月，尚义职教中心与昌平职业学校签署合作办学框架性协议，并于9月份正式开启人才共同培养之旅。当然，还有一些合作办学通过挂牌、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等开展多方面的合作。例如，2017年9月，北京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石家庄分校正式挂牌，双方将在产教融合、专业共建、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2017年8月，天津职业大学与北京曹妃甸职教城投资有限公司、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签订校企、校际合作战略框架协议，等等。四是京津冀三地共同举办职业技能大赛和产教对话活动，成为促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一种颇具特色的活动。2017年7月，首届“通武廊”职业技能大赛在武清区举行，该届大赛由京津冀三地人力社保局联合组织，开启了以赛促协同发展之路；另外，产教对话活动也在持续推进，“2014—2016 年底，天津先后举办了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现代职业教育为主题的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养老服务业、健康服务业、新能源、石油化工、环保产业和交通行业等 12 场产教对接活动。[9]”
当然，需说明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战略自2014年提出至今，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的协同发展实践纷繁复杂，上述几个方面的概括和提炼难以完全呈现生动立体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实践样态，只是笔者基于某一立场的归类和概括。
二、现实反思：内生动力缺乏与“碎片化”协同问题日益凸显
客观地说，上述实践领域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给京津冀三地的职业教育发展带来很多惊喜，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效，特别是在京津两地帮扶、支持河北省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在推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实质性突破和进展。但审视轰轰烈烈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实践，仍有诸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一）内生动力缺失：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凸显某种程度的“被动性”
“动力”一词在英文中对应“dynamic”，基本涵义是指一种力量，尤其是指政治的、社会的或心理的力量[10]。汉语中“动力”一词也解释为“使机械做工的各种作用力，比喻推动工作、事业等前进和发展的力量。”内生动力缺失，意指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源自于教育系统内部的以及源自协同发展最基层单位——职业院校内部的“动力”存在不足或缺失，往往是由“外在”的力量在推动其协同发展的过程和活动。最主要的表现为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推进过程中，职业教育领域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常常是被动适应来自产业协同发展的挑战，或者说推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动力并不是源自教育系统内部，而主要是来自教育系统外部的政治因素及经济发展等推动力量；并且，作为协同发展最基层单位的职业院校，往往是在外部的教育行政力量的推动下进行协同发展，即政府主导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成为目前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主要样态，总体来看，源自于内的力量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
首先，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是来自教育系统外部的经济、政治、人口等诸多因素。推动我国南北区域平衡发展、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有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等，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11]”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尽管其与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密切相关，并且对区域内人力资源的供给数量、质量与人才结构层次有直接的影响，但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诸多影响因素中，源自教育系统内部自身的动力性因素仍不够突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其自身难以避免带有某种程度的“被动性”。
其次，政府主导下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仍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源自于系统内部的、参与主体的内生协同发展动力。“外界的行政命令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过多的干预，而系统演化的内部动力却始终没有形成，从根本上来讲，京津冀区域仍然是一个他组织，无论是空间布局、产业优化还是社会发展都是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推进的。[12]”尽管产业领域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也面临内生动力缺乏的问题，但与其相比，教育领域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缺乏现象恐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相对蓬勃生机发展的产业领域来说，教育组织更像是一个懒惰的巨人，其主动变革的意愿与能力更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导变革就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种样态，尽管如此，仍无法回避教育系统自身内生动力缺失的问题，也就是说，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下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尽管存在诸多优势，但无法回避的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基层单位，特别是中高职院校与职业培训机构内生动力缺乏的问题。因此，尽管在短期内政府主导的协同发展能激发职业院校积极参与到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来，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面临不可持续性发展或不作为等问题的发生。
（二）“繁华”背后的冷思考：“碎片化”协同现象凸显
如前文所述，轰轰烈烈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实践看上去非常繁华，但仔细审视却发现，“碎片化”协同现象日益凸显。“碎片化”原意指完整的东西破碎，代指一种分割、零散的状态，笔者借用“碎片化”一词来寓意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值得警醒的一种现象，即“协同”呈现零散化、无序化。具体而言，“碎片化”协同既表现为地域性的“碎片化”，又表现为协同内容的“碎片化”。首先，地域性的“碎片化”协同主要指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只局限于两两主体之间的协同，如京—津之间、津—冀之间抑或京—冀之间，尽管这种两两之间的协同发展是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和存在形式，但难以兼顾区域内所有主体（京津冀三省市）的协同，必然导致缺少整体观，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京—津之间、津—冀之间抑或京—冀之间组织了很多推进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實践活动，但许多实践活动存在主题和内容交叉、重复、甚至无序的问题，活动轰轰烈烈，但从实质层面更多表现为北京和天津作为职业教育发达地区对河北省的“帮扶”，而从整体京津冀三省统筹和规划、推进职业教育资源整合、调整职业教育学校和专业布局结构的实质性实践活动并不多见，也难以触及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最根本问题，对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目标的达成也是一种挑战。