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二十年来，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文献的语言学研究价值得到肯定，并成为开展近代以来南方方言史研究的主要语料来源。编写文献书目、发现并介绍文献、开展方言历时演变研究成为目前对传教士汉语方言文献研究的主要方面。在方言史研究方面，研究内容、理论视角、研究方法等都逐步趋向多样化，研究成果蔚为可观，也表明传教士汉语方言文献有很高的语言学研究价值。不过，仍有不少文献有待整理和利用，同时在研究内容的薄弱环节、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的多样化等方面须加强对文献的利用和研究，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其研究价值。
关键词 传教士 汉语方言文献 方言史 综述
一、 前言
明清以降尤其是晚清西洋传教士为向普通民众传播基督教教义，努力习得各地方言，将圣经译为各地土话，且编写出版了大量方言教科书、词典、语法著作，并编译了不少为传播教义服务的道德教育方言读本、童蒙读物、小说等。游汝杰（2002）3，5，6，12指出近现代西洋传教士文献有方言圣经和其他汉语方言学著作，包括课本、会话、词典、词汇集、語法书等，这些文献，“记录、描写并研究了当时各地汉语方言口语，在广度、深度和科学性方面远远超过清儒的方言学著作，也是同时代的其他文献，如地方志和方言文学作品所望尘莫及的”，“它们对于研究近代中西学术交流、中国基督教史、汉语方言学和方言学史都有相当高的价值”，利用这些文献开展语言学的研究，可填补“汉语方言史的一个空白”。尽管罗常培（1933）已对西洋人研究中国方音的成绩及缺点进行了评述，但直到近二十年，西洋传教士文献的研究价值才被重新认识，如Lamarre（2002），庄初升、刘镇发（2002），余霭芹（1995，2004），陈泽平（2002），钱乃荣（2003）等学者先后对客家话、粤语、闽语和吴语传教士文献的语言学研究价值做出了高度评价，以西洋传教士文献为语料开展汉语方言史特别是汉语南方方言的历史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近二十年来，汉语方言学界一方面致力于发掘并介绍传教士汉语方言各类原始文献，整理和编写各方言文献书目;另一方面，利用各类传教士方言文献开展早期方言语音、词汇、语法、拼写系统及其演变等研究，成果颇丰，不仅推动了汉语方言史自身的发展，也充分表明传教士汉语方言学文献的研究价值。本文尝试对传教士汉语南方方言（吴、闽、客、粤语等）文献的语言学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做出评述。
二、 书目编纂及介绍
编写传教士文献书目并介绍文献的基本信息，是全面开展此类文献的语言学研究的前提。Yang（1981），聂建民、李琦（1994）先后列出部分传教士汉语方言文献书目。游汝杰（2002）对方言土白《圣经》译本、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通俗读物等书目进行了考录或辑录，也是首次对传教士文献书目进行全面介绍的重要著作。洪维仁（1991，1993）先后介绍了杜嘉德《厦英大辞典》（Th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 Chew and Chin Chew Dialects， Carstairs Donglas1873）及麦都思以来基督新教的闽南语研究（1831—1873）、《厦英大辞典补编》（也译为《厦门话字典补编》，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Thomas Barclay1923）及杜典以后的字、词典。陈泽平（2003）介绍了19世纪传教士研究福州方言的文献资料，如《福州的中国话》（The Chinese Language Spoken at Fuh Chau，M.C.White1856）、《福州方言拼音字典》（The Alphabetic Dictionary in the Foochow Dialect， R.S.Maclay， C.C.Baldwin1870）、《榕腔初学撮要》（Manual of the Foochow Dialect， C.C.Baldwin1871）等课本、圣经译本和论文等。周恩典、王邦虎（2008）集中介绍了近代新教传教士所编闽台方言字典。Yue（2004）、竹越美奈子（2011c）先后列出粤语传教士文献书目。邹嘉彦（2006）介绍了粤语口语书面记录《广东对话》（B.Hobsn1850）一书。Chappell和Lamarre（2005）对瑞士巴色会馆所藏晚清客家话各类文献进行了全面介绍，庄初升、刘镇发（2002）详细介绍了巴色会传教士[Theodore Hamburg（韩山明）、Rudolph Lechler（黎力基）]编写的客家方言圣经译本及方言著作，如《客英字典》（Wrterbuch Hakka English）、《小德客词汇》（Kleines Deutsch-Hakka Wrterbuch für Anfnger， 1909）、《启蒙浅学》（First Book of Reading， 1879）等。庄初升（2010）还介绍了英国长老会、美南浸信会、美国长老会、英国伦敦会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以及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等所编著的客家方言文献资料。庄初升、陈英纳（2013）介绍了两种由早期荷兰人编印的印尼客家方言文献，即商克（S.H. Schaank）的《陆丰方言》（Het Loeh-Foeng-Dialect， 1897）和范德斯达特（P.A. Van Stadt）的《客家词典》（Hakka-Woorden Book， 1912）。三木夏华（2011）编写了包括传教士文献在内的吴语早期文献资料书目。
三、 文献介绍与研究
发掘新的传教士方言文献尤其是19世纪以前的文献，并对文献所记录方言面貌进行详细介绍，或以某部或某种重要文献为对象开展方言史研究，是目前开展传教士方言文献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明代传教士方言文献十分珍稀，目前发现或研究的并不多。杨福绵（1990）分析了《葡汉辞典》（Dicionrio Português-Chinês，罗明坚，利玛窦1584—1588）中所记录的明代粤闽客方言成分。马西尼（2004）介绍了罗马所藏1602年手稿本《闽南话西班牙语词典》（Dictionarium Sinico-His-panicum， 1602），并对文献所见闽语的声韵调进行了整理。
