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殿利
摘 要 文章从“应对网络词典丛生的需要”“传统词典价值创新的需要”“专业知识服务与技术创新的需要”三个方面论述了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提倡从传统工具书编纂转向知识服务的原因。面对知识服务时，必须要从理念到实践彻底改变传统工具书的编纂和出版。
关键词 工具书 知识服务 传统词典 网络词典 技术创新
处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传统的工具书就必须提升到新的知识服务层面。在辞书领域，一谈到知识服务，人们就会想到电子词典、网络词典和工具书数字化，但网络词典和工具书数字化不等于知识服务，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传统的工具书编纂理念、编纂方法及所呈现出来的成果，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同知识服务的需求和要求相差太远。
知识服务跟传统工具书的编纂完全不是一回事，更不是把传统的工具书搬到网上就实现了知识服务。两者有诸多不同： 首先是理念上的不同。我们编工具书通常也做市场调研，但主要还是自己设置体系，确立收词原则、释词方法等一系列符合规范性的东西，主动权还在我们编者手里。而知识服务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也做市场调查，但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必须要根据每一个读者和用户的需求去组织我们的知识，提供服务。其次是编纂方法的不同。对于传统工具书而言，我们是主动创作，读者则是被动接受。在知识服务环境下，虽然强调了我们的服务意识，但读者已经不是被动地接受了，读者也参与其中，他们也是创作者，共创共享，从理念到实践，这是最大的不同。最后是呈现的成果不同。传统工具书（不含专业辞书）都是从语文的角度来解词释义，而知识服务则不限于此，因为词语不只是简单地具有语词意义，用古罗马著名思想家和演说家西塞罗的话来说，词语是事物的符号，而事物是立体性的多方存在，仅从语词角度是无法对事物进行全面描绘的，甚至仅从语词角度都无法抓住事物的本质。
为什么说知识服务既是理念也是实践？因为我们用现有编工具书的方法或者是现有的工具书的存量来提供知识服务是不够的，我们只能把众多的工具书拼在一起供读者查询，比如一个词，《新华字典》怎么解释，《现代汉语词典》怎么解释，《辞海》怎么解释，最终把这些所有的解释归结到一起而已。然后才发现，它们大同而小异，能够查到的意思都有，查不到的，这本没有其他的也多半没有。所以从实践上来说，这促使我们面对知识服务时，必须要从理念到实践彻底改变传统工具书的编纂和出版。
为什么要提倡从工具书到知识服务？下面从三个方面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 应对网络词典丛生的需要
（一） 网络词典的优势
首先说说网络词典的优势是什么？我觉得有两个大优势。
第一，海量词汇。我们纸质的工具书，如正在编纂的《现代汉语大词典》，目标是收词15.5万条，也可能有突破，但不会突破太多。我国国内最大的英语词典之一，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收词约20万条。与线上提供的各种所谓的“词霸”相比，传统工具书中这些大部头词典的收词和规模，还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第二，免费获取。网络词典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免费获取。为此我们还总遭受道德的考量，包括有一次我在央视做节目，读者直接就问，你们的词典为什么不免费？我说知识也是一种劳动创造，而且可能是更复杂、更高级、更耗成本的劳动创造，如果大家不支持知识付费，知识就不能创造出来！没有人创造知识，对整个人类就是一种灾难。现代人应该树立现代的观念，用自己的劳动价值去换取他人的劳动价值，而不是总企图不劳而获，免费获取。《新华字典》第11版App上线时，人们对它的强大学习功能赞不绝口，但其40元的零售价，却引发了热点式的讨论。
（二） 网络词典的劣势
对任何事物而言，所谓的优势和劣势，几乎都是相伴而生的。网络词典的所谓优势，也伴随着它的三大劣势。
