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録
摘要：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中国上海成立。值此立社100年之际，回顾职教先贤的奋斗历程，具有重要意义。中华职教社的事业百年不衰，在于始终引领职业教育思想之先机。因此，再度深入研究中华职业教育社立社过程，对于推进当代职业教育改革，具有重大启迪作用。
关键词：中国：职业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1-0093-04
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宣告成立。值此立社100年之际，回顾中华职教社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历程。缅怀为近现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轫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教育家和仁人先贤，对于将他们的未竟事业发扬光大，推进中国职业教育取得更大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发轫于民族危亡之际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华文明古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曾经的“天朝之国”陷入内外交困境地，国运日渐式微。
1840年至1842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战端始于广州，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主战力量奋起反击。并取得了初战胜利。不甘失败的英军舰队转而北犯，相继攻打厦门、宁波、上海、南京等地。本来就畏敌如虎。并无抵抗决心的道光皇帝惊惶失措。竞屈从于英国侵略者，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派耆英、伊里布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又相继签下了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
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侵华，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当年8月，英法联军在天津北塘登陆，随即天津陷落。9月向北京进犯，清军虽奋力抵抗，但终因无险可守和火力相差悬殊，遂节节败退。见此情景，咸丰皇帝竟仓惶逃亡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遂使英法军队攻入北京，大肆烧杀抢掠，10月闯入圆明园疯狂抢劫后，将这座历史名园付之一炬。10月25日，清政府同英法两国分别签定《北京条约》，使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愈发加深。
1900年7月，英、法、美、日、俄、德、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再次侵华。8月，侵略者攻占北京，紫禁城、颐和园惨遭洗劫。此前已逃向西安的慈禧太后，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谈判，并于1901年9月7日与上述八国签下《辛丑条约》。至此，中国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上述惨败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的政治腐败。但统治者及上层官僚并不愿承认这一点。于是提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发起了旷日持久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确实取得了一定成就。比如，建立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南京金陵制造局等一批軍工企业：建设了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天津电报总局、湖北织布局、津榆铁路（天津至山海关）、津浦铁路（天津至浦口）等基础工业、交通设施。这些举措都对推动经济发展，建设近代工业有所助益。
但是。办洋务毕竟不能救中国。这一点，从大清北洋舰队的覆灭就可以得到证实。北洋舰队筹建于1861年，时年斥资160万两白银向英国购买兵舰8艘（后因故未成，暂且不表），到1884年，拥有战舰14艘；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时，已拥有军舰25艘，官兵四千余人，成为雄视亚洲的头号舰队。
然而，北洋舰队却在1894年9月的中日黄海海战中完败于总吨位和总兵力都不及中国的日本舰队之手。中日甲午战争战端一开，李鸿章就采取消极避战对策。黄海一战尽管水师官兵英勇迎敌。重创倭舰，但最终却有心杀敌无力回天。黄海战后，视北洋舰队为个人私产的李鸿章。严令北洋舰队躲避于威海卫港内“避敌保船”。最后酿成1895年1月日本军队海陆夹击威海卫。北洋舰队尚存的11艘军舰要么悲壮自沉，要么被日军尽数掠走，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千古悲剧。
北洋水师的命运证明：一是作为改良举措的洋务运动并非治本之策：二是买来的“现代化”是靠不住的；三是腐败就要挨打。中国向何处去？一时成为令许多仁人志士思考求解的问题。
二、诞生于艰难求索之中
值此民族危亡之际，知识界、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亦步入救国图存的思考之中。一场以教育救国为目标的艰难探索就此开启。
1912年，蔡元培率先提出“实利主义教育”的理念。他说：“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于普通教育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他呼吁道：“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教育固以当务之急者也。”
1913年，黄炎培提出“实用主义教育”的主张。他说：“欲求学校教育之见功，教育必重实用而后可。”而教育的目标在于“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事不可少之件而已”。针对当时的教育与社会、民生相脱节的通病，他提出“沟通教育与职业”的理念，即“用教育的方法来达职业的目的”。
生年晚于前述两位的陶行知，同样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形成了“生活教育”的教育思想。他后来总结道：“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是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进而，他又提出“教学做合一”的主张：“教学做合一是以生活为中心——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
