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桂治
摘要：《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首次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最常用的15114个词语（17092个义项）。其出版意义重大，标志着我国中小学语文词汇教学有了可量化的标准。《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从研制理念、研制方法和体例三方面构建了学习性词表研制的新范式，在语文教学、教材教辅读物编写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也是词汇语义研究、其他学习性词表研制的基础性资源。
关键词：词表学习性义类法
长期以来，在词表研究领域，通用性词表、对外汉语学习词表的研究较多，成果也较为丰富，但供义务教育使用的学习性词表却长期缺位。早在20世纪30年代，叶圣陶先生（1936/2015）就看到了语言统计对教材编写的价值：“编辑课本从统计词和句式入手，诚然麻烦。然而读者读了这样编成的课本，可以到处应用，不至于把拿到手里的工具随便丢开。”到60年代，吕叔湘先生（1983）也说：“谈到语言教学的研究，我觉得有许多基本工作没有做，……比如关于词的出现频率的研究就很重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几十年前就有人做这种统计。这种材料对编教科书编词典都很有用处。我们现在编小学课本就只能靠主观想象。要编小学生用的字典词典，收哪些字和词也只能凭‘估计。”张志公先生（1985）对词表的呼吁最为急切：“词汇，似乎还没有一份适应教学用的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要赶紧搞这么一个表出来。……之后，还要根据难易，根据需要，排好次序和进度，定出各个学习阶段掌握这些字和词的深度和熟练度。”到90年代，张先生（1996）仍在为此忧心，再次强调了科学统计之于语文教育的意义：“我们语文教育研究了这么多年，有统计数据吗？……一部语文教材中，总共有多少个印刷符号？有多少个成语？词汇量是多少？出现频率是多少？……我们的语文教学，吃亏就在于没有科学性，没有真正的深入调查研究，随意性太强。”
词表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显而易见，学界关注度也高，但具体研制工作却一直悬而未决。直到21世纪初，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十五”科研规划及项目指南指出，要“研究中小学语文教育问题”，要“完善基础教育、扫盲教育、对外汉语教学用的字表、词表等”，并将“汉语母语教育基本字表、词表”列为重点项目。2011年以来，“基础教育学习性词表的研制”“《基础教育学习性词表》的分级、验证及推广”相继立项，正式启动基础教育常用词表的研制工作，也才有了今天所见的《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以下简称《义教词表》）。
《义教词表》首次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最常用的15114个词语（17092个义项），并为词语做了分级。作为我国官方发布的母语教学的第一个词表（草案），它“是国家语委科研和规范标准研制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语言文字工作服务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具体实践”（田立新），“体现了国家语委主动为教育服务的意识，体现了大学和语言学学者主动为基础教育做的努力”（李宇明），“标志着我国面向中小学汉语母语教学从此有了量化的标准，对语文教育及语文教材编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于殿利），“填补了我国义务教育词表研制的空白”（杨斌）。[1]
《义教词表》的出版，非一日之功，而是主编苏新春教授及其团队多年来在词汇、教材等研究领域探索的结果，融合了苏新春教授从《现代汉语词典》研究、教材语言研究、现代汉语通用词汇量与分级到《现代汉语分类词典》研制、现代汉语多义词词义自动标注研究、基础教育学习性词表研制等多个课题的结晶。《义教词表》对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学的价值自是毋须赘言，而其构建的学习性词表研制新范式更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本文从研制理念、研制方法、词表体例三个方面对其特征加以评析，并对其未来的推广、应用前景提出展望。
一、理念创新：基础性与学习性的提出与践行
词表，是研究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满足某种需求，以不同理论为依据、运用不同方法而构建的一个有序的“词语集”。词表研制，首先要明确的是它的目标。是为人服务，还是为计算机服务？是为成年人服务，还是为少年儿童乃至幼儿服务？《义教词表》在名称上即鲜明指出了它的服务目标——义务教育。再具体一点说，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义务教育是我国的基础国民教育，以适龄儿童、少年为教学对象，学习者年龄约在7岁至16岁之间。基于此，《义教词表》在研制理念上凸显了两大特征：基础性与学习性。“基础性”显示了它服务对象的特征，是母语教学，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孩子;“学习性”显示了它与“通用性”的关联与分离，是在“通用性”基础上的、符合中小学生“词汇习得”规律的。“基础性”是前提，“学习性”是核心，二者相辅相成、相融相通。