第一，内容缺乏科学性、准确性，杂乱无章。这就是所谓“海量”的结果之一，各种东西拼凑在一起，不像我们传统的辞书专家们编的那么成体系。不成系统、杂乱的信息，缺乏准确性，更不具有科学性，这不能叫知识，只有成系统的、科学的、有用的信息才能叫知识，而且才能心安理得地传授给一代又一代人。我们说现在网上的很多信息不具备这样的特点，为什么？他们不是在做知识生产、知识创造和知识传播，他们是以“知识”做钓饵，进行赚钱活动，这也是他们走不远，而我们还能存活的原因。
第二，功能单一，仅供查询。这离我们需要的知识服务就差得非常远了。我们传统的工具书也一样，只能够查询。但是要面向知识服务，仅供查询是不够的。传统上通常是把字词典分为查考型和规范型。无论是查考型还是规范型，虽然它们很重要，满足了读者对工具书的需求，但是不能满足知识服务的要求。所以我们要做知识服务的话，就会有多种多样的内容，要有知识链和知识树，这是我们的优势，这是网络词典所不具备的。因为它们不生产知识，只是拼凑，甚至是抢夺和抄袭。
第三，拼凑的辞书是没有思想性的。而思想性是辞书编纂的要义，是辞书文化性的核心，也是传统辞书出版的命脉。近年来，辞书界开始强调用辞书来凝固“集体记忆”，这体现了辞书编纂的一个新思想。一个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记忆，这就是说，辞书在面对同样事物的时候是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阐释的，这就是我们说的思想性。胡编、堆起来的辞书是没有这个意识的。
所以这里有一个概念，希望我們做编辑的人能够记住，叫“信息守门人”或“知识守门人”。这是现代新文化著名史学家彼得·伯克（2017）在他的《知识社会史》一书中所提出的。我认为编辑就是最大的、最重要的“知识守门人”。还有我们的专家和学者，他们不仅仅是守门人，还是把第一道关的创作者，编辑是又一道守门人。没有这道关卡的守门人，就没有这些辞书。同样一个事物，无论是自然的事物，还是社会历史的事物，都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所以现在大家讲，我们的学术建构、我们面临文化竞争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来自什么？话语权缺失。话语权缺失就是我们知识体系的建构出了问题。我们的知识体系建构要反映我们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我们自身的社会发展。所以，工具书编纂在这些方面要重新树立起这样的意识，要树立起思想性这个意识，而这是网络词典所不具备的。
（三） 应对策略
面对来自外部、汗牛充栋的网络词典，无论是就其所谓优势给我们造成的冲击，还是就其劣势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而言，我们传统的辞书出版界都有必要，也有责任采取相应的策略进行应对。
第一，以专业海量来搏泛海量。我们可以在专业领域科学性、严谨性、准确性、系统性的基础上，扩大我们的收词，这是首个必经之路。网络上的所谓海量，无法做到传统辞书专家惯常所做的，全用专业的态度、专业的知识、专业的技能去解释。而专家和专业，恰恰就是我们的强项。关键在于我们要加大专业的范围、收词的范围、解词的范围，要用专业的海量去搏这个泛海量。一个个领域的专业海量集合在一起之后，那就是巨大的海量。而那些完全不足信的泛海量，就变得仅仅是应一时手头之急查一下而已，不足征信，不足引用，因为它们不能作为科学知识传播。这就是我们应有的策略。
第二，用知识服务去搏简单查询。知识服务要提供知识窗、知识树和知识链，这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创造，耗时、耗力、耗人、耗财，这是急功近利的网络词典无法做到的。就算基于传统工具书去做简单的知识服务，也是网络词典难以企及的。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pp为例，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突出了学习性和学习功能。比如，在传统据词查义的基础上，这款App提供了更为强大的同义词、近义词和反义词的比较、辨析功能;在查阅过程中，只要在任何地方遇到不认识、不理解的字词，只要点击它，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其查询页面，非常便捷;此外，还设置了成语接龙和自定义学习文件夹等。
