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
摘要：清末，朝廷颁行“新政”，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直隶北洋女师学堂开风气之先，以“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著称，而其沿革经历了女子公学、高等女学堂、北洋女师等三个不同阶段，最后整合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民国创建及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更名、调整，今为河北师范大学。
关键词：公立女学堂；高等女学堂；北洋女师学堂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1-0089-04
师范教育在职业教育系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一席。以图册形式出版的《近代中国看天津——百项中国第一》一书中，将“北洋女师学堂”列为“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这表明“北洋女师”在师范职业教育中有着特殊的开创意义。书中介绍该学堂为1906年6月13日由傅增湘创办，首任校长吕碧城（按：应为总教习。即教务长，校长为学堂监督傅增湘）。辛亥革命后扩大规模。多次更名，自1906年至1928年，培养出698位本科毕业生。校址位于河北区天纬路。由此可以得知。“北洋女师”创立于清末兴办新式学堂的高潮时段。也正是袁世凯主政直隶之时。
背负“窃国大盗”恶名的袁世凯，于清末朝廷颁行“新政”之际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内力推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他认为“振兴学校，首重师资”，“师资既富，学自易兴，此为办学入手第一要义”，故“师范宜速造就”。津门诸教育家如严修、卢木斋、傅增湘等热心教育人士为之襄助，并动员民间力量，共同发展近代教育。此时，作为一省之长的袁世凯，还是颇有一番作为的，直隶新式学堂的建设居全国各省前列。
据1906年6月统计，仅在普通教育方面，已有中学堂27所、高等小学堂182所、初等小学堂4 162所。这一组数字凸现的是一个不成比例的“金字塔”型。底座（初小）相当大，往上逐级缩小，初小、高小就相差20多倍，难以衔接。之所以如此，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師资不足。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悠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影响十分深远，致使女子教育尤为落后。更为艰难的是新式学堂初创，“前无所因，愿力虽宏，措施匪易，教授无方，错谬杂揉”：且部分官绅对此“敷衍苟且”，社会上“甚者造作谣言，横生阻力”，当年有此成绩。已属不易。有鉴于此，兴办师范教育培养师资，尤其是女子师范教育，就成为当务之急，这也是“北洋女师”创立的重要缘由，而其成立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一、女子公学时期