长期以来，现代汉语词表研制非常注重词语在语料特别是大规模语料中是否“常用”，是否具有“高分布度”，但模糊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词表：通用性词表和学习性词表。苏新春教授（2011）讨论字表时明确提出“学习性字表和通用性字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字表”，并指明二者的区别在于“语料对象、研制方法、承担的功能”三方面。事实上，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词表。在后来出版的《词汇与词典的计量研究》（2013）中，他指出：“通用性词表反映社会言语交际活动中词语运用的情况，学习性词表反映的是学习者的学习内容和要求，要在特定环境、通过特定教学手段达到預定教学目的的词语集。”这是学界首次对两种词表做出清晰的界定。
将“通用性”与“学习性”剥离，在词表研制历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值得称道的是，它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在《义教词表》的研制中践行。《义教词表》的定位十分清晰，是面向母语学习者的基础教育学习性词表，承担着反映从儿童到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所需要认知的世界及其语言表征的功能。其学习性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注重儿童语料的使用。在通用语料的基础上使用了500万字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语料库”、800万字的“中小学学科教材语料库”，区别于通用词表更注重的社会用语语料。这些语料是观察中小学生用字用词特点的重要资源。
第二，收词的规范性、通用性、适用性。收录“普通话的通用词”“语文词”“有正式书面语语体色彩的规范性词语”“符合中小学生学习需要与特点的词语”，同时“注重收录有助于提高学生词语运用能力、提高传情表意效果的同义词、近义词及反义词”“注重收录有较强表现力、较高稳定性、较广使用范围的成语”，等等。这些收词标准的实质，就是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范围内，实现词汇学习的规范性与适用性。
第三，有限的词量。词量非唯数量论，而是综合“义务教育阶段语文学习任务所应掌握的语义表达范畴、现有语文教材及长期教学经验中总结出的词汇教学量、教材词汇的常用频率”（苏新春2017）等因素确定，既将词语控制在有限的数量范围内，又符合中小学生词汇学习实际状况，并满足中小学生词汇学习需求。
第四，科学的词语分级。根据不同年级、不同程度的学生的词汇认知规律，长期以来教学与使用教材的经验，常用度高低的排列顺序，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表》的有机衔接等方面对词语做出等级划分。这对细化并落实语文课程标准的语言能力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提高语文教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大有裨益。
第五，统计分析与语义认知调查相结合的研制方法。使用了能真切反映学习者认知过程与认知规律的认知调查法、语义法，区别于通用词表更突出的频率统计法、分布统计法、使用度分析法。这是《义教词表》极为突出的特點，下文再专门论述。
二、方法创新：义类法与位序法的应用
收词和分级是学习性词表研制最重要的两项工作。《义教词表》在这两项工作中，创造性地使用了义类法与位序法，与频率、分布、使用度等统计方法形成了有效的互补，也进一步诠释了词表的“学习性”特征——语义认知观指导下的词汇分析。
（一）义类法：从语言到认知的桥梁
在以往的词表研制中，频率法、分布法、使用度是最常用的方法。它们重要吗？当然重要。这是揭示词语“常用度”高低最主要的指标。但它们都有使用上的局限性。频率的统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选取的语料，不同内容的选择、不同类型文本的比例、不同规模大小等都会对统计结果产生影响。“只有在具有大致相当的分布情况下才具有较好的参考性”，“使用度统计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冲淡频次信息的片面性，但它只适用于频次与分布差别不大的现象”。（苏新春2008）“分布统计法能更准确地显示词语的通用性、基础性、大众性”，但是，这解决不了学习性词表对“认知”的需求，也就是如何反映未成年人在母语学习过程中的认知规律。