其次，与地域性的“碎片化”密切相关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还存在协同内容的“碎片化”问题，协同内容的“碎片化”意指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仅局限于个别层面、个别内容、个别主体之间的合作，甚至呈现一种无序状态。分析造成“碎片化”协同的原因，主要在于区域内职业教育各供给主体在利益偏好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即职业教育各供给主体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碎片化”协同并不完全是消极意义的，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即京津冀职业教育“碎片化”协同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出市场的力量，在京津冀这个大的市场区域内，恰恰是京津冀三地职业教育发展存在差异和竞争，才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市场中的个体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积极变革自身，并通过协同发展实现自身发展的质的飞跃，这种源于每一所中职学校、每一所高职院校自身的内在力量，恰恰是生命力的体现，因而“碎片化”协同有其必然性和可理解性；需要警醒的是，对在政府或教育行政力量主导下的“碎片化”协同应予以规避。
三、“公共价值”理念构建与协同治理：深入推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关键
尽管可以从多个维度探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激发问题，但是，针对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略带“被动性”这一特定情境，更需要从整体上建构一种共同的理念或观念，因为观念或理念是决定行动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构核心价值理念是实现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首要和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上，深入推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推进“协同治理”。
（一）重构核心理念：增进“公共价值”
公共价值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内涵具有多重性。关于何为“公共价值”，研究集大成者美国学者马克·H·摩尔（Mark H.Moore）的观点颇具有代表性：“公共部门管理的成功等同于创立并改造公共企业，从而有助于增加它们对公众的价值，包括近期价值和长远价值。……有时这意味着在履行既定职责过程中提高效率、效益和公正性；有时则意味着启动新项目，应对新的政治期望或满足任务环境中的新需求，确保现有能力的使用更高效，更体现出回应性；在其他一些场合，它可能意味着减少纳税者的税务负担，从政府机构夺回资源，用于其他公共或私人用途”[13]。显然，公共价值在某些情境下是指公共管理或服务对公众的效用及公正性，在另外一些情境下公共价值则是指公共管理或服务对公众需求的满足程度。在摩尔等人看来，公共部门管理的目的就是创造公共价值，公共价值关注公众偏好，是公民偏好的反映，但公共价值又不是公民偏好的简单相加，而是以公民偏好为导向、关注公共管理的社会效应、通过公共部门管理者与利益相关者协商的结果。
基于以上所述，笔者认为，明晰并构建区域内所有主体都认同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公共价值，并致力于倡导以增进公共价值为导向的核心理念，是解决当前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前提和基础。具体而言，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公共价值可以概括为“提供京津冀三地人民满意的、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公共产品或服务”，换句话说，通过京津冀三地的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不管是基于京津冀整体的职业院校布局结构调整、专业结构调整，还是基于各自省域范围内的职业教育改革与完善，都必须以增进职业教育公共价值为基点、为协同发展追求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供京津冀三地人民满意的、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公共产品或服务”应成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职业院校、行业和企业及社会组织等不同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的自觉、自主、自醒的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既需要在思想上破除“一亩三分地”的思想觀念和思维惯性，又需要在行动中切实处理好地域区际边界固化带来的可能性利益冲突。在构建以增进公共价值为核心理念的过程中，京津冀三地的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要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公众的诉求给予及时回应，这就要求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探寻、真实倾听并及时回应京津冀三地公众真实的职业教育期望和诉求，特别是对京津冀职业教育院校布局调整、专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真实诉求，这里所说的公众主要包括产业界、中高职院校、普通公众，所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设计及政策执行都要以“有利于京津冀三地公众公平、公正接受职业教育”为根本出发点。
（二）协同治理：深入推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走出“碎片化”协同的关键
深入推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走出“碎片化”协同的关键，是实现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治理。“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治理是指行政边界彼此相邻和功能部分重叠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等三个行政区，为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与配置这一公共问题，由京津冀三地的政府、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多元治理主体，在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定位、职业教育利益分配、职业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等涉及职业教育公共产品供给和服务方面，进行跨界的互动与合作，最终实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增进公共利益的过程及结果。[14]”