第三，以持续增值服务搏一次性查询。当庞大的专业数据库建起来后，不是只提供一次性的查询、一次性的服务，而是要提供持续的增值服务。即使不断有新版，原来在纸质图书里被删除的旧词，作为历史资料，仍旧可以保留在数据库里。因为我们看的书不只是反映现代社会的，还反映过往历史、社会发展阶段的，甚至还有反映人类其他文明的。传统的纸质辞书，受篇幅所限，注定要与时俱进，不断修订，不断增删，这是符合辞书编纂规律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但历史数据库建设和在此基础上提供的知识服务，是符合新时期辞书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这是新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任务，我们传统辞书出版人责无旁贷，也是别人无法“旁贷”的。
二、 传统词典价值创新的需要
传统词典最重要的出发点是从语词解释语词，尽管我们很努力地去阐释它的社会价值，阐释它在其他专业里的意义和内容，但这毕竟不是我们的专业所长，我们编来编去还是善于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现代辞书编纂学的角度给它进行语词式的定义。这就使知识服务面临一个难题。尽管语言学家们经常强调，所有知识都是用语文作为工具在阅读的，但我要强调的是另一个方面，即前面所提到的，所有的词汇都不只是语词的存在。西塞罗说，词语是事物的符号，任何一个词语反映的都是一个事物，所以我们解词，从词语解释词语的时候，就不一定能够揭示出这个事物的本质性存在。这是一个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著名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在其诗篇《词语》的最后一句说：“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1]海德格尔的名著《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几乎就是在研究这一句话。所以我接下来想说的是，我们传统词典价值创新要向知识服务努力，就是要突破语词这样的一个界限，从而进入到事物之中，进入到事物的本质之中。
（一） 把语词释义引向深入
传统词典在语词的释义方面也有不够的地方，仅从语词解释词的角度来说，还可以有再深化的地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在本文中所举的例子都出自《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等权威辞书，我没有任何对这些字词典的不敬或者认为不好的意思。大家知道这些辞书都是一座座的高峰，甚至可以说是无法超越的。我只是想说，从知识服务的角度来说，传统辞书的这些解释还需要进一步再扩展、再深入。
比如说“褥子”这个词的解释：
《新华字典》第11版： 装着棉絮铺在床上的东西。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睡觉时垫在身体下面的东西，用棉花做成，也有用兽皮等制成的。
《辞海》第6版： 坐卧时垫身的用具。
限于篇幅，《新华字典》的解释相对简单，没有“床上用品”这样的定性语，但也指出了功能“铺在床上”和材料“装着棉絮”等关键要素;《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又增加了“睡觉时垫在身体下面”等详细功用，但仍然用“东西”这样泛的概念，而缺乏具体、确切的定性表达;释义最简单的是《辞海》，本来作为具有百科特征的辞书，其释义应该更全面，但却只有简单的八个字，而且抛开“褥子”这个词，人们根本无法从释义中联想到这个东西是褥子，它只描述了一个简单的功能“坐卧时垫身”，而用于“坐卧时垫身”的东西还有许多，且“坐时垫身”的解释明显不合适，坐在身下的不叫“褥子”。无论“褥”这个字在古代是否用于坐，但现代的“褥子”只用于“卧”，且与床或具有床的功用的东西相关。《辞海》的释义还缺少了制作材料之类的内容。仅就“褥子”这个例词而言，我们在解释这个事物的时候，至少要考虑到它的材料、工序，甚至制作流程、功能、效用等，这在很多方面是不能缺的。而《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等的解釋，可以说都难令人满意。就功能而言，三部权威的工具书都指出了“垫身”的功能，却无一进一步指出垫身是为了“保暖”或“柔软舒适”的效用，而这恰恰是“褥子”的主要功能，“垫身”只是表象，如果只用来垫身，还可以用其他东西，比如为了凉爽的功效，垫身就不能用褥子，而要用“凉席”;就工艺而言，只有《新华字典》给出了“装着棉絮”的解释，而对于最为关键的信息，即外面要用棉布或其他可缝制材料做成里面可以装填充物的东西，然后里面才可以均匀地排布上棉絮之类的材料，最后用针线把外面的布料和里面的填充材料缝制在一起;就产品品相而言，“褥子”还与床以及用作床功用的东西的形状和大小尺寸等相关，例如圆形的就不能叫“褥子”，而叫椅垫或蒲团，太小的可能用作“枕垫”等。