义务教育是我国基础国民教育，是正式培养学习者“母语”语言能力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语言学习，要完成“第一语言和‘第一认知世界的塑形”，引导学习者的心智成长及综合素质培养。反映到词汇上，“需要学习的正是能体现中小学生认知需求与认知特点的词，能反映中小学生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学习的社会存在环境，有利于进一步掌握语言文字知识的必需储备”（苏新春2017）。《义教词表》提出的“义类法”，通过意义在语言与认知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外化了“中小学生的认知需求与认知规律”。它参照《现代汉语分类词典》（以下简称《分类词典》）的义类体系，按义项将词划归不同的语义类别，进而呈现学习者要掌握的语义世界。具体来说，体现在语义分布的周遍性与丰富性两个方面。
《分类词典》以83万余条词建构了整个现代汉语词汇语义系统。《义教词表》以语义表达范畴实现对整个词汇系统的覆盖，而不是依靠词量。据孙园园（2017）统计，《义教词表》收词只占《分类词典》的18%，但对《分类词典》一到五级语义类的覆盖率分别是100%、100%、984%、937%、565%。也就是说，《义教词表》的词在语义上覆盖了所有的一级类和二级类，以及三级类的984%，四级类的937%，五级类的565%。义务教育阶段是学习的初始阶段，“第一认知世界”塑形的阶段，要帮助学习者建立完整的语义体系。《义教词表》几乎覆盖了《分类词典》一到四级语义类的全部，覆盖面广，完整度高。以二级类“人”为例，《义教词表》从生物到家庭与社会、从外表到内在、从人与人的关系等多角度帮助学习者“完整”认识“人”，以“泛称、男人/女人、少年/老人、父母/子女、体貌、病伤/残孕、好人/坏人、英雄/常人、天才/外行、士农工学商、本地人/外来人、人际关系”12个三级类对上级义类“人”做周遍的切分。
除了语义分布的周遍性，《义教词表》还通过义类法满足了义务教育阶段词汇学习的丰富性。“在同一个义群的词汇中，随着描绘性的深化，语体由口语至书语，表意也越来越丰满、准确、细腻，承载的社会价值观念也越来越丰富。”（周思明2019）《义教词表》收词时，“注重收录有助于提高学生词语运用能力、提高传情表意效果的同义词、近义词及反义词”[2]，极大地增强了同一语义范畴的丰满程度。如，在“美丽”的语义范畴中，《义教词表》收录了76个词，从一级的6个、二级的18个，到三级的23个、四级的25个，数量逐渐增加，词语常用度逐次降低、难度逐次增加。同样形容男子的“高颜值”，从最通用、最普遍的“好看”，到指称性增强的“帅、帅气、英俊”，再到形容气度的“俊逸、仪表堂堂”，表达更为细腻、多样。这其实也是母语教育用学习性词表和汉语国际教育用学习性词表的重要区别之一，它对词汇表达的丰富性要求更高。
《义教词表》还创造性地将语义类与相对词频相结合，在同一语义范畴中，确定一个词的常用程度、难易程度。无论对收词还是分级，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指标。
（二）位序法：经验与科学的融合
词表与词集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词表具有内在的序列性。反映在学习性词表中，就是要划分词语等级，解决“先教什么后教什么”的问题。以往词表的分级，多以难易度为标准。难易度则多为常用度与主观经验相结合判定。如《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在研制的最后阶段就请了数十位有经验的教师来筛选，根据经验加以取舍。（刘英林，宋绍周1992）
《义教词表》的分级采用了多种方法，参考了词语的频率、频级、文本分布、同一义类中的相对词频，以及特别值得关注的“位序法”。频率、分布、使用度，都是我们熟悉的以数据统计发现词语使用规律的方法，固然有其重要价值。而“经验”如何在我们的研究中发挥科学的效用？“位序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答案。简单来说，教材往往凝聚了编写者历时多年的经验总结和心血结晶。尤其是使用范围广、影响力大的教材，大多是使用者的認可之作。这些教材对字、词学习顺序的编排是教材编纂者长期以来的经验总结，也凝聚了使用者的共识，对词语分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反映其编排顺序的客观指标，就是字、词的位序。它根据教材中词的首次出现情况来显示它在学生的认知过程中出现的早晚，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字、词的深浅难易及学习者认知的先后顺序。苏新春教授看到了这一指标背后的认知属性，并率先提出“位序法”，作为学习性字表、词表分级的依据之一。可以说，位序法是呈现教材语言分布状况的一种经验性的统计方法，以科学的计量手段，将经验量化、可视化。“与个人的经验判断相比，位序法能反映长期以来的教材编纂经验与教材语言的使用习惯”[3]，进而在学习性词表的研制中发挥作用。
三、体例创新：音序表与义类表的并行
《义教词表》的创举还体现在体例创新方面，首次采用了“主表+辅表”—“音序表+义类表”的形式编排，并通过义类编码相关联，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使用。
以往词表大多也采用音序的排列方式，但往往是先划分了等级，同一等级下再按拼音顺序排列，并带有词语的拼音、词性信息，如《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有的按频序编排，如《现代汉语常用词表》。《义教词表》“音序表”按音节划分模块，将全部15114个词语按拼音顺序排列，并提供词语的拼音、词级、词性，以及其在“义类表”中的编码。该表还注意到了细节的处理，对多义词与同形词、多音字、兼类词、成语等做了合理“加工”。如不区分多义词和同形词，“词形相同者归为一个”，像“花1”和“花2”，仅立了词目“花”，下辖4个子目（见表1）;“拼音与词类根据词义而定”，像“傲气”就根据其“自高自大的作风”义和“自高自大”义而分别标注“名”“形”;成语是“语”但非“词”，故无“词性”可言。