天津由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是1903年教育家严修创办的“严氏女学”，专收亲友女童。尔后，有了女子中、小学堂。至于高层次的女子师范教育，首推1904年成立的“女子公学”，只是未冠以“师范”称谓。其首任总教习吕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人，生于官宦之家，称得上是一位传奇女子。其父吕凤岐曾任山西学政，1895年病故。1903年，年仅21岁的吕碧城只身来到天津，因偶然投稿创刊不久的《大公报》，以其文采博得主笔英敛之的赏识，遂留作编辑。后又为袁世凯聘为“北洋女子公学”的总教习。“女子公学”又名“公立女学堂”，系由英敛之等人创办。1904年10月3日《大公报》载有其《创办简章》，共列二十六条，称学堂“系合官绅捐款而成，故为官绅合办”。以“开导女子普通知识，培植后来师范，溥（普）及教育为宗旨”，这里有了“师范”的明确标识。《简章》署“吕碧城倡办”，“创始经理人日日新闻社方药初、大公报馆英敛之”。
学堂以天津府名义呈报《公立女学堂开办章程》，文中写道：“国家之强弱视夫人才，人才盛衰。教育善否。有以判之也。教育者诚立国之本，固无分于男女，而女子一端尤为家庭教育之根源，培植人才之基础。因孩提之童，日依母侧，熏陶渐染，习惯自然。古今圣贤豪杰建大功立大业者，往往承幼时之母教，定一生之志趣，其关系为何如耶。今者朝廷锐意维新，知本原之所在，兴学为先……天津学堂林立，独是女子一端尚未发达……（故）创设公立女学堂”。这一节论述“宗旨”的文字，特别强调了女性受教育的重要，十分生动、明了。学生资格定为“凡系家身清白，有志向学者，不分畛域，俱可收录”。经费首获海关道拨助开办费一千元，又得厘捐局、银元局每月各拨银一百两作为常年经费。收录学生30名，学生月缴学费2元。学堂聘英文女教习和日本女教习兼授算学、图画、手工、体操。又称学堂“拟增建斋舍”，再拟增学费1元。等等。直督袁世凯批示：“准销所拟，章程亦甚妥协，应随时增拓。以臻完备”。不久，天津府又呈文请拨经费，称该学堂系“官绅捐款而成”，“亏损甚巨”，“每月不敷二百五十两”，“女学堂责任尤重，若无人主持，势将中止，未免可惜”。遂推荐翰林院编修傅增湘，称该员“品行端方，学问优裕，且倡办时亦颇赞成其事，请其充当监督，实堪胜任”。袁督批准前已呈报拨付开办费一千元，厘捐、银元两局每月各拨银一百两。待傅增湘“总理天津女学事务”后，认为该学堂开办以来，“成效昭著”，“惟来学者日益增多，校舍逼狭，多不合用”，再请拨款。并拟请更名为“北洋女子公学”。由于此时官府已为各女学堂统拨银四万两，袁世凯批示：所请拨款于该四万两内“拨给”，更名之事决定“改为天津女子公学”。可以说。“女子公学”是北洋女子师范教育的最初奠基者。
二、高等女学堂时期
1905年11月，天津成立“高等女学堂”，内设有师范科。其《拟呈试办章程》列有十条，其一“宗旨”称：“本堂以开通智识。培养德性，为家庭教育之根基”。其二“学科”设：修身、家政、国文、历史、地理、算学、理科、图画、洋文为必修。但不必同时全教，可按年增减，另有课表。缝纫（手工）、音乐、体操为随意科，即选修课。其三“入学资格”规定：（一）“身体健全。身家清白，开明三代履历，取具妥保，方准入堂”。（二）“年龄”“师范科以二十岁上下为合格。已否出阁不拘”，“预备科本科生以十二岁至二十岁，须未出阁者，其天足与否不拘”。（三）“学生在堂内禁用脂粉，衣履须求朴素，年长者著黑色裙，年幼者著青莲色散腿裤，一律著平底鞋，大衣长以过膝为度，夏用月白色布，冬用深蓝色布，右衿上钉徽章，用黄色绫地繍黑色北洋高等女学堂”。其四“编制”，规定分设“预备班”、“高等班”，均暂以三十名为限：“师范班”定为二十名，并说明“本班学生程度如不及格，可先归入预备班，俟一年后再选升本班。至预备班、师范班亦应慎选，如不能满额，任缺勿滥”。其五“毕业年限”，高等、师范二班均为三年，预备班为一年。其六“教员、管理员”：（一）女监学一人，管理全堂“内事”，“薪膳数”待袁督定。（二）女司事二人，帮同监学照管学生起居、伙食一切杂事。月薪十二两，另伙食四两。（三）女教员，约须四人，以全用中国人为善；倘用洋人。择能通华语者，可免添翻译。每月薪水二十至四十两，“视功课难易酌定”。伙食同为四两。（四）男监督一人，总理全堂事务。薪膳亦待袁督核定。（五）男司事三人，分司庶务、会计、抄写。月薪十二至十六两，伙食亦为四两。（六）其余男、女仆，门丁，厨夫由监督、监学酌定。宜少用，择老成朴实者为妥。其七“学费”，学堂只备午膳，不寄宿，每月学膳费四元，不用午膳为二元。寄宿另加早茶、晚餐并灯油、炉炭费四元。其中师范生应否免费，待批。至于书、笔、纸、墨“一概自备”。凡学生入堂，应先交学费半年，之后俟届满之前一月再预交。对于“中途告退”，概不退回。如遇欠费，由“保人认交”。其八“学期、假期”，按“奏定章程”办理。其九“条规”，待开学后“察度情形，逐事拟定揭示”，“要以内外整肃，力戒浮嚣为主”。最后“经费”，将另列表呈报。