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厘清京津冀三地在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建构一种利益共享机制。首先，要厘清多元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第一，要厘清京、津、冀三个省市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北京市希望通过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实现“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目标，这其中就包括对北京市而言需求度不断降低的中等职业教育资源的疏解，通过中等职业学校外迁或联合办学等方式，向津冀疏解其中等职业教育资源，来进一步优化北京市职业教育的学校布局及专业布局，这一利益诉求可能是北京市在推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希望达成的结果。天津市作为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其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要以承接北京市疏解的非首都功能，包括上面提及的北京市疏解的部分中等职业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天津市可能还希望在协同过程中获得与高技术高技能相关的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当然，在此过程中，高效输出职业教育的“天津模式”可能也在其利益诉求之中。河北省作为与京津有着巨大发展差异的地区，其在职业教育协同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可能更多是希望获得来自京津两地的职业教育办学资源、人员、理念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以进一步提升其职业教育质量和发展内涵。第二，要厘清不同类型主体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利益诉求。政府、行业或企业、职业院校及社会组织，在参与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利益诉求也是多样的，诸如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可能更关注公众诉求，希望为京津冀地区提供让公众更为满意的公共职业教育，而行业或企业，显然，基于其组织性质来讲，可能更多关注行业人才需求满足程度及经济利益；职业院校的利益诉求可能较复杂，获得上级政府或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支持及财政投入、家长及学生的认同与选择、社会的声誉等可能都是职业院校的利益诉求；而社会组织可能更希望获得充足的经费支持、政府认同等，因此，明晰多元主体在参与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对于规避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或者对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进行适切调整，是实现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的关键。其次，要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从本质上来看，京津冀区域内职业教育各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是区域内各地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行业和企业、职业院校、社会组织等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集合，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反映出来，各主体之间的交互复杂利益关系构成区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也就是说，要实现京津冀区域系统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协同发展，必须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包括建立一种开放性、包容性、平等的协同发展文化与氛围，建立多元、开放式的利益沟通渠道，制定合理、适切的协同发展规范与制度等，这些都是当前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所亟需予以完善的。
除此之外，要突破当前存在的京津冀职业教育“碎片化”协同发展问题，还应在能够统整京津冀三地的权威型组织机构建立、京津冀三地职业教育资源整合、京津冀三地职业教育信息与服务沟通的平台建设等方面，切实做出实质性突破，才能进一步更深入地推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11]新华网.打破“一亩三分地” 习近平就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七点要求[EB/OL].[2018-03-02].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27/c_119538131.htm.
[2]北京晨报.北京三年来关停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1 341家[EB/OL].[1016-11-13].https：//news.china.com/domesticgd/10000159/20161113/23879025.html.
[3]天津日报.京津冀协同发展之路越行越宽[EB/OL].[2018-10-12].http：//www.tj.gov.cn/xw/ztzl/jjj/jjjxw/201810/t20181012_3632735.html.
[4]中国新闻网.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十三五”专项工作计划发布[EB/OL].[2017-02-17].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70217/1696616.shtml.
[5]张静怡.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中的天津实践[N].天津日报，2017-03-01.
[6]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等.北京职业教育改革發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EB/OL].[2018-06-09].http：//zfxxgk.beijing.gov.cn/110003/zyycrjy53/2018-05/08/content_52e04563996d4d09bd6ffe01fc40a59b.shtml.
[7]王音.京津冀现代制造业职教集团成立[N].天津日报，2017-05-10.
[8]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在承德设分校，明年秋季招生为京津冀培养高技能人才[EB/OL].[2017-02-24].http：//jingji.radiotj.com/system/2017/02/24/000571287.shtml.
[9]天津日报.“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引领职业教育协同创新[N].2017-05-04.
[10]孙翠香.“利益博弈”中的变革力量：学校变革动力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36-37.
[12]宋丽楠.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协同学的视角[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17（1）：102-107.
[13]（美）尤金·巴达赫.跨部门合作：管理“巧匠”的理论与实践[M].周志忍，张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7.
[14]孙翠香.协同治理：实现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战略选择[J].职业教育研究，2017（6）：1.
（责任编辑：张学英）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a complex process and complexity practice that crosses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involves multiple subjects， and lags behind time. Sinc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has become a major national strategy in February 2014， the practice of "multi-dimensional" and "diversifi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been vigorously launched in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 After examining the practic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endogenous dynamic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e key to further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to reconstruct the core concept of promoting "public value"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Key word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agmentation"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