最特别的是每个词项所带的“义类编码”，它显示了词项的语义分类，起到了将主表和辅表相关联的作用。根据这个编码，可以按图索骥，找到词在“义类表”中的位置，并查询到与该词意义相近、相反或相关的词群。
“义类表”是《义教词表》最大的创新点。其突出价值在于：
第一，构建了义务教育阶段母语学习者的词义认知系统。“义类表”按《分类词典》的分类系统顺序排列，下辖9个一级类、65个二级类、550个三级类、1913个四级类，构成一个“宏观—中观—微观”有机联动的语义分类树。各词语之间不但具有横向的语义关联，还具有纵向的语义关涉。各种大小不同的语义场，纵横交错，层层相扣，便于学习者从整体上把握整个词义系统。难能可贵的是，研制者并未照搬《分类词典》的分类体系，而是根据词语的使用度、难易度做出取舍，并主张收词“与学生生活情感的认知及文化知识的学习同步”，以适应义务教育阶段学习者的认知需求。
第二，为词汇教学的开展提供了重要资源。词汇教学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尽可能高效地提高词汇量，丰富词汇表达;二是尽可能精准地辨析词语之间的异同。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实现词汇学习的“知、晓、用”。“义类表”直观呈现了词语所属的语义场及其与同一语义范畴内其他词语的语义关系，可作为教学资源供教师使用。一方面，可以通过同义、近义、类义、上下义、整体与部分义等语义关系建立词语联想，进行词汇集中教学;另一方面，可以在上述关系的语义场中比较词与词意义轻重、范围大小、语体色彩、感情色彩等方面的细微差别，加深学习者对词的认识深度。词语后面的数字提示词的等级，也便于教师在同一语义范畴内选择教学内容。可以预见，“义类表”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词汇教学中，必能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以义类归属的方式对词语做出间接释义。“义类表”显示了词语所在的一至四级的类名。“看到它的一级类名，就可以知道它最大范围的语义所属;看到二级类名，则可知道它次小范围的语义所属;看到三、四级类名，基本可知道它最小范围的语义所属。”（孙园园2017）如“差强人意”，属于有一定难度的书面语词，而通过它所在的“生物活动—心理活动—高兴满意—满意”四级类名，可以大抵知道它为“满意”义。由于这些类名几乎都是基本词、常用词，读者理解起来并不难。这对读者开展词汇自主学习、丰富自身词汇系统有重要价值。
关于《义教词表》的现有体例，这里提出一点意见与研制团队商榷。“等级”是《义教词表》极为重要的信息。不管是在音序表还是义类表中，都是附于词后，不同级别的词语混杂而列。换言之，现有体例未能清晰展示每个等级词语的整体面貌。在等级之下再按拼音排列，是否更为妥当？
四、未来展望：教育实践与学术研究
《义教词表》的出版可谓“千呼万唤”。甫一问世，就在学界、教育界、教材出版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它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语文词汇教学“教多少、教什么不教什么、先教什么后教什么”的难题，也为其他领域的学习性词表研制提供了新思路、新范式。由此，引申出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未来，我们如何应用以最大可能发挥它的效用？
首先，服务中小学语文教学。《义教词表》出版后，最大受益者首先是老师，其次才是学生。对老师而言，它是一部工具书，包含了常用词语的规范字形、字音，提示了词语所属义类及其与其他词语的关系，可供老师扎实语言文字功底之用;它还是一部教学参考书，是教师实施具体教学的主要依据，其分级有助于教师按学段有序进行词汇教学，能帮助老师明确每一学段词汇教学的目标、厘清词汇教学的内容，进而开展教学设计、实施教学活动、制订考试试题。对学生而言，它是一个蕴藏丰富的“词库”，还有着特别的“打开方式”——可以按等级逐级阅读，也可以按义类纵横关联，可作为同义词、反义词、类义词词典使用。
其次，服务教材与教辅材料编写，实现成果转化。教材词汇以何为选择依据？这一直是编写者头疼的问题。《义教词表》的收词、分级、语义分类，可为不同学段教材词汇的选取和编排提供科学依据。同样，它还有助于教辅材料的词汇练习编写，在学段范围内引导学生掌握规范的词音、词形、词性、词义。更重要的是，它对儿童分级读物编纂有重要价值。分级读物的关键在于词汇难度、主题深浅的分级。《义教词表》按少年儿童认知特點、词语难易度划分的等级，符合分级读物对词汇难度的分级需求。特别是“义类表”，以语义范畴划分词语，又标示了等级，便于不同主题相关词语的筛选、词语难度的掌控。词表研制者苏新春教授还在访谈中表示，未来《义教词表》可以按照词级形成分集版，补充词语释义后分发给中小学生使用。（周思明2019）这在中小学词汇学习中极具实用性，相当值得期待。
再则，服务学术研究。词表研制涉及众多问题，如词表的性质如何，承担何种功能，词量多少适宜，词级如何划分科学，词义关系是否清晰，中小学生的词义认知系统是什么样子的，等等。《义教词表》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的同时，也开放了学界讨论的平台。《义教词表》研制团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研制的理念、方法、特色、应用价值，并与汉语国际教育用学习性词表做了对照[4]。这些都是语言学视野下的探讨。词表研制与应用是一个横跨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出版学等多个学科的议题，事实上，《义教词表》的出版也得到了各界的关注。今后，它同样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源，为推进词汇语义研究、语文教学研究、儿童阅读与心理研究等提供助益。
