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録
摘要：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中国上海成立。值此立社100年之际，回顾职教先贤的奋斗历程，具有重要意义。重温中华职教社在建构和传布中国式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旷世功勋，体查其核心意涵，对当代办什么样的教育，如何办教育，无疑会产生重大的啟迪和引领作用。
关键词：中国式；职业教育；思想体系；建构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3-0092-05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又一重大历史贡献是探寻并建立了中国式职业教育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体系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广泛吸纳了我国传统教育思想和国外教育理念的精华，并用以指导职业教育实践；又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不断升华，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
一、 建立中国式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基本历程
构建中国式职业教育思想体系大体经历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大职业教育思想三个发展阶段。
（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近代以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下半叶。但是，真正使之成为一种成系统的教育思想，则应归功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先贤们。作为一种构想，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萌生于1902年。1914年2月到1917年4月，黄炎培携友人对国内外教育状况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其足迹遍及华东、华中、华北各地及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考察归来，他在《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①一文中，就中外教育的差异进行了这样的对比：彼之教育大都取自然，而吾取强制；彼之教育大都取个别，而吾取划一；彼之教育最重改造，而吾惟重模仿；彼之教育最重公众，而吾惟重一己。
透过上述表象，黄炎培敏锐地察觉到事物的本质所在——“欲求学校教育之见功，教育主义必重实用而后可”。他指出：“举凡教授、管理、训练、养护诸方面，一以实用主义之精神贯之，庶可以挽回今日教育之颓风”；“考察学校之标准，务须以实用为的，而优劣以是定焉”。更加可贵的是，他倡导实用主义教育并非仅限于理论研究，而是身体力行，付诸实践。1914年，由杨宝恒、黄炎培编著的《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②出版。该书共15章，5.6万余字，全面阐述了实用主义教育的思想内涵、教学方法和设施建设，为包括小学在内的各种学校推行实用主义教育提供了可操作性极强的运行规范。
（二）职业教育思想
如果说产生于1917年之前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尚偏于倡导知识的实用性的话，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时即高张起职业教育思想的旗帜。黄炎培指出“盖职业教育犹是实用教育也”，“所说职业教育，就是用教育的方法，来达职业的目的”。这无疑是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再次发展。
据黄炎培先生在《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一年》③中的记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在中国教育界广为人知并在较大范围内推行，始于1912年。1913年，正在致力于推广实用主义教育的黄炎培先生写出《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④一文，提出了“对农工商教育应尽先筹设甲种学校”和着力兴办“女子职业教育”的主张。1917年，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立社前夕，黄炎培在《教育杂志》第九卷第一号上发表了《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⑤，对如何实施职业教育作了系统阐述：第一，须确立职业教育之制度，而学制之确立“必一以吾国历史与现状为根据而研究之”。第二，须审择职业之种类与其性质。其中论及三种对策：①学校。“使学校与社会沟通，乃可望教育与职业接近”。②学生。须力戒“志大言大，不屑事家生产”，仅以“一纸文凭为荣”，“受职业教育，所以谋立身之稳，以为服务社会，戮立国家进步者也”。③职业界。欲破除“求事者纷纷，合格者绝少”之困局，“此责不惟教育界负之，当与职业界共负之耳”。显然，职业教育思想至此已然发端，其后则渐入佳境。
（三）大职业教育思想
职业教育思想提出十年之际，尽管职教社同仁付出了极大努力，职业教育也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仍感“可是我们的希望，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这是什么缘故呢？1926年，黄炎培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⑥一文中深刻揭示了其症结所在：一是“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就是说，发展职业教育必须与各级各类教育同步，在改良职业教育的同时，必须同时改良普通教育。二是“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亦即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实习乃至学生出路都需要实业界的帮助支持，办职业学校，必须同实业界紧密结合。三是“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社会是一个整体，“别部分没有办好，这部分很难办的”。教育发展受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亦可促进社会发展。