目前绝大多数传教士文献出版于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方言学界对南方各方言常见的重要文献进行了专门介绍或语言学考察。这样的文献，有明确的作者，作者在中国的居住地或传教活动范围有确凿的文献依据，或者作者在著作中明确标明了作品所记方言。因此，作品所呈现的语言面貌自然也能准确地反映早期方言的特点，是进行早期方言及其演变研究的理想材料。下面我们分方言区进行综述。
粤语传教士文献尤以课本、会话、词典等为多，不过，就专书或单部作品进行介绍和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就《粤语速成》（Cantonese Made Easy， J.Dyer Ball1888/1907）展开的。张洪年（2000）、姚玉敏（2010）先后以《粤语速成》为语料，考察了早期粤语中的变调现象。张洪年（2009）考察该书的语气助词。赵恩挺（2003）、张滢滢（2011）整理了此书的词汇系统，并与今广州方言进行比较，借以考察广州方言词一百多年来的演变。此外，胡陪周（1999）介绍了在澳门文化司署属下的何东图书馆藏书Vocabulario e phrases dos Dialectos de cantao E Pekim（P.N.S.1889），该书为与葡语、粤语和北京话有关的字书。江佳璐（2004）考察了léments de langue chinoise dialecte cantonais（Julien lagarrue1900）所见粤语音韵特征。
对客方言传教士文献的单部作品研究多集中于词典、读本。林英津（1994）、田志军（2014）对《客法大辞典》（Dictionaine chinois-franc ， ais： dialecte hac-ka; prēcēdé de quelques notions et excercies sur les tons， Charles Rey1901）的音韵进行了研究。吕嵩雁（2002）、黄诗惠（2003）、赖文英（2003）等对《客英大辞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in the Vernacular of the Hakka People in the Canton Province， Donald Maclver1905;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Hakka-dialect as Spoken in Kwang-Tung Province， Revised Version， C.Mackenzie1926）的客语音韵及其特点进行了研究。彭钦清（2005）则考察了《客英大辞典》中的海陆成分。田志军（2013b）整理了《客英词典》（即《客英大辞典》）声母系统及其特点，指出该声母系统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粤东地区客家方言的声母系统及其特点。田志军（2019）考察了《客法词典》所见梅县客家话的音系及其演变特征。柯理思（2006）详细描写并分析了《启蒙浅学》（1879）所见趋向补语。庄初升（2007，2010）也以《启蒙浅学》为语料，先后讨论了一百多年前香港新界一带客家方言中的完成体标记“开”和“里”;对该书所用名词及名词性短语进行统计，并与今天新界客家方言进行历时比较，揭示一百多年来新界客家方言名词性词语发展演变的轨迹以及社会历史原因。张荣荣（2018）则考察了该书中的反切字。石佩璇（2016）指出《客话读本》（Hakka-Lesebuch， C.G.Kilpper1929—1930）所反映的语言为以梅县、五华为代表的梅江、东江流域客话。石佩璇、李炜（2014），石佩璇（2018）以《客话读本》为语料，考察了课本中的双标式差比句和反复问句等。在缺少读本语料的方言点，方言土白《圣经》译本也逐渐被用于方音研究。田志军（2013a），田志军、谢葆兰（2016）以五经富客话《新约》（彭启峰等1924）为语料，先后考察其韵母系统及整个音系特点，并探讨揭西五经富一带客家方言音系一百年来的演变。
闽语传教士单部作品研究也多集中于课本、读本、字典和词典，整理早期方言音系并探讨一百多年来的音变者居多。林伦伦（2005）以《汕头话口语语法基础教程》（Primary Lessons in Swatow Grammar [Colloquial]， William Ashmore D. D.1884）、黄淑芬（2017）以《汕头话读本》（A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林雄成1886）为语料，考察了一百多年前的潮州方言音系，并比较今音以探讨潮州方音的演变。戴黎刚（2007）以莆田土白《新约全书附诗篇》（1912）为语料整理了20世纪初期莆田话音系，并通过比较今莆田话的共时音系，指出一百年间莆田话经历的演变。秋谷裕幸（2012）考察了《班华字典福安方言》（Diccionario Espaol-chino， Dialecto de Fu-an Ignacio Ibaez， 1941—1943）的音系。马重奇（2009，2013）分别以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quial Idiuns， Walter H. Medhurst1831）和戴尔《福建漳州方言词汇》（A Vocabulary of the Hok-ken Dialect as Spoken in the County of Tshang-Tshsew to Which is Prefixed a Treatise on the Hok-ken Tones， Samuel Dyer1838）为研究对象，考察了19世纪初叶福建闽南方言词汇和闽南漳州方言音系及词汇。村上之伸（2003）讨论了《厦英大辞典》（1873）所见闽南话次方言。马重奇（2014a，2014b）先后介绍了《翻译英华厦腔语汇》（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 Elihu Doty1853）和《厦英大辞典》的音系及其特征。马重奇、麦嘉湖（2015），马重奇、马睿哲（2019）先后考察了《厦门方言英汉辞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s， John Macgowan1883）的音系、詞汇、句法和文白异读。马重奇（2015b）介绍了《厦门话字典补编》（1923），并以此整理了其所反映的厦门方言音系。