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卿
“工匠精神”无疑是2016年职教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不仅如此，人们还比较一致地认为，培育工匠精神，要从职业教育抓起。正是基于这一看法，2016年4月，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关于做好201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相关工作的通知》中将职教活动周的主题确定为“弘扬工匠精神 打造技能强国”。2016年6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技工院校工匠精神教育课教学大纲（试行）〉的通知》，不仅要求技工院校将工匠精神教育作为2016年秋学期第一课主要学习内容，而且从2017年起將工匠精神作为德育必修内容纳入各专业教学计划。的确，职业教育理应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职业教育界也应该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工匠精神之所以在职教界受到热议，其直接背景就是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一句话：“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在这句话中，企业既是工匠精神的培育者，也是工匠精神的载体。显然，总理其实是要求企业培养自身的工匠精神。
企业的工匠精神表现在企业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中，而这些活动都是由企业员工来完成的，因此，企业的工匠精神归根到底就是员工的工匠精神，而员工是否有工匠精神则依赖于职业教育。孙兴洋在《职业教育尤重“工匠精神”》中简洁地表达了这一认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体现在企业的生产和服务过程中，却始于职业教育。”按照这一逻辑，总理虽然是面向企业提出培养工匠精神这一要求的，但这一要求的落实还得依靠职业教育。然而，如果真是如此，总理为什么不是在教育部分而是在“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这一部分提及工匠精神呢？
其实，这一问题并不难以解答。邓小平同志在1980 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一论断表明，人具有相应素质并不一定能够做出相应的行为。只有具备相应条件，人的相应素质才能够表现出来。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谋而合。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及什么是幸福时认为，所谓幸福就是最高善，就是人的灵魂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在解释这一观点时，他特别强调“合于德性的活动就包含着德性。但是，认为最高善在于具有德性还是在于实现活动，认为善在于拥有它的状态还是在于行动，这两者是很不同的。”也就是说，拥有德性和德性的实现是两回事。同理，企业员工具有工匠精神和企业员工的工匠精神得以实际表现出来也是两回事，并不是说企业员工具有了工匠精神，就一定能在生产和服务活动中发挥出来。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前述判断，企业员工的工匠精神能否顺利体现在职业活动之中，取决于企业的制度供给。正是因为这一点，总理才在“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这一部分针对企业提出了“培育工匠精神”的要求。如此看来，总理非常关心企业如何加强制度建设，确保员工的工匠精神得以充分发挥。
（责任编辑：张学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