再比如说“走、跑、跳”。什么是“走”？这些词典从语词的角度、行动的角度解释都是对的： 一个人有两条腿，两条腿不能同时离地，要交叉前行叫“走”;四条腿的动物也是一样的，至少是两条腿和两条腿交叉，不能四条腿同时腾空离地的，这叫“走”。“跑”是什么？就是两条腿可以同时离地快速前行。所以我们看到世界竞走锦标赛，裁判员给这个运动员出示红牌和黄牌的依据是两个脚有没有同时离地，有同时离地的就不叫“竞走”，他判定你是“跑”。关于“跳”，《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解释最准确，无论是“走”“跑”，还是“跳”，各权威词典都只是侧重于“行动”，而无暇顾及其他丰富的含义。
我再说说“颠儿”。从走路的姿势和语词的角度来说，几乎没有办法描绘它。我们通常用到这个词的时候，表示的是什么？这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重点是这个。比如我们在说“跑”的时候，《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都说，“跑”有的时候不一定意味着跑，有的时候它也是走，比如“会还没开完他就跑了”，也经常说“会还没有开完他就颠儿了”。这个时候的“跑”和“颠儿”表达的都是一种情感，描述的是人的神态、状态和意愿，他不愿意开这个会了，没等开完他就先走了。这里的“颠儿”还有“偷偷地走”的意思，不告知，不请假。所以仅仅是从两条腿还是四条腿离不离地的角度来说，或是向上还是向前的方向，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另外，跑跑颠颠和蹦蹦跳跳描绘的就更是情境、情感和状态了。所以，词典中的“颠儿、走、跑、跳”都是从语言学角度对动作本身的阐释，没有办法表达神态和情感状态。这些提醒我们在做知识服务的时候，注意这些词之间的差异和辨析，能够把它真正的意义，尤其是在语词之外的意义解释出来，但我们传统的工具书由于篇幅有限，可能容纳不了。
再举一个例子。阅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关于什么是阅读，阅读的本质是什么，在学术上也存在着模糊的认识。这也引发了我的好奇。什么是“阅读”？《现代汉语词典》说看书报等并领会其内容。《汉语大词典》意思跟这一样。《辞海》没有收“阅读”条，却收了“阅读框”和“阅读卫生”。我们只好向古人求助。许慎的《说文解字》[2]，“读，诵书也” ;“诵，讽也”;“讽，诵也” 。郑玄及后代名家的注解释了，“倍文曰讽”，那个“倍”通“背诵”的“背”。“以声节之曰诵。”所以，朗诵是要有韵律、有节奏地发声的。接下来在《说文·竹部》里边又看到了“籀，读书也”。“籀”是什么？段玉裁的注里解释，“盖籀、抽古通用”。“籀”和“抽”两个字互训，古代是通的。所以就知道了“籀”是“抽”的意思。那“抽”又是什么？是“抽绎其意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由此我可以抽绎出阅读本来有三层含义。第一，诵也，就是有节奏地朗读、朗诵。第二，背文也，就是要把文字背下来。第三，要不断地思考领会其意蕴，不是看完一遍就完了。所以一次领会还不够，不是说你懂了它就行了，还要不断地去发现它的意义、去思考，没有止境。现在我们还有人批评读书不过脑、不走心的现象，说的就是光念不行，不背、不记、不领会记忆、不思考不行。真正的阅读是什么？接触能够促发思考的文字才能叫阅读。阅读的真谛在于促进思维和思想，积累知识是促进思维和思考的前提。
（二） 突破语词释义的藩篱
这里我举三个例子。
一个是“兴趣”，interest。权威工具书的解释如下：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喜好的情绪。
《辞海》第6版： 注意与探究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积极态度与倾向。表现为个体对某种事物或某项活动的选择性态度和积极的情绪反应。是个体需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9版： the feeling that you have when you want to know or learn more about sb/sth.