马重奇、马睿颖（2016a，2016c）先后整理了《厦荷大辞典》（Chinese-Hollandsch Woordenboek van beet Emoi Dialeet， J.J.C. Franhen & C.F.M. De Gnys1882）的音系和异读，以及19世纪末叶大型闽南方言辞典《荷华文语类参》（Wederlandsch-chinese woorderbeek met de tromscriptie der chineseche komaklers in het Tsicing-tsiu dialelet， G.Schlegel第一卷1886，第二卷1887，第三卷1894，第四卷1990），并指出前者准确地记录130年前福建厦门方言音系的音值和部分漳州方言的特殊韵类，后者主要反映了19世纪末叶福建闽南漳州方言音系。马重奇、马睿颖（2017）考察了《潮正两音字集》（The Swatow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s， John Steels1909）中的潮音和正音两种音系，得出该书潮正音系对了解一百多年前潮音与正音系统的音值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就单部吴语传教士文献的研究来看，对艾约瑟《上海方言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act， Joseph Edkins1853/1868）和由《官话指南》（吴启太，郑永邦初版1881）翻译过来的《土话指南》（1908）的研究最多，对其他文献开展专门研究的不多。胡明扬（1978）、周同春（1988）、陈忠敏（1995）、朴允河（1996）等皆对《上海方言口语语法》的音系进行了分析，石汝杰（1995，2011）对该书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并编写同音字表，构拟其实际发音，对比今上海语音观察其演变。田佳佳（2004）考察了该书的语音、词类、句法等。石汝杰（1999）、钱乃荣（2006）先后评述了艾约瑟对吴语研究的贡献。钱乃荣、田佳佳（2011）将它翻译为中文，并做出了全面的评价。《土话指南》也是重点研究对象。宫田一郎（1987）对《土话指南》的声韵母做了详尽的归纳梳理。内田庆市（1995），石汝杰、王一萍（2011）、大西博子（2016）分别考察了《土话指南》中的语助词、入声和指示词。此外，徐奕（2009）考察了晏玛太《中西译语妙法》（First Lessons in Chinese， M.T. Yates1899）所反映的 19 世纪上海话语音。姚小平（2013）对《上海方言词汇集》（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Joseph Edkins1869）中的名物词、商业、科学、法律等词语做了整理和比较研究。其他吴方言文献虽远不如上海话丰富，不过，近年来也陆续得以利用。丁锋（2005）、王福堂（2008）先后以《宁波方言的字音》（The Ningpo Syllabary， P.G.von Mllendorff1901）卷末所附绍兴4000字音为研究素材，探讨自清末到现代绍兴方音演变的轨迹。刘镇发（2006）整理《温州话入门》（Introduction of the Wenchow Dialect， P.H.S. Montgomery1893）音系，比较今音，得出温州话在过去一世纪的元音推移。张雪（2015）以罗马字温州土白《新约全书： 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William Eduard Soothill1894）为语料，考察了清末温州方言音系。阮咏梅（2015）整理了罗马字台州土白《新约全书》（William D.Rudland1897）音系，并对比今音，探讨台州话近一百多年来的演变。蔡佞（2018）则考察了罗马字苏州土白《马可福音》（1891）中的介词。此外，郭红（2009）介绍了《上海土音字写法》（Tarleton Perry Crawford1855）中传教士高第丕创制的方言拼音体系。
从以上可见，目前以粤、客、闽、吴等南方方言中某部文献为研究对象所出成果中，虽有少数以方言土白《圣经》译本为研究对象，但大多致力于传教士方言学著作的研究，如课本、词典、字典、语法著作等，尤其是各方言中常见也十分重要的著作，如粤语《粤语速成》、客家话《启蒙浅学》《客话读本》、闽语《汕头话读本》《廈英大辞典》、吴语《上海方言口语语法》《土话指南》等文献。以它们为语料，开展方言音系、词汇研究的居多，特别是音系整理及演变研究，而语法研究成果不多。据此来看，不断发掘或披露新的传教士汉语方言文献，特别是珍稀文献仍是这一领域需要努力的方向，同时，对现已披露的文献也有必要做更广泛的研究，以便能更好地展示不同文献对同一语言现象的互补或互证关系，对文献所见方言的语言学研究价值，除语音外，词汇和语法方面的研究仍须加强。
四、 比较研究
相近年代的文献丰富，为两部或多部文献开展比较研究提供了条件，对比研究可以明确文献语料的方言归属，或从文献的互补或互证作用中更好地观察方言特征，同时也可以开展文献所见不同方言间的对比考察。
（一） 西西对比研究
对比考察两部或多部西洋传教士文献语料所呈现的语言特征确认语料的方言归属，也便于更好地开展综合运用。马重奇（2014c）对《福建方言字典》（1831）和《福建漳州方言词汇》（1838）两种文献的方言音系进行了对比，得出它们分别反映了19世纪初叶漳浦方言音系和芗城方言音系。马重奇（2014d）比较分析了19世纪80年代四部传教士汕头方言著作音系，得出这些著作非汕头单一方言点音系，而是反映了以潮汕方言为基础的综合音系。马重奇（2014e）对《中西字典》（Chinese Romanial Dictionary of Fromosan Vernaolar， Geoge Leslie Mackay1891）与《厦门话字典补编》（1923）音系进行对比，得出《中西字典》所反映的是19世纪末叶福建厦门方言音系。马重奇（2014f）对比了19世纪西方传教士编撰的三种漳州方言辞书（《福建方言字典》《福建漳州方言词汇》和《荷华文语类参》）的音系，指出，第一种文献反映了漳浦方言音系，第二、第三种反映了漳州府芗城方言音系。马重奇、马睿颖（2015）对比了《中西字典》（1891）、《厦门音的字典》（John van Nest Talmage1894）、《厦门音新字典》（A Dictionary of Amoy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Chin-chiu， Chiang-chiu and Formosa， Weilin Gan & William Campbell1913）、《厦门话字典补编》（1923）等四部西方传教士编撰的厦门方言字典的音系。