无论是实利教育，还是实用教育和生活教育，尽管提出的角度略有不同，但其思想实质却是一样的。这些在今天看似平常的教育思想，在当时不仅对空疏腐朽的教育现象作出了鞭辟入里的批判，而且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建立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市华龙路江苏省教育会（现雁荡路80号上海职业教育社社址）举行成立大会（见图1），宣告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
职教社的发起人主要有：时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时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的张骞，著名学者、前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家、前清学部侍郎严修（范孙），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上海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寿春（伯苓），北京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学者、教育家蒋梦麟等48人。在当时，可以说是汇聚了全中国教育界、文化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成为全国性的以倡导、研究、推广职业教育，改革旧式教育为旗帜的第一个教育团体。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章程共十八条四十二款（含条中未设款者），分别就立社宗旨、工作目标、事业种类、入社资格、社员类别、赞助办法、社员大会、办事机构、干部任用、分社设置和章程修改等事宜作出了具体规定。此后，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章程虽有多次修改，但基本宗旨未变。大会还通过了社的徽章（见图2）。其外侧圆形代表大脑，内侧图形意指双手。涵义是“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此徽章一直沿用至今。
三、宣言于民生困顿之时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之后。即于1917年10月发布了《宣言书》。
宣言书在痛陈因为“教育之不切实用”而造成的“学生之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者比比”。以及“所学之无以为用”和“所用非其所学”的弊端之后指出：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求根本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吾中国现实之教育，决无能解决生计问题之希望：吾中国现时之教育，不惟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且将重予关于解决生计问题之莫大障碍。
基于此，宣言书认为“方今受教育者不能获职业，其害绝非他方面贻之，而实现时教育有以自取之也。”
宣言书又从科技进步角度将中国与发达国家作了比较，痛指“人绝尘而奔，我蛇形而伏”。而究其原因。则在于我国“无新学识以应用于实际，无新人才以从事于改良。教育不与职业沟通。何怪百业之不进步！由是吾侪深知确信而复敢断言日：吾国百业之不进步。亦现实教育有以致之也”。
有鉴于此，宣言书提出三项解决之策：“月推广职业教育；月改良职业教育；月改良普通教育，为适于职业之准备”。推广和改良职业教育自不待言，因为这本来就是中华职教社的本职所在。而提出改良普通教育，并明确指出让普通教育“适于职业之准备”。这不仅在当时已属振聋发聩之声，而且对于当今的普通教育改革。亦属未竟之功。
宣言书在翔实列举全国普通学校与职业学校数量失衡，且中学毕业生有能力升学者“不及十分之一”。高等小学毕业生有能力升学者“不及二十分之一”的现状后，发问：“为学生升学地之中学，高等小学若是其多。为学生谋生地之实业学校若是其少，供求不相劑若此，职业教育之推广，其可缓耶？”
为了解决上述矛盾，能不能大批开办职业学校，或者将一部分普通学校改办成职业学校呢？囿于财政、师资、设施的限制，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为此宣言书提出了两点对策：“一方推广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一方于高等小学、中学分设职业科”。应当说，后一点在宣言书发布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都做了许多有益尝试，而当今却鲜有成就。个中原因，尚待教育界同仁探究。
宣言书还对当时职业教育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破解之策。一是“拘统系而忽供求”，即不顾当地产业结构及其对人才的具体需求，盲目追求学校种类和专业科系的完备齐全。二是“重理论而轻实习”，即偏重理论教学，而内容又与实际相脱节，另一方面却严重忽视实习教学。三是重知识而轻能力，在此理念下培养的学生，往往“贫于能力而富于欲望”，“若任重则有所不胜，位卑又有所不屑”。
就此，宣言书提出的应对上述弊病的措施是：
（1）注重调查。“某地之社会，所需者何业？必一一加以调查，然后立一校……而所养人才，自无见弃之患”。
（2）实习是重。宣言明确提出：“实习非所注重，则能力无自养成”。
（3）强能为本。不仅职业教育，而且普通教育概莫能外。因此，改良职业教育必同时改良普通教育。
《宣言书》问世后，中华职教社在不同历史时期数次发布宣言。例如，发布于1931年2月的宣言书就重申了“各地设立职业学校。必须教育与职业两方极端联络”；“职业学校自营工农商业机关”；“凡学生，先令实习若干时期，然后授课”，“使学生一面修学，一面实地习其所学，迨学年修了。尤须责令实际服务半年或一年，取得管理者证明，然后正式给予毕业文凭”；工商企业应“举办补习教育，增进职工服务知能，即以立发展改良实业之根本”：在“有成绩之职业学校，附设职业师范科”：“各级教育，应于训练上一律励行劳动化，俾青年心理上确立尊重职业之基础，且使获得较正确之人生观”等十四项主张。
1934年3月发布的宣言书则再次全面阐述了职业教育的定义和宗旨。宣言指出：“职业教育之定义，是为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而职业教育的宗旨在于：“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成立于100年前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之所以长盛不衰，根本原因在于其教育思想能够引领各个不同时期的教育风气之先。回顾中华职教社立社之前、之初的奋斗历程，有助于理解老一辈职教先贤是如何在民族危亡之际担当起救亡图强重任的，是如何在艰难困苦之中求索振兴中国教育发展之路的。而这种求索，最终凝结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职业教育思想。
中华职业教育社所提出的职业教育思想，以及在其《宣言书》中所规划、此后又得到长期践行的教育改革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对于当代职业教育改革仍然具有非凡的启迪和借鉴价值。继承和弘扬这份珍贵遗产，并使之永葆活力，在推动当今职业教育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当代职业教育工作者应当肩负的职责。
（责任编辑：王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