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録
摘要:1860年代中期至1900年代末期的四十年,是天津近代职业教育的发轫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在于打破了传统封建教育一统天下的格局,完成了学校职业教育从无到有的划时代转变。同时,前人在兴办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所探索的教育理念,所建树的辉煌功业,都为当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珍贵启示。
关键词:天津;近代职业教育;发轫期;启示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8)11-0093-04
纵观天津职业教育历史,其近代部分似应界定为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较为适宜。而这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又可大致划分为发轫期和发展期两个阶段。
之所以提出上述初步判断,一是基于综合了众多学者对于天津近代职业教育发展史的研究成果,二是基于归纳了诸多史料对天津近代职业教育史实的考证结果。当然,也包括笔者对上述材料的认知、梳理和研判。如果能够从中管窥天津近代职业教育发轫期之一斑,并且发现对于当代职业教育发展有所裨益的启示,就合乎职教史料研究的初衷了。
一、天津近代职业教育发轫的历史渊源
职业教育早已有之。上古时期,人类在狩猎、捕鱼、采摘等生产活动中就已意识到,从事生产劳动必须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因而自然产生了代际之间的知识传承。这种传承,通常是经由家庭成员或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实现的。而正规的学校职业教育,则是数万年以后才出现的。
近代以前的天津职业教育尚未以独立的教育门类出现,而是蕴育于普通教育之中的。例如,建于1436年(明正统元年)的天津卫学,其教学科目分为礼、射、书、数四种,而“射科”则带有鲜明的职业教育特征。而此后设立于1529年(明嘉靖八年)的“长芦运学”,设于1612年(明万历四十年)的“武学”等,则分属商业、军事类职业教育范畴了。
据专家考证,天津近代职业教育的发轫期,似应界定为1860年代中期至1900年代末期。那么,为什么天津近代职业教育不迟不早恰在此时发端呢?其缘由主要有两个。
一是始于1857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大沽口,清廷畏战求和,遂与侵略者签下《天津条约》。该约规定:1.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2.除天津开放为商埠外,增开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为通商口岸;3.外国人可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4.外国商船、兵舰可自由进出长江各口岸;5.中国向英法两国各赔付白银400万两和200万两。《天津条约》及其之前的《南京条约》和其后的《北京条约》,使天津沦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同时也在客观上使天津成为抵御外侮、富国强兵的北方中心。
二是始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早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魏源等人在痛定思痛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奕诉又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的自强之策。其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把“自强运动”发展为“洋务运动”。洋务派仿照西方模式建设了一批军工企业,在客观上使近代中国的生产力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必然引发中国教育发生了由腐朽空疏的封建教育向经世致用的近代教育的变革,这也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轫提供了历史前提。
显然,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和文化渗透,是催生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外部因素,而中国近代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才是天津近代职业教育得以发端的内在动力,而且是根本性的动因。
说到天津近代职业教育的发轫,就不能绕开洋务运动这样一个话题。近代中国,就军事斗争而言,两次鸦片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就造成了一种认知——“落后就要挨打”。现在,当我们再次理性地梳理这段历史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年的惨败,其根本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落后,更在于腐败。是清政府的政治腐败,导致了抵御外辱、抗击侵略斗争屡战屡败、割地赔款的悲惨结局。
而洋务派的富国强兵之策,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但治标不治本。之所以说难能可贵,是因为在一定层面上触动了数千年以来封建文化的根基,特别是教育领域中的重文轻理、重学轻术、重知轻能的陈腐积习。之所以说治标不治本,是因为洋务运动说到底是封建统治阶层的一场自我救赎之举,其一系列改良之策都是以为封建制度延寿而制定的。
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低估洋务运动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这是因为:第一,这是数千年以来首次放眼向洋看世界之举(尽管是被迫的)。古老的“中央帝国”第一次看到同“蛮夷之邦”的差距,从而发愿奋起直追,这在某种意义上讲不啻为一种创举。第二,洋务运动中创办的近代产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近代中国的产业结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为近代职业教育的发轫与发展创设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第三,洋务运动中兴办的一系列近代职业教育院校,有效地支撑了近代产业的发展,其先进教育理念,不仅在当时成为指引职业教育迅猛发展的思想利器,而且为后来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启示和可供效仿的模本典范。