怎样才好呢？黄炎培指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内部工作的努力不用说了，对外还须有最高的热诚，参与一切；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这样职业方针称他什么呢？大胆地称他‘大职业教育主义”。
至此，中国式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初步架构已经形成。
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到职业教育思想，再到大职业教育思想，是一个既一脉相承、又不断丰富与完善的过程。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中华职教社前辈栉风沐雨，奔走呼号，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为建构中国式职业教育思想体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 中国式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意涵
通览中华职教社关于建构中国式职业教育思想的理论探索和教育实践，其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意涵至少包括如下几项。
（一）大教育架构下的职业教育
大教育架构包括许多教育门类。在此，仅以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异同加以剖析。
1.教育宗旨的异同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共同宗旨都是根据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有目的地对受教育者施以影响，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才。在此前提下，职业教育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教育宗旨——“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⑦。这就是黄炎培先生在1917年为中国职业教育所拟定的三项宗旨。
2.教育功能的异同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都致力于教育的社会发展功能、人的发展功能、文化发展功能和科技发展功能。但在实际执行中，普通教育往往偏于教育的选择功能，即通过不断地选拔和淘汰，对人才进行分层和分类，极易造成教育不公。而职业教育却注重人的发展功能，即通过职业教育和职业指导，使不同禀赋、各具优长的学生都能寻得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谋得适合自己的社会职业。
3.教育原则的异同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都强调以人为本位和以国家及地方为本位。但在执行中，普通教育极易偏于以知识为本位，而职业教育则偏于以能力为本位。但总体而言，无论当年作为一种新兴的、不断遭人诟病的教育学科，还是现今已经独立存在并自成体系的教育门类，职业教育的独有优势都是明显的。因此，中华职教社当年提出的，在改良职业教育的同时改良普通教育的主张至今仍有价值。
显然，集各类教育之合力，培育不同类型的有用之才，是中国式大教育应当追求的根本目标。
（二）大职业体系下的职业教育
自人类职业分工肇始，教育因职业而生成，又因职业而发展，因此教育必须与职业相沟通。
1.“凡是教育，都含有养成职业的性质”
早在1913年，黄炎培先生就提出“以实业为教育中心”的理念。此后，又指出：“所说职业教育，就是用教育的方法来达职业的目的”。而“职业教育的原理，是造成社会上优良的分子，能为自己谋生，能为社会服务”。因此，“教育要带职业，职业要带教育。职业教育是救国的上策” ⑧。
2.“职业教育须向职业社会里去设施”
针对“从前的学校、职业、社会是不相关的，这是各校的通病”，黄炎培指出：职业学校“设什么科，要看职业社会的需要；定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要问问职业界的意见；就是训练学生，也要体察职业界的习惯；有时聘请教员，还要利用职业界的人才”。因此，职业教育必须实行“手脑并用”和“实习是重”的训育方针；施行“要办职业学校，当先办工场”并且“学校的一切设施，当取工场性质” ⑨的办学原则。
3.“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⑩在历数旧式教育的弊端之后指出：“无新学识以应用于实际，无新人才以从事于改良，教育不与职业沟通，何怪百业之不进步！”《宣言书》进一步指出：“方今最重要、最困难之问题，莫生计若，而求根本解决此问题，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
可见，“沟通教育与职业”，是中国式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又一个核心意涵。这一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是我国职业教育应当遵循的基本理念。
（三）大社会背景下的职业教育
人类社会包括政治、经济、人文等诸多领域，姑且称之为大社会。在此背景下的职业教育应当如何与之相适应，具有怎样的特性呢？
1.社会化特性
早在民国初年，黄炎培即得出“离社会无教育”的结论。1930年，他在《职业教育机关惟一的生命是怎么》{11}一文中指出：职业教育“从其本质说来，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说来，就是社会化”。他认为“职业学校的基础，是完全筑于社会的需要上”的。他进而指出：“其实呢，哪一种教育是许和社会隔离呢？岂但职业学校呀！”
2.科学化特性