马重奇、马睿颖（2016d）对比了《潮州话初级教程》（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 Williams Rean1841）、《汉英潮州方言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w Dialect， Josiah Goddard1847）、《汕头方言初阶》（A First Lessons in the Swaton Dialect， A.M. Fielde1878）等三种美国传教士编撰的潮汕方言著作的方言音系，得出均非汕头或潮州单一的方言音系，而是以潮汕地区方言为基础，吸收潮州、海丰、揭阳、潮阳、汕头、澄海等方言韵类的综合音系。马重奇、马睿颖（2016b）对比了130年前荷兰汉学家编撰的《厦荷大辞典》（1882）和《荷华文语类参》（四卷1884—1890）的音系，得出两部词典准确记录了130年前福建厦门和漳州方言音系的音值的结论。马睿颖、马重奇（2017）比较了19世纪西方传教士编撰的漳州、厦门、泉州、台湾和潮汕等地十余种文献，如，《福建方言字典》（1831）、《福建漳州方言词汇》（1838）、《厦英大辞典》（1873）等的声调系统。石佩璇（2016）对比《客话读本》（1929—1930）、《启蒙浅学》（1879）中的差比句、反复问句和带“得”能性结构三个语法项，得出《客话读本》文献所反映的语言为以百年前梅县、五华为代表的梅江、东江流域客话。
（二） 中西对比研究
将同一方言相近年代的西洋传教士文献和中文文献进行对比，既可以对方言面貌进行互证，也可以充分利用中西文献的不同特点，发挥各自的价值。马重奇（2016）将150年前泉州方言中文文献《汇音妙悟》（1800）和西文文献《厦英大辞典》（1873）的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这种对比对古泉州方言音系构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马重奇、马睿颖（2016e）对比中文文献《建州八音字义便览》（1795）和域外文獻《建宁方言英汉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kien-Ning Dialect， W.C.White1901）的音系，并与现代闽北六个方言点进行对比，得出中西两种闽北方言文献反映了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闽北建瓯方言音系，中文文献对古建瓯方言音系的构架有着重要贡献，西文文献对古建瓯方言音系的音值构拟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亦可窥视两百年来建瓯音系的演变轨迹。马重奇、马睿颖（2018）比较了清末民初潮汕中西闽南方言辞书，如《潮语十五音》（1911）、《击木知音》（1915）、《潮声十七音》（1934）和西文《汕头方言音义字典》（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M.Fielde1883）、《汕头白话英华对照词典》（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Swatow， William Duffus1883）等五种的音系。马睿颖、马重奇（2016）对比了清末民初台湾地区三种中西闽南方言文献[中文文献《台湾十五音字母详解》（1895），西文文献《中西字典》（1891）、《厦门音新字典》（1913）]的音系，指出这三部文献的音系对导致台湾地区“混合腔”乃至“漳泉滥”的发展起着重要影响。
（三） 同文异言对比研究
在利用西洋传教士文献开展比较研究中，同文异言尤其值得重视。同文异言，指的是内容相同，但有不同方言版本。如《官话指南》（初刻本，1881），有沪语版《土话指南》（第二版，1908）、《沪语指南》（曹菊人，1908），粤语版《粤音指南》（一、二卷1895，三、四卷1910）、《订正粤音指南》（1930）等。同文异言，对于跨方言的对比研究和通过对比观察某一方言的特征尤为重要。林素娥（2011，2015）通过《官话指南》和《土话指南》的对比考察，得出百年前上海话较同时期官话具有更强的受事话题化倾向、处所宾语前置倾向等句法特征。大西博子（2016）通过观察《土话指南》与《官话指南》的对应关系，考察了上海话中的指示词。林素娥（2019a）对比《土话指南》和《官话指南》中位移事件的表达结构，得出二者位移事件词化类型的同异。而张美兰（2017）对《官话指南》（六种）异文（即本文所说的“异言”）进行了词汇和语法的全面比较，也是同文异言跨方言对比研究的第一部重要成果。
尽管同文异言对于跨方言对比研究十分重要，但目前对这一研究仍不够重视，研究成果也不多。游汝杰（2002）19指出：“《圣经》的方言译本内容完全相同，翻译事工非常谨慎严肃，因此可以逐词比较词汇、逐句比较句法。就此而言，没有别的文献材料的价值会超过《圣经》的方言译本。”“不仅对于研究方言历史是极宝贵的文献资料，而且也便于各地方言的比较研究。”在具体研究上，仅林素娥（2019c，2020）利用《路加传福音书》的吴语五个地点方言土白译本（即苏州话1922、上海话1913、宁波话1853、台州话1908和温州话1894），考察了19世纪吴语五地位移事件的词化类型特征，并讨论了吴语内部词化类型的差异。除此以外，还未见以方言土白《圣经》译本为语料开展跨方言点或跨方言的语言学对比研究。
此外，还有不少同文异言类文献有待利用，比如《上海土白初学》（1855）与《宁波土话初学》（1868）为同文异言，《语言自迩集》（散语章）（Thomas Francis Wade初版1867）与《温州话入门》（1893）中Forty Exercises（散语四十章）、粤语《散语四十课》（包尔腾1877）也是课本类同文异言，《天路历程》也有不同方言译本，如苏州话译本（1906）、粤语译本（1870）等。传教士们不仅将同一课本和教义阐释类书籍翻译为不同方言形成大量同文异言类语料，还编写了大量词典，这些词典大多为英语与方言对照类，如《宁波方言字语汇解》（1876）、《英沪词典》第二版（1913）、《英粤词典》第七版（1907）、《建宁方言英汉字典》（1901）等。这些词典不仅可用于跨方言词汇、词法对比研究，且词典中收入不少短语或语块，因此也可以进行跨方言短语或句法对比研究。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有待系统整理并加以利用。
当然跨方言对比研究，也无须要用同文异言类语料，还可以是年代相近的不同方言文献进行对比考察。杜晓萍（2011）选取《福建漳州方言词汇》（1838）、《厦英大辞典》（1873）等七部19世纪传教士编撰的闽南方言文献，分别考察了当时厦门、漳州、漳浦、泉州等四个地方方言词汇系统的历时演变并做共时比较。Yiu（2014）对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官话、吴语、粤语、闽语和客家话文献[其中客家话文献为《启蒙浅学》（1879），粤语文献为《耶稣言行撮要俗话》（1863）]为语料，对各方言位移事件表达结构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对比考察，并对比今方言，得出早期方言位移事件词化类型虽然具有动词框架和卫星框架特征，但更接近动词框架，而近一百多年来卫星框架特征得以发展，不过，汉语方言位移事件词化类型的演变速度不同，其中吴语最快，粤语最慢。姚玉敏（2015）以19世纪、20世纪初的早期粤语和早期官话为语料，考察两者位移事件表达结构，得出两个早期方言比现在更倾向用动词表达路径、更接近动词框架语言的结论。