这三部中外权威工具书对“兴趣”的解释，都集中在了人对于事物的情绪、情感和态度方面，这体现了语言学家和辞书编纂家典型的视角。
从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的角度来说，“兴趣”是什么呢？美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乔治·桑塔亚那（2016）3、5讲了这么一段话：“某些东西之所以有趣，那是因为我们关心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们。如果我们对所感觉的那个世界毫无兴趣，我们就会对它闭上眼睛;如果我们的理智并不帮助我们的情感，而是偷懒地让幻想自由奔驰，那么，我们甚至会怀疑二加二是否还会等于四。……当理智是活生生的和强有力的时候，它会给那些有可能成功的兴趣爱好以勇气和特权，而削弱或泯灭其他那些看起来注定要失败的兴趣爱好。”
接下来我们看interest。海德格尔（2017）在《什么叫思想》里，特别强调了interest，他做了拉丁语词根的追溯，是inter+esse。inter是“进入到……当中去”，转化成介词之后就变成了“在……之中”。esse是一个拉丁词，就是具体事物本身，哲学上翻译成“存在”（海德格尔2017），就是具体事物的存在。所以真正的兴趣，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什么？是进入到事物当中去，是行动。他说：“兴趣的意思是： 处于事物当中，在事物之间，置身于某个事物的中心并且高于这个事物。”光说对什么有兴趣，浮光掠影的，走马观花的不叫兴趣;进入到里面去，进入到实践当中去，才叫兴趣。海德格尔针对的是当时人人都说自己喜欢哲学却没有人去思想的现象，他说这就不是有兴趣，真正对哲学有兴趣就是要思想，思想了，才叫有兴趣。所以“兴趣”是什么？第一，它是一種情感，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娱乐层面，必须附着意义和价值。人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性的存在，如果没有价值，人没有必要更没有理由活在这个地球上。所以人所有的兴趣，包括娱乐也是一样的，都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娱乐只是一种手段。第二，兴趣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后天培养的，它需要理智来帮助培养，如果失去理智，兴趣就会信马由缰，会让我们毁掉本来可以很美好的东西，甚至毁掉原本已建立的认知和秩序。第三，真正的兴趣意味着行动和实践，进入事物之中，对事物的喜好，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或情绪上，而不付诸行动，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兴趣。比如说，真正的足球迷是要喜欢踢足球，并且经常到场上去踢，而不喜欢踢只喜欢看的球迷，不能说对足球有兴趣，只能说对看足球比赛感兴趣，甚至有的人还只喜欢看电视转播，从来不走进球场看现场比赛。
第二个是“品牌”。《现代汉语词典》认为“品牌”是产品的牌子。《辞海》采用了旧式管理学家对品牌的解释，除了牌子之外，它还指企业能够辨识的标识。但是就现在近二三十年来的企业管理实踐来说，品牌不能仅停留在牌子上，而必须与价值连在一起。当你说到麦当劳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知道它的价值是什么，这是它的品牌核心。所以真正的“品牌”的最新概念是，“产品或生产企业在消费者心里的记忆，或者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来的印象”，它是隐藏在牌子背后的价值。所以品牌不属于企业，品牌属于消费者，属于顾客，他认你你就有，他不认你你就没有。从管理学角度看，“品牌=品质+招牌”。所谓的“品质”就是产品内在和外在的质量，“质量”是指产品达到合格标准前提下的自然等级，“品”还含有道德评价;所谓的“招牌”，就是自己用以区别于别人的独特之处。从品牌战略角度来说，就是“差异化”。品牌有高低之分，无贵贱之别。
最后一个是“家”。先看权威语文辞书如何解释：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举例有科学家、艺术家、野心家和阴谋家等。