1929年，黄炎培即提出：职业教育“就是一方要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一方用职业教育来解决平民问题”（见《我来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12}）。他在列举了职业心理和职业指导等八项职业教育问题之后指出：“试问以上哪一种可不用科学或科学方法来解决呢？”
3.平民化特性
在同一篇文章中，黄炎培又提出了“怎样用职业教育来解决平民问题”的问题，进而得出当时比较突出的农民教育、工人教育、商人教育、妇女教育等，都应当“把平民做对象”，并且各类职业教育机关都应当把平民教育作为当务之责，以尽推动社会进步之义务的结论。
教育要实行社会化、科学化、平民化，在当时确属振聋发聩之声，而如今，当这些都已变得耳熟能详之后，我们又能践行几何呢？这确乎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 中国式职业教育思想的传播
百年以来，中华职教社持续致力于中国式职业教育思想的建构与传播。
（一）专家会议
据陈光琳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专家会议摘记》{13}一文中记述，1926年至1937年，中华职教社在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共召开专家会议11次。先后与会的专家有蔡元培、陶行知、李公朴、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冷御秋、邹韬奋、姚惠泉、王艮仲、孙运仁等数十人。
其中，第一届专家会议于1926年2月22日至25日在苏州召开。会议讨论了职业教育的目的、对象、方法以及学生的品德修养、毕业出路等问题，制定了职教社的三年工作计划。
第四届会议于1929年2月22日举行，讨论了开展职业指导、农村教育、工商教育及职业教育的普遍性问题与对策，拟制了全国职业教育计划。
第十届会议于1936年2月23日在上海举行，时值“9·18”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之际，会议以国难教育为讨论中心，制定了“民族复兴教育实施方案”。
各届年会所制定的纲领、章程、主张均发表于《教育与职业》，在全社会广为传播。
（二）职教专著
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前后，主要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编著了大量职业教育专著（见图1）。其中有代表性并产生重大影响力的有：1914年由杨保恒、黄炎培编译，国光书局出版的《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19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炎培著作《新大陆之教育（上编、下编）》；1918年由黄炎培撰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南洋之新教育（前编、后编）》；1920年由中华职教社译印的《职业心理学》（原作者为荷令华甫〔美〕）；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炎培著作《中国教育史要》；1933年由中华职教社印制的《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193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的黄炎培著作《河车记》（1935年国内职业教育考查记略）；1937年由生活书店出版的黄炎培著作《事务管理之实施》；1942年由国讯书店出版的《抗战以来》；1945年由重庆润华印书馆出版的黄炎培著作《延安归来》等。
此外，职教社还在当时国内著名出版物《教育杂志》《教育研究》《新教育》《中华教育界》《人文月刊》《大公报》上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职业教育专著，引发了巨大反响。
（三）专业期刊
1917年10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月刊（见图2），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唯一的职业教育专门刊物。据孙起孟先生回忆{14}，先后担任主编的有蒋梦麟、顾树森、王志莘、秦翰才、邹韬奋、廖世承、何清儒、陈选善、潘菽、孙运仁、钟道赞、田乃钊等人。《教育与职业》第一期即刊发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大量刊载了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陶行知、陈选善、姚惠泉等专家学者的论著，成为在国内外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教育刊物。
另外一個值得纪念的刊物，是创办于1925年的《生活》周刊（见下页图3）。其办刊主旨是传播职业教育信息和理论，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和诉求。先后担任该刊主编的有王志莘、邹韬奋等人。《生活》周刊以职业修养和职业指导为主要内容，广受青年读者欢迎。
此外，1931年创办的《救国通讯》（《国讯》），1942年创办的《进修月刊》，1948年创办的《展望》，都是有影响力的刊物。因篇幅所限，容另外撰文介绍。
回顾中华职业教育社建立和传布中国式职业教育思想的简要历程，体查中国式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意涵，对于当代教育界办什么样的教育，如何办教育，无疑会产生重大的启迪和引领作用。
注释：
①②③④⑤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186，51-123，148-150，14-19，314-319页
⑥⑦⑧⑨⑩{11}{12}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31-433，254-256， 324-327，365-366，178-182，488-491，449-452页
{13}陈光琳：《中华职业教育社专家会议摘记》，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资料选辑（第二卷）》，中华职业教育社1981年版，第140-150页
{14}孙起孟：《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中华职业教育社1997年版，第16-17页
（责任编辑：王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