五、 综合研究
以两部或多部甚至数十部同地点不同年代的文献为语料，开展早期方言特征或系统研究，或者对比今方言，考察其历时演变研究，本文拟与对单一文献或多种文献的对比研究区分开来，称之为综合研究。综合研究已成为当前传教士方言文献语言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成果颇丰。就研究内容来看，既重视语音史，同时也在方言词汇史和语法史研究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就研究方法来看，既有以传统的语文法为主，梳理多种文献的语料，尽可能詳尽地描写语言现象，并探讨演变规律的，也有建立早期文献语料库，利用语料库的查询、筛选、排序和统计功能开展研究的。就理论框架来看，大多在历史比较语言学视野下，对比早期与今方言，开展方音、词汇和语法乃至字形的演变研究，不过，也呈现出研究视角的多维化倾向，如利用历时类型学开展方言语法研究，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解释语法演变，结合实验语音学研究方音演变，从语言或方言接触视角观察早期方言词汇和语法现象等，这些研究理论的运用自然可为传教士文献的语言学研究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实现更大的价值。
利用传教士粤方言文献或结合早期粤语中文文献开展粤语近一百多年来的演变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既有综合性的，即对粤音、词汇和语法面貌及其演变进行全面探讨，如陈咏沦（2002）利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传教士粤方言文献，考察该时期粤音、词汇及语法的面貌，并对比今粤语，探讨粤语近百年来的变化。不过，大多是就粤语某个语言特征或子系统进行深入研究。语音上，如施其生（2004）利用两部教材[粤语速成（1888/1907）、How to Speak Cantonese（1912）]对一百年前广州话的阴平调进行了深入考察。李蓝（2007）介绍了《广东省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R.Morrison1828）、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E.C.Bridgman1841）等四种早期传教士粤语文献中的粤语音系，并讨论了这些书中使用的记音符号、记音方法等问题，并比较今粤语著作后肯定它们对粤语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词汇上，如黄小娅（2000）以《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广州方言词典》（W.Lobscheid1871）、《学生粤英词典》（B.F.Meyer & T.F.Wempe1935）等三部传教士文献与今广州方言词典进行对比，考察了近两百年来广州方言词汇和方言用字的演变。黄小娅（2001b，2005）则先后考察了近百年来广州方言异序词的演变和广州话中常用口语词“掂”的词义演变和书写形式。林茵茵（2012）以《中文读本》（裨治文1841）为基础语料，参考《散语四十章》（1877）、《广东新语》（屈大均1687）和《广东俗语考》（孔仲南1933），考察广州方言词汇三百年来的历史演变。语法方面，则集中于指示词、虚词、句式等。如，竹越美奈子（2005）通过分析37部广州话历史文献详细描写“个”（阴去调）发展为“嗰”（阴上调）的过程，并解释其演变动因为： “个”因区别意义的需要而高升变调，并从“个个”（远指词+量词）词组中的远指词开始进而扩大到所有的远指词。张洪年（2006）也考察19世纪多部粤语教材中的远指示词“个”后得出其声调从阴去变读阴上，区分语法功能，是后起现象。郭必之、片冈新（2006）利用The Beginner's First Book in the Chinese Language（Canton Vernacular， T.T.Devam1847）等13种传教士文献和3种粤人文献考察了早期广州话完成体标记“哓”的来源与演变。金桂桃（2018b）也考察了19世纪以来广州话完成体标记“了”“哓”“唨”的发展。竹越美奈子和横田文彦（2007，2010）先后考察了“喺”的历史演变和表动作起始点的“喺”。姚玉敏（2007，2008）结合早期粤语文献对粤语“翻”及相关现象和开始体“起上来”的产生进行了研究。片冈新（2007）对19 世纪粤语kaai字处置句、Yiu（2010）对早期粤语中的“畀”字句和金桂桃（2019）对19世纪以来广州方言有标记被动句等进行了研究。黄海维（2005，2007）利用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16种中西粤语文献（其中大多为西洋传教士文献），建立早期粤语疑问句语料库，对粤语是非问句、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和反复问句的句式，语气助词、疑问代词、析取连词和否定词等进行了共时描写和历时演变研究。丘宝怡（2007）利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24种早期粤语文献（其中大多为西洋传教士文献），考察了早期粤语选择问句析取连词“嚊”“嚊系”的语音、语法和语用特征，并分析了“嚊”使用情况的变化。伍巍、陈卫强（2008）以《粤语速成》（1888/1907）、《俗话倾谈》（1870）为语料，考察了一百年来广州话反复问句演变过程。金桂桃（2016，2017，2018a）先后考察了19世纪以来广州方言“乜”系疑问形式、选择疑问句和正反问句的发展演变。杨敬宇（2006）以清末中西粤语学话课本为基础语料，同时结合粤讴作品、俗话作品和粤语土白《圣经》译本、木鱼书等文献，考察了清末粤方言语法及其发展研究。竹越美奈子（2011a、2012a，2012b，2012c，2012d，2012e）考察了早期粤语中“的”“个”“yes/no疑问句”和“在”的变迁、选择疑问句等。金桂桃（2017）考察了19世纪以来广州话“量+名”结构的发展。姚玉敏（2019）利用四个粤语语料库，其中两库包含14份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传教士文献，得出粤语“得”表“只有”义来源于句中的限制成分。此外，一些学者对粤语传教士文献的语体、用字和拼音系统开展了研究。竹越美奈子（2013，2015）先后讨论了早期粤语资料的语体。黄小娅（1999，2000，2001a）先后考察了一百多年来广州方言训读字和方言用字的演变。帕维尔·玛突来维切（Pawel Matulewicz2005）考察了粤语特殊方言用字，竹越美奈子（2006）则对粤方言俗字“嗰”的演变进行了考察。片冈新、李燕萍（2009）介绍了19世纪末粤语罗马拼音系统即标准罗马方案。