二、天津近代职业教育发轫的历史成就
毋庸置疑,始于1860年代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兴起于天津,这同“洋务运动”是以天津为中心发生并继而向全国辐射是密切相关的。这一时期,天津职业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择要而言,天津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轫期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富国强兵举措下的军事工程教育
這包括1880年(光绪六年)设立的北洋电报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1881年(光绪七年)设立的北洋医学堂;1882年(光绪八年)设立的水雷学堂;1883年(光绪九年)设立的管轮学堂;1885年(光绪十一年)设立的武备学堂等。
以北洋电报学堂为例。1880年9月,天津率先引进国外有线电报技术,架设一条由市区通往大沽、北塘炮台的电报线路,并同时成立天津电报局。一年后,又架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而且为培养当时急需的电报运营、管理人才,特别奏请清政府在天津设立北洋电报学堂。
作为天津电报局的附属职业学校,北洋电报学堂于1880年10月6日开学。学校聘请外籍教师传授电学、电磁学、电报技术,以及国际电报规约、电报线路测量、铁路电报设备等理论知识。专业教习(相当于现在的实习指导教师)则由两名丹麦人和一名中国籍教师担纲。教材采用丹麦籍教师璞尔生编写的《电报学》及其他本校编著的教科书。到1895年学校停办,共培养毕业生300余名。这些人才,为我国早期的军事通讯和民用通讯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近代工业兴起背景下的天津职业教育
始建于1866年(同治五年)的天津机器局,分设位于城东贾家沽的“东局”和位于城南海光寺的“西局”,分别以制造火药和枪炮为主,同时也生产小吨位汽船、挖泥船等。两局共有工人近3 000人,时称全国第二大兵工厂。1878年(光绪四年)开平矿务局成立。为向天津输送煤炭,修建了从矿山到丰润县的铁路,开挖了由丰润胥各庄到芦台和芦台到天津的两条运河。这一时期开办的民族工商业还有:中国轮船招商局天津分局(1873年)、贻来牟机器磨坊(1878年)、德泰机器厂(1884年)、天津自来火(火柴)公司(1886年)、北洋织绒厂(1897年)等。特别是1878年(光绪四年),总理衙门指示天津海关办理邮政,遂开通天津—北京、天津—牛庄、天津—烟台、天津—上海的邮路。是年7月,津海关发行以蟠龙为图案,印有“大清邮局”字样的邮票,即史上著名的大龙票。天津邮政总汇成立的3月23日,被定为中国近代邮政创办纪念日。
上述近代企事业的兴办,不仅确立了天津作为北方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而且促发了一批近代职业学校的落成。较有代表性的有:1896年严复创办的天津俄文馆、1897年盛杏孙创立的芦汉铁路学堂、1898年王文韶创设的天津育才馆等等。
(三)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北洋大学堂
北洋大学筹办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拟成《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筹办人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呈请北洋大臣王文韶将《章程》转奏清廷。经准,天津中西学堂(北洋大学之初名)于同年10月2日正式开学,盛宣怀兼任名誉校长,延聘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教务长)。
学堂初创时,分为头等学堂(本科)和二等学堂(预科)两级。此举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分级设学的开端。头等学堂设法律、矿冶、土木、机械四科;二等学堂设英文、数学、各国史鉴等科目。以笔者拙见,从该学堂所设专业和后来的历史延袭可见,其定位当属高等职业教育性质(其他农、工、商、医、军事、体育、艺术等类院校亦然)。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再次从天津登陆侵华,将中西学堂占为兵营,学校被迫停办。1902年,清政府将西沽武库拨作新校舍,1903年正式迁入,并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又更名为国立北洋大学。至1919年,设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建筑五系。新中国成立之后,于1952年同津沽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工学院及南开大学工科等院系合并组成天津大学。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纵观天津近代职业教育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段发轫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在近代职教领域中天津已位居全国前列,并且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代百年看天津”这个论断是客观和公正的。
三、天津近代职业教育发轫的历史启示
(一)职业教育与生产力是同步发展和变革的
从前述史实中,人们不难发现,正是近代天津生产力发生了近代化转型,才促使天津的教育事业从传统的封建型教育转化为近代化的新型教育。而近代职业教育的发端,就是这种变革的重要结果和标志。
任何教育都是伴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伴随生产力的变革而变革的。职业教育是同生产力的发展与变革之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门类。而另一方面,诚如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之先行者黄炎培先生所言:“职业教育之旨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这句话表明,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又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剖析职业教育与生产力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无疑揭示了二者之间相辅相成、荣损与共的关键所在。