五、余论
从词表属性上说，《义教词表》是面向基础教育阶段母语学习者的“母语教育用”学习性词表。这里就不得不提与之密切相关的另外两类学习性词表：汉语国际教育用词表、华文教育用词表。表2显示了这三类词表在适用对象、汉语性质、学习目标上的交错与差异。三者的核心是一致的，都是“学习性”词表;但服务对象不同，或是面向少年儿童学习者，或是面向成人学习者，或是服务母语教学，或是服务第二语言教学，甚至更复杂的情况（华文教育生源复杂，教学性质多样）。
《义教词表》从理念、方法、体例三个方面构建了学习性词表研制的新范式，特别是它对词表“学习性”特征的认识、把语义范畴引入研制体系，这些创新都是值得其他两类词表的研制工作思考、借鉴的，可以为验证收词的系统性、丰富性及其词量、等级安排的合理性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如李安（2017）通过考察《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词汇的语义分布，发现其“‘生物、具体物类词偏少;同义、近义层面收词不够丰富;词量偏少”的问题。宋贝贝（2017）考察《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的词汇后发现其义类薄厚的变化和排序不符合词语习得规律。上述两个研究是对既有研究成果收词问题的反视，若能将《义教词表》的研制范式与汉语国际教育、华文教育的需求和特点相结合，对海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内容、顺序及测试标准制定、教材编写都将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附注
[1]在2019年5月31日举行的《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出版座谈会上，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教育部国家教材局副局长、巡视员申继亮，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厦门大学副校长杨斌，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等专家、学者对《义教词表》做出高度评价，这里仅摘引部分观点。（银晴2019）
[2]《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说明，见于《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苏新春2019）。
[3]《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研制报告，见于《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苏新春2019）。
[4]详见《语言文字应用》2017年第3期“汉语词表研究”专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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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苏新春.《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10.孙园园.《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研制中义类法的运用和价值.语言文字应用，2017（3）.
11.叶圣陶.谈识字课本的编辑.∥叶圣陶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129.原载于1936年11月1日《申报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三期。
12.银晴.《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出版座谈会大家谈.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9（3）.
13.张志公著.孟宪范编.语文教学论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
14.张志公.再谈语文课的几个问题.∥孟宪范编.语文教学论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1985：74.
15.张志公.提倡两个“全面发展”——答《语文学习》记者问.语文学习，1996（2）.
16.周思明.千呼万唤，义务教育词表“算”出来——《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出炉背后.福建日报，20190715.
（华侨大学厦门361021）
（责任编辑刘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