利用客话传教士文献开展语言系统综合性研究的有，Chappell和Lamarre（2005）利用瑞士巴色会馆所藏晚清文献，整理了早期客家话的语法和词汇。庄初升、黄婷婷（2014）以《启蒙浅学》（1879）为主要语料，对19世纪香港新界客家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描写，并对比今客家方言，考察新界客家话一百多年来的演变，探讨了巴色会客家方言文献中的方言用字情况。除以上专著外，Lamarre（1995）考察了客话《新约圣书》（1923）及《客家社会生活对话》（Harles Rey1937）两书所见动词后置成分“倒”（上声）的用法。张双庆、庄初升（2001）以多部巴色会出版物为语料，考察了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话的否定词和否定句及其演变。庄初升（2016）利用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客家方言罗马字拼音文献做旁证，讨论了部分客家方言点中古见组合口字今读唇化软腭音声母属于最早的层次。早期东南方言中除闽语之外可能普遍存在kv组或kw组的唇化软腭音声母，这在东南方言的语音史研究中要特别引起注意。刘镇发（2011），李惠萍、庄初升（2015），庄初升、李惠萍（2017）等先后探讨了客家话过去130年间的用字演变和罗马字拼音方案。
对闽语传教士文献开展语言系统综合性研究主要集中于文献丰富的厦门和福州两个方言点。如李如龙、徐睿渊（2007）、徐睿渊（2008，2010a）利用《厦英大辞典》（1873）、《翻译英华厦腔语汇》（1853）、《英华口才集》（1871） 三种文献，考察了厦门方音、词汇系统一百多年来的演变发展。陈泽平（2010）利用《福州的中国话》（1856）、《福州方言拼音字典》（1870）、《榕腔初学撮要》（1871）、《福州方言入门二十课》（A Manual of the Fechow Dialect in Twenty Lessons， C.S & A.E. Champness， 1904）、《英华福州方言词典》（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Fechew Dialect， T.B. Adam1891）、福州方言《圣经》译本（1908）等各类传教士文献，全面系统地阐述了19世纪福州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及其演变规律。开展闽语专项研究，则大多为语音和词汇研究成果，语法研究成果较少。马重奇（2015a）对比了19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编撰的四部厦门方言辞书的音系，并与卢戆章、罗常培、周长楫厦门音系比较，得出一百多年前厦门方言音系与现代厦门方言音系之间的差异。陈泽平（2002）利用《福州方言拼音字典》等一批反映19世纪福州方言的英文资料，描写了当时的福州话声韵调系统以及语流音变的情况。戴黎刚（2016）利用《福州的中国话》《福州话拼音字典》等五种传教士文献，考察19世纪福州话的声母类化。徐宇航（2018）利用12种传教士文献和同时代的多种地方韵书考察19世纪潮汕话语音，并与今音比较，探讨潮州方言一百多年来的音韵演变。徐宇航、张凌（2018）结合语音实验与19世纪罗马字材料，研究潮州方言鼻音声母的声韵搭配规则、去鼻化音变及其与层次叠加形成的复杂音类。这些论文和专书对厦门、福州和潮汕方言音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张坚（2018）以19世纪传教士潮州方言罗马字为语料，结合田野调查，利用Access数据库，通过对Swadesh200核心词进行统计分析，探讨潮州方言一百多年来核心词汇的演变及其规律。曹茜蕾、贝罗贝（2007）选取了四部由在菲律宾的多明我会（Dominican）和耶稣会（Jesuit）传教士编辑整理的闽南方言文献，如Doctrina Chi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1607）、Arte de la lengua Chiō Chiu（1620）、Bocabulario de la lengua sangleya（1617）、Dictionarium Sino-Hispanicum（1604）等，与本土文献《荔镜记》（1566，1581）共五部，考察了近代早期闽南话（16世纪到17世纪早期）三类分析型致使结构： “乞”字式、“使”字式和“赐”字式，并指出三类结构实为三种不同语义类型的致使结构。拼写系统方面，传教士用罗马字拼写闽南语称之为“白话字”，黄典诚、李乐毅（1992），黄典诚（1992）介绍了教会罗马字，并从闽南的“白话字”谈拼音文字的优点。庄初升、陈晓丹（2009），季明霞（2018）则对19 世纪以来潮汕方言的罗马字拼音方案进行了介绍。
吴语传教士文献的语言学研究，也大体可分为综合性研究和专项研究。对文献丰富的语言点如上海话和宁波话进行了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全面考察。如钱乃荣（2003）以《上海方言口语语法》（1853）、《上海方言短语集锦》（A Collection of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et， Systematicacly Aronyed， John Macgowam1862）、《松江话练习课本》（Leson on exercices de langue chinoise， Dialecte de Song-hiang， G.E. Morrison1883）等10余部传教士文献，包括上海方言语法著作、课本、词典、字典、土白《圣经》译本以及日本学者编写的课本等为研究对象，详细而又系统地考察了上海话一百多年来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演变。“《上海语言发展史》是至今第一部系统而全面的方言史。”