对此呈文，直督袁世凯批：“其中当酌改者有数事”。计有八项：（一）“体操为体育之要，尤足药（医）女子荏弱之习，原拟随意科应改为必修科”。（二）“洋文尚非女子必要之学，可改为随意科”。（三）“师范科应限二十岁以下，预备科、本科应限十六岁以下，年齿过大，与业已出嫁者究不相宜”。（四）“原拟天足与否不拘，句下应添总以逐渐解放为宗旨”。（五）“学堂衣服宜归画一，未可因长幼而殊，应酌改一律长衣过膝为度”。（六）“男司事應减去一人”，二女司事“当以一人监起居，一人管杂务”。（七）学膳费“未可再减，但如有文字出众，而家道清贫者，由监学察考可酌减”。师范生同等对待。（八）经费及监学、监督薪水“候批”。批语极尽详细。殊为少见。
三、北洋女师学堂时期
1906年，北洋女师学堂成立，制定了更为规范的《章程》，共计八章，文字较多，兹择要录后：
第一章“总则”。计三条：（一）“本学堂以养成高等小学、初等小学女教员，期于女学普及为宗旨”。（二）“本学堂为速造师范起见，先设简易科、选科，兼设小学。以资练习。俟本期女生毕业后，再设完全科，以蕲深造。”（三）“本学堂为造就师资，尤重妇德，一切管束教授。务在陶冶其行为心性，使可为后生仪范，一切急进过新之学说、时论，概戒弗谭”。
第二章“学科、修业年限”。因与第四章“学科程度”内容相关，一并介绍。（一）“简易科”，分为第一、第二两部，每部各有必修、随意科目。“选科”（“选科”涵义第五章有说明）除限定某科为必修科目外，余听本生选择。（二）第一部科目。修身：人伦道德要旨。教育：教育史、应用心理学、伦理学大意、教育原理、管理法、实地练习、保育法。国文：讲读文法、作文。历史：东洋历史、西洋历史。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地文。家政：家事、卫生、衣食住、育儿、家计、簿记。体操：普通游戏。以上均为“必修”课。以下则为“随意科目”即选修课。习字：楷书、行书。图画：自在用器。手工：裁缝、编织、刺绣。歌乐：单音、复音唱歌。第二部科目大部与第一部相同，但增加算学：含四则、诸等分数、小数、比例百分、杂题、开方。理科：植物、动物、矿物、地质、化学、物理、地文、生理。另家政科目中的“家计”改为“看护”。“习字”科目增加“教授法”。“歌乐”科目增加“乐器用法教授法”。由于是师范教育，不仅是传授各种知识，而是要学生作为“二传手”。毕业后以教师身份再向其学生传授，因此。上述各门课程均有“传授法”一说。初时只设“简易科”、“选科”，其修业年限均为一年六个月。
第三章“学期、休业日”，从略。
第五章“学额、入学、试业（读）、退学”。凡五条：（一）“简易科”每部每班四十人，选科二十人。（二）每年正月、七月为人学期。人学资格：简易科“以品行端谨，身体健全，文理通顺”，年龄在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选科”具有入简易科资格，因自己志愿不欲兼修各科者，惟修身为必修，其余任凭自选某科，按时入班听讲。（三）凡文理不通，身家不清，及性质不纯，曾经它学堂斥退者，概不收录。（四）入学试业（读）两月为期，如考验德行学业均能合格者，应签名立保证书，为留学（堂）之证。未能合格者，即行辞退。愿于是时告退者亦听（便）。除此，概不得无故退学。（五）资性过钝，罹染重病，或不守教（校）规者，得随时令其退学。
第六章“考试、卒业、服务”，从略。
第七章“职员分掌事务章程”，从略。