《辞海》： 经营某种行业，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技能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如： 商家;行家;专家;科学家。
应该说，《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都没有把“家”在这个义项上的核心或本质特征揭示出来，其他辞书虽然我未曾查考，相信情况应该相似。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专门从事某种活动的人不一定能成为“家”。农民工每天都在建筑队里搬砖、建造房屋，但他永远不能成为建筑家。能够成为“家”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不在于是否“专门”，否则就无法理解有的人为什么可以身兼多种“家”的称号了。第一，无论干好事还是干坏事，只有从事某种活动并达到一定的水准和成就，才能称为“家”。干好事的如科学家、歌唱家，干坏事的如野心家、阴谋家，但是必须得达到一定的水准或者取得一定的成就。第二，这水准和成就必须被社会公认才行。达到一定的水准没有具体规定，也不一定能量化。比如，歌唱家不是以唱多少首歌为标准，而是以所唱的歌的影响多大为标准。酒吧里的歌手即使一晚上可以演唱近百首歌，也不一定能成为歌唱家，但是郭兰英的一曲“一条大河波浪宽……”影响了那么多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她就是歌唱家。第三，“家”是别人对自己的称呼，本人不能自己称呼，尤其是用在尊称或表示敬意的时候。我曾两次在电视里看到，钱学森先生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我作为科技工作者”，从来都不说“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如何如何，因为不管成就多大，“科学家”也得由别人称呼。我们在媒体上经常看到在采访时有人说“我作为××家”之类的，这些都是错误的。另外，《辞海》还把商家和科学家等一并拿来举例，也是不恰当的。诸如“商家”“厂家”之类的“家”，与“科学家”和“歌唱家”等称呼的“家”，根本就不是一个意思，“商家”指的不是自然人，“商家”等不一定具有专门性，或专门从事某种行业，有的综合性大商场或大型超市，也叫“商家”，所销售的商品五花八门;在零售行业里，它们也不一定非要达到一定水平或具有一定影响，只要是从事销售或生产的企业，就都可以称为“商家”或“厂家”。
（三） 用法错误与词义辨析
我们传统的词典里很少有词义辨析和用法提示等内容，而诸如“聆听”这样的词经常会被错用。在很多高级的会议上，甚至是很高层面的学术会议上，经常能够听到演讲者以“谢谢聆听”作为结束语，或者在其最后一页PPT上写着醒目的四个大字：“谢谢聆听！”这样的用词错误，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辞书工作者和出版机构注意和重视。
“聆”和“听”是互训的，“聆”就是“听”，“听”就是“聆”，这个词本身是没有情感的。但是语言学中有一个“语义偏移”的现象，给了我一个启示。这个词在实践过程中语义开始偏移了，偏移到什么地方了？汉代王充《论衡·自纪》提道：“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当我的耳朵获悉到一个信息之后，我就好像盲人突然开目可视，又像聋人突然开耳可以听到一样。在这里，本来中性、没有情感只作“听”的“聆”，具有了情感，具有了“自谦”的意蕴。因此，“聆听”有仔细倾听并清楚知道、细致了解而得到教益的意思，其中通过认真听而受教，既表达了一种恭敬的态度，也表达了自己肯定能够听并有所获从而对讲者的称赞甚至崇拜之情。所以这个话就只能自己说，你不能跟别人说：“你聆听我的话，你是不是像盲人一样突然能看见了？”“聆听”的语义偏移，从而变成了一个听者自谦的词，属于“表敬”语。“聆教”也好，“聆取”也好，“聆听”也好，都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去听别人在说什么。无论你多么牛，你也不能对人家说“谢谢聆听”，只能说“我非常有幸聆听您的教诲”。