（朱晓农，朱琳2005）钱乃荣（2014）列出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上海话文献书目（西方傳教士上海方言文献40种、日本学者文献12种以及其他上海话文献），并逐一介绍了22种传教士文献。以这些文献为语料，开展上海话语音演变和语法特别是在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句法研究。陆铭（2004）则利用《宁波方言字语汇解》（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bo Dialect， William T. Morrison1876）和《宁波方言便览》（The Ningbo Colloqinal Handbook， P.G. von Mllondorff1910），整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宁波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并对比今宁波话，探讨宁波方言的演变。
就某个语言特征或子系统进行的专项研究有以下成果。高云峰（1996）利用早期传教士多部文献考察了150年来中古咸山摄舒声字在上海话中的语音变迁过程。游汝杰（1998）考察了《上海方言口语语法》（1868）、《上海方言词汇集》（1869）、《上海方言短语集锦》（1862）、《上海方言常用短语》（Useful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act， with Index-vocabulary and Other Helps， Gilbert Mointosh1906）等八种课本文献中的塞音韵尾，得出西洋传教士将上海话的入声韵分为收-k尾和收-h尾两套，上海话塞音韵尾大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入喉塞尾。姜恩枝（2011）详细考察了14本传教士编著的上海话文献，探讨上海话一百多年来的音变，并参考Swadesh（1971）100个基本词汇，整理10本文献中的100个基本词汇。徐通锵（1991）、胡方（2001）、袁丹（2015）等先后利用《宁波土话初学》（1868）、《宁波方言字语汇解》（1876）、《宁波方言便览》（1910）、《宁波方言音节》（1901）等早期宁波话文献考察了宁波话一百多年来的音变及其演变过程。郑张尚芳（1995）利用《温州话入门》（1893）及赵元任的调查，比较新老派记音，考察了温州方言近百年的语音变化。张雪（2015）通过罗马字温州土白话《新约全书： 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1894）与温州方言韵书《温州音识字捷法》（1913）的比较，得出了早期温州话音系，并比较当代吴语瓯江片六处主要方言语音，指出百多年间温州方言系统中声母系统和韵母系统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声调没有太大变化。方婷（2002）整理了金华土白《约翰福音》（1866）、《马可福音》（1898）的声韵系统和同音字表，探讨19世纪金华方言的语音特点，并对比今音，挖掘其音变特点和规律，整理出了文白异读对照表和代词系统表。
词汇方面，王一萍（2014）以《上海方言口语语法》（1868）及《上海方言词汇集》（1869）、《法华字汇》（1905）、《土话指南》（1908）、《中日会话集》（丁卓1942）等多部传教士文献和东洋学者文献为语料，对19世纪上海话常用动词，如，“吃”“打”“话”“讲”等进行了考察，并分析烹饪方法、头部、手脚、身体动作、物态变化类动词等，还讨论了“拨”“落”“脱”的语法化过程。传教士文献的语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虚词、指示词和句法结构等方面。钱乃荣（2004）利用多部早期上海话课本文献语料和今上海话对比，探讨了上海方言160年中现在完成时态的消失过程。游汝杰（2006）考察了19世纪中期上海话中的后置处所词。林素娥（2015，2017）先后考察了一百多年前宁波话连介词“等”的用法及成因和早期上海话致使、被动标记。阮咏梅（2018b）利用台州话《马太传福音书》（1880）、《新约全书》（1897），从历时演变角度考察了台州方言的处置式、被动式、致使式语法标记等。林素娥（2018b，2019b）探讨了上海话否定词和吴语“没有（无）”类否定词的类型及演变。钱乃荣（2014）考察了上海方言定指指示词“箇个”的发展过程。林素娥（2018a）描写了传教士文献吴语指示词“箇”语用功能，并结合类型学理论讨论中性指示词“箇”的形成过程。林素娥（2013）考察了吴语上海话、宁波话和温州话文献中的“顺行结构”，林素娥（2014）观察到传教士宁波话文献中的“还是”差比句，并结合今方言调查对这类差比句进行了描写和探源，林素娥（2014a，2014b）分别考察了19世纪以来吴语反复问句类型和“有VP”句的演变。林素娥（2015）基于早期西儒文献考察了包括基本词序类型、疑问句、前后置词、双及物结构、动补带受事等句法结构的类型及其演变。阮咏梅（2018a）利用台州话土白《圣经》译本考察了早期台州话的话题结构和动宾补结构。此外，胡婷婷（2017），袁丹、胡婷婷（2019）等文则就土白《圣经》译本的语料性质进行了讨论，以温州土白《马太福音》（苏慧廉1894）和《温州话入门》（1893）为语料，指出温州方言语料中的杂合成分，并分析其成因。
以上对文献所开展的研究，大多进行的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历时类型学的研究，以探讨方言系统、子系统或某个语言项目的历时演变，不过，传教士方言文献不仅记录了当时各地方言的面貌，可用于方言演变史研究，同时它们也见证了方言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因此部分传教士文献特别是词典记录了不少外来词或借词，研究借词在方言中的语义类别、翻译方式和书写形式等对语言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张洪年（2000）先后考察了早期粤语中的借词现象。张荣荣（2015）利用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编写的七种粤语文献，分析其中音译词的五种用字现象，探讨其对现代汉语音译词的影响，对英源音译词正本清源，理清其早期存在形态，产生、消亡的原因及规律，供当今音译词研究借鉴。马睿颖（2009）以《福建方言字典》（1831）所收录的借词为例，分析了麦都思对音译、意译及半音半意方法的使用规则。徐睿渊（2016）以《厦英大辞典》（1873）为语料，从来源、借入方式、对厦门方言系统的影响等方面考察福建厦门方言的借词，并比较现代厦门方言，展现百年来厦门方言借词的变化。尽管如此，从语言或方言接触角度开展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如吴语传教士文献词典《宁波方言字语汇解》（1876）、《英沪词典》第二版（1913）中也都有不少外来词。不过，仍未对类似语料加以利用。