当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正在从注重“高增速”向追求“高质量”转化。这种产业转型,就向职业教育提出了亟待从“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化的必然要求。同时,在国家提出“中国制造2025”规划以及作出“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大背景之下,天津职业教育能否继承和发扬历史辉煌,为国家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则是天津职业教育必须回答的历史问卷。
(二)职教门类必须与产业结构相适应
天津近代职业教育的发轫期,其专业门类呈军工类偏多、民生类偏少的态势。即便像北洋医学堂,在设立初始及其后数十年中,其办学宗旨都是为陆军和海军培养军事医务人员的。这看似不尽合理的教育结构,其实与天津地处京畿要冲以及近代以来几经户破堂危之变是分不开的。这种偏颇随着历史进入近代后期及步入现代社会才逐步有所改观。
职业教育有着极强的社会性属性。其社会性体现于何处呢?首先,体现于完全基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比如专业门类,就必须与当时、当地的产业结构现状及其拟定的发展目标相适应。其次,立足于学生的專业发展和全面发展。比如课程设置,既要保证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能力,又要兼顾学生将来继续深造和职业转换的需要。这应当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在历史发展的某一时期,囿于种种客观原因,可能会出现某种失衡,但迟早还要回归到正确的发展轨道上来。
教育门类和专业设置必须同一国、一地的产业结构相适应,这是职业教育历来遵循的办学宗旨,也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之一。如何全面落实国家对天津发展的定位,合理布设面向基础产业、先进制造业、高端产业的职教格局,仍然是天津职教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天津近代職业教育发轫期的办学主体
近代时期,在天津职业教育发轫期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大多具有官僚和乡绅身份。但他们都不是以个人名义办学,究其实都体现着国家意志和依靠国家财力(包括军费)的强力支撑,才得以有所建树。
举国家之力办学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能使教育真正体现国家意志。无论是教育体制、教育宗旨,还是教育门类、专业结构,都能全面得以彰显。其次,有利于国家对教育事业的调控和督导,从而保证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全面落实。再次,能使教育经费得到保障。国家按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定比例划拨充足教育经费,是教育事业得以正常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近年来,一些地方采取多项措施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机构,或引进民间资本投资教育,这些都对办学主体多元化和多方增加教育投入有所助益。然而,此举还须谨慎而为。一是要把握好度。要形成国办教育为主体,民办教育为补充的良好格局,以保障国家意志全面准确地贯彻于教育之中。二是要加强事前审批和事后监管。因为教育毕竟是事关国计民生和长治久安的特殊事业,来不得半点疏忽。特别要注意规避诸如教育产业化之类的倾向,使教育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
纵观天津近代职业教育近40年的发轫期,其重大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学校职业教育从无到有的划时代转变。至于其中的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多是囿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而当代职教人要做的,应当是充分借鉴前辈的宝贵经验,续写天津职业教育发展的华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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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维佳)
Abstract: The four decades from the mid-1860s to the late 1900s had bee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ianjin.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is period lies in its breaking the dom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eudal education and completing the epoch-making transformation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schools from scratch.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provides valuable inspiration for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its exploration into concepts of education and brilliant achievements.
Key words: Tianjin;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itial stage; enlighte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