接下来再说有点儿争议的“会师”。《现代汉语词典》《辞海》《汉语大词典》对它的解释都没有问题，但是隐含的一个事情没有说出来，这就造成了用法的错误。这个词隐含的意思是在一个团队和一个组织内的分支从不同的方向或地方聚到一起，不属于一个组织的不能叫“会师”。我们经常会看到错误的用法，比如“林丹和李宗伟又一次会师决赛”，他俩是对手，不能会师。那么“自己人”和“自己人”就可以会师吗？我们看到了丁宁和王曼昱在中国公开赛会师，这个可以。中国公开赛也是有外国选手参加的，它是国际赛事，她们同为中国选手参赛，所以是可以会师的。会师就是胜利会师了，她俩进入决赛之后还要再打，能叫会师吗？这事我就不知道了，交给语言学家去讨论吧。但是当她俩参加全国锦标赛，就不能叫会师了，因为她们代表了不同的省市参赛。
报纸、广播等媒体和日常生活中人们读错“粗犷”的频率很高，随处可以听到cūkuànɡ，其实应该是cūɡuǎnɡ。这么高频率出错的词，在词典中应该标注出来。但如果所有的错都标注，词典的篇幅无法满足，因此就又得借助数字技术所提供的知识服务，知识服务能够满足这个需求。
最后再举一个“愉快”和“高兴”的例子。我们通常解释“愉快”的时候是高兴，解释“高兴”的时候又说愉快。然后人家问到底啥是“愉快”，啥是“高兴”？“愉快”包含两个竖心旁，重在内心体验，不一定能够感染别人;“高兴”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是外露的情绪，是可以感染别人的。二者是可以区分开的。但我们的解释有不少是互训的，所以这就造成了缺陷。因此在辨析这一块，我们的知识服务大有可为。
三、 专业知识服务与技术创新的需要
辞书不仅仅包括语词词典，還要包括各学科的专业辞书。那么，各个专科的知识辞书就是我国辞书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多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呼吁，也尽可能身体力行地做，但是收效不大，其中有很复杂的原因。比如，语文辞书专家不熟悉各学科的专业知识，他们只懂得辞书编纂的方法和辞书编纂规律性的东西，这还远远不够;专业学者在专业领域有很深的研究，但是不会编词典，不懂得辞书编纂的方法和规律;这两者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需要长效机制，而学界尚没有建立起这种长效机制;学界和相关主管部门对辞书编纂抱有偏见，致使辞书编纂不被纳入学术成果考量范围，很少有学者尤其是专业学者愿意投入到辞书编纂事业中来。就连语文辞书的专家队伍建设，都令人担忧。早在一百余年前，《辞源》的编纂者就发出了“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的呐喊，我国的辞书工作者也以此为自己的座右铭，希望它能在新时代激发起我国辞书事业新的发展，尤其是尽快弥补专业辞书编纂、出版的短板。希望媒体融合时代的知识服务，能够为新时代的辞书创新，提供新的、更加强大的动力。
另外，在媒体融合的新时代，我们寄望于技术创新，也寄望于内容创新与技术创新相互激励，共同成长。技术创造大数据，提供历史资料数据服务。新技术使知识综合化，提供释义的文化延伸服务。新技术创造新知识，提供定制知识服务。新技术创造新形式，新形式创造新价值。
总的说来，知识服务是时代的呼唤，传统的辞书编纂距离知识服务的要求和需求，还差得很远，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很艰苦甚至长期的努力。《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等中外品牌辞书的App，已经具有了标志性的意义，中国辞书的知识服务已经拉开了序幕，只要辞书人努力，未来就值得期待。
附 注
[1]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150。
[2]以下引文均引自许慎.说文解字.汤可敬译注.北京： 中华书局，2018： 473-921。
参考文献
1. 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下卷）.汪一帆，赵博囡译.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99.
2. 海德格尔.什么叫思想？.孙周兴译∥孙周兴，王庆节主编.海德格尔文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 7.
3. 乔治·桑塔亚那.人性与价值.陈海明，仲霞，乐爱国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商务印书馆 北京 100710）
（责任编辑 刘 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