六、 結语
综上可见，以西洋传教士方言文献为语料开展南方汉语方言史研究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较快，研究成果也蔚为可观，不过，仍存在一些空间有待加强或进一步发展。
目前不仅对文献丰富的方言，如上海话、宁波话、厦门话、福州话、潮州话、新界客家话、粤语等方言都已有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对于文献欠丰富的方言点，即使一般只有方言土白《圣经》译本可用，大多也已归纳出其音系，并开展音变规律的研究，有些也涉及语法研究，如五经富客家话、莆田话、金华话、台州话等。由此可见，利用传教士方言文献开展方言史研究已得到学界足够重视，也充分表明它对于汉语方言史乃至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不过，从文献的利用来看，目前的研究大多立足于常见的重要文献，而一些珍稀文献的利用率不高或仍未被利用，特别是编写或出版年代较早的文献。如上海话《油拉八国》（1834）、《上海土白入门》（Clevelard Keith1855）等、宁波话Ih-peng shü（W.A.Russell1851）、Iu-dong tsu-hyiao（H.S.C.Nevius1859）等大量课本类文献仍未得以利用。因此仍有必要进一步搜集整理并加以利用。
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对方言史的研究虽已覆盖语音、词汇、语法乃至书写形式，不过，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偏重于语音，对词汇、语法和书写形式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从研究的理论视角来看，尽管以历史比较法为基础理论开展方言史研究确实是进行传教士方言文献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但仍有必要继续加强对文献进行多维视角研究，特别是语言接触理论和历时类型学理论。前者有助于我们观察那些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期间方言或语言接触频繁地点方言的形成情况，比如，上海话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苏南浙北大移民，随大量移民而来的是方言之间的强烈接触或冲击，从方言或语言接触角度能更好地观察文献中与之相关的语言现象。如林素娥、徐美红（2012）利用早期上海话文献从方言接触角度考察了上海话“阿”字疑问句的借入、扩散和消退过程及其影响机制。而后者一方面为方言演变研究提供语言类型学的视角，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开展对比研究。语言类型学强调跨语言或方言的对比研究，而目前就传教士方言文献开展对比研究特别是跨方言对比研究仍十分薄弱，如Yiu（2014）以Talmy（1985，2000）提出的位移事件词化类型理论为依据利用早期文献所开展的跨方言位移事件及其演变研究。林素娥（2020）就吴语内部位移事件词化类型的对比研究等。语言类型学视野也有助于推进对文献开展方言与其他语言的对比研究。不少传教士文献特别是课本类以英语、法语或葡萄牙语等分别与汉语方言的双语形式进行编排，这样的编排形式便于我们利用文献进行跨语言对比研究。林素娥（2018）观察到上海话、宁波话课本文献中“一量名”短语对应于英语“the+名词”或法语“le/la+名词”结构，即“一”在早期上海话中可有条件地表定指，尽管今上海话中仍有这种用法，但早期文献中表定指的用法更为常见，其语用功能也更发达，这在世界语言中具有特殊性。一般定冠词来自指示词，而早期上海话表不定指的“一”也可用来表定指，为讨论世界语言中定冠词的来源提供了新的来源类型。因此，从语言类型学角度加强文献的跨方言和语言的对比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文献的语言学价值。
从研究方法来看，立足文献开展方言史研究，自然离不开语文方法、共时和历时的比较研究，前者对文献进行细致的整理，并就所研究语言现象进行详细准确的描写，后者通过共时同质或异质语料的对比，进一步确定语料的性质，以便在历时比较研究中更好地加以利用。不过，要对语言现象进行准确的描写需要尽可能做到穷尽式的描写，以避免“传统例证法”所存在的“随意引证”的缺陷，“要对语言现象的随机性加以‘管束，只有坚持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作定性分析”（蒋紹愚1993）。这也要求对文献进行语料库建设，结合语料库的查询、筛选、排序和统计功能开展研究。尽管早期文献的语料库建设和研究工作已开始，如早期粤语口语文献资料库（Early Cantonese Colloquial Texts： A Database， HKUST）已做了很好的尝试，不过其他方言早期文献语料库仍有待建设，这也将会为开展传教士文献的语言学研究提供更好的平台。
此外，传教士方言文献中的课本类、词典乃至语法著作等本为方言习得或学习的成果，目的也是用于习得。文献的编写者亲身经历了习得某方言的全过程，熟知习得的难点和重点，且大多具有很强的语言学能、丰富的元语言知识和语言学习策略等，由他们编写的方言教材以实用为导向，注重培养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特别是口语交际。不过，目前从语言习得或教学角度开展传教士方言文献研究仍未得到重视，研究成果极少。仅王澧华、吴颖（2016a，2016b）收入的两篇论文是从教学角度考察传教士吴方言教材，分别为《上海方言教程》（F.L Hawks Pott初版1907）研究和《温州方言入门》（1893）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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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文学院 上海 200444）
（责任编辑 马 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