第八章“寄宿舍规则”，分列条款达二十一条，且有的条下又详细规定五项、八项。这里择要分类予以介绍：首先，是有助于培养道德修养、集体观念的，如“以德育为重，同学共处当互为辑睦，以礼仪节操相勉：凡涉旧日有失忠厚之言语行为，均宜严避”。“（学）堂内以肃静为主，除游戏场外，不得唱歌喧笑及有一切违碍举动”。其次，是培养良好习惯，倡导朴素生活的。如“饮馔、起眠、自习休息、休课放假、沐浴、梳栉等事均有一定时刻”，“不得携带珍贵物品，华丽衣服……与有妨道德、卫生之书籍、食品物件”，“衣服被褥稍涉油旧，即须拆洗。以洁净整理为度”。再次，是强调纪律，约束不当行为的，如课间“不得入寝室偃卧”，“课毕（由班长）率同班生同行”，“每夕限定两小时在讲堂自习”，结束后“由舍监点名一次，即各归寝室”，舍监指定“寝室榻位，不得私相调换”。其他如患有疾病的处置等等亦有详尽规定。但《规则》有的规定过细，如“住堂携带装具……限定数：衣箱一支或软包一个，中号皮包或小衣包、小皮匣一个，共占面积不过六方尺”，等等。《规则》中还对班长、值日生、（宿舍）室长的职责做了详细规定。
北洋女师1906年成立，最初只设“简易科”。1908年始设四年制的“完全科”。
四、傅增湘统筹整顿时期
天津的“女学事务”经过“整合”，统归翰林傅增湘总理。傅受袁世凯任命出任直隶提学使（民国后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史料中有《总理天津女学事务傅增湘禀办女学情形暨条陈整顿事宜文并批》。分别呈述了三校情况：“北洋女师”1906年开学，“投考虽多，合格较少，只取录四十余名”。暑假后傅氏“亲往上海招考，各处闻风争至，陆续收录五十余名，始足定额”。但“学生程度不齐，课程高低碍难两就。十月严加甄别一次。剔除程度太低之学生九名，功课重加更定，较为整饬：又兼添请国文教员，注重文字，各学生均称受益……（年考）列最优等者两部共有十六名之多，足见诸生勤奋向学，进步可观”。迁新校址后“一切仍行计议改良。以期徐图完备”。
关于“高等女学堂”，傅增湘接办时学生仅十余名。开学后增至七十余名。“惟年龄不齐。程度不一，屡将功课、班次更变，减少洋文，注重国文，近甫稍稍就绪”。聘吕眉生（吕碧城之姐）授汉文课，理化、算学、体操等科均聘有专员。计划转年再招新班四十名，为此要求五处官立女子小学，“选送合格女生保送来堂肄业”，届时再议如何“分班、插班”。
关于“公立女学堂”，文称“开办最早，成效较著，去年学生仅四十余名本年添招丙班增至六十余名，明年仍拟招数十名，酌量插班”。“惟校舍逼仄，拟将临近房宅并租。以为推广地步……”。此时统计，“北洋女师”女生九十五名，“高等女学堂”女生七十二名，“公立女学堂”女生六十三名，总计二百三十名。
综合上述各女学堂兴办情况的考察，除了有着促进妇女解放的意义外，仅从教育角度看，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一是在清末风气初开的状况下，女子师范教育的兴办，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创举，尤其是有利于“家庭教育”的立意。更具现实价值。二是在教学安排方面。突出了德育为先的素质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体现了师范教育的特色，尤其是各科多以“传授法”授课。三是注重女性特点，设置了诸多有实用价值的家政类课程，如今几乎均已“流失”，似有取其精华予以恢复的必要。四是管理严格，看似繁琐。却有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但惧怕新思潮的传播，是不可取的。
时光流逝。世事变迁，最先成立的公立女学堂于1911年停办。北洋女师学堂于民国后改称北洋女子师范学校，1913年再更名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高等女学堂则于1913年并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至此，近代中国始于1904年为“培植后来师范”的天津三所女学堂，经历两个朝代的社会大变革，最终成为河北省的一所女子师范学校。“五四”爱国运动期间，邓颖超、刘清扬等都曾就读于此，并成为进步学生的领袖人物。解放后，学校又经多次变动调整，自1962年统归河北师范大学至今。
（责任编辑：王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