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向清 赵连振 孙文龙
摘 要：2019年是中国辞书学会会刊《辞书研究》创刊40周年。作为中国唯一的辞书学研究专业期刊，《辞书研究》40年来走出了一条民族化与国际化发展并重的创新之路，见证了新中国辞书事业本土化发展的重要历史，也留下了中国辞书事业对外开放交流的时代印记。回顾过去，就其“民族化”特征而言，《辞书研究》关注“中国辞书学理论建设与研究”“中国辞书特有编纂实践研究”“中国辞书编纂与研究成果推介”及“中国辞书史的研究”，充分体现了《辞书研究》立足于我国辞书编纂理论与实践的国别化办刊定位。就其“国际化”特征而言，《辞书研究》关注“国际辞书作品”“国际辞书问题”“国际辞书理论”及“中国贡献”，反映出其多元包容的办刊理念。展望未来，中国的《辞书研究》应不忘初心，继续坚守“民族化”本位并融入“国际化”潮流，始终代表和引领未来中国辞书事业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辞书研究》 创刊40年 民族化 国际化 回顾与展望
一、 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浪潮势不可挡，但政治多极化与文化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与诉求也同样不容小觑。“全球化”与“本土化”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制衡的两大实践特征。鉴于此，“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一术语[1]自创制以来就为人们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如何维护自身本土化利益与价值提供了全新思路。这其中，“全球本土化”时代民族文化和学术研究的走向问题自然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庄坤良（2001）认为，“我们在融入全球的同时要保有自我的差异，而自我认同的建立离不开其与全球的互动。简言之，从文化共生的观点来看，本土文化需要有全球的视野，而全球化必须由本土的主体出发”。王宁也指出[2]，“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在广泛深入地参与全球现代性的本土化实践，并成为这种全球现代性的一个中国变体”。同样，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辞书研究也始终在参与“全球现代性的本土化实践”，体现了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发展特征。这一点，我们从中国辞书学会会刊《辞书研究》创刊40年的奋进历程便可找到有力佐证。《辞书研究》创刊于1979年，它不仅是中国最早的辞书学专业研究期刊，在国际辞书学学术期刊中也是具有影响力的先行者[3]。2019年适逢《辞书研究》创刊40周年，鉴往知来，本文旨在总结其过去在民族化与国际化发展道路上的不懈努力与积极探索，也热切寄望于中国《辞书研究》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 《辞书研究》40年的“民族化”发展特征
创刊40年来，《辞书研究》始终聚焦于辞书编纂与出版的“中国问题”，民族化特征鲜明。1979年，《辞书研究》发刊词中指出了“目前的辞书编纂出版工作极为落后，与全国人民的迫切需要极不适应”的现状，明确了办刊的目的与任务，即“为了适应新形势和广大读者的要求，目前我国各种类型的辞书（语文的，百科的，专科的，大型、中型和小型的）正在分头加紧编纂。因此，广大的辞书编纂工作者，迫切要求有这样一个学术性期刊，对辞书编纂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科学研究，包括问题探讨、经验交流、资料介绍、动态报道等等”。显然，作为专业性学术研究期刊，《辞书研究》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国内辞书编纂，对中国“辞书编纂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旨在满足辞书研究的民族化需求。
我们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辞书研究》创刊以来（截至2019年第2期）所刊发文章进行了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如图1所示），《辞书研究》40年所刊载文章关注的焦点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特色，即对中国辞书问题的高度关注。例如，关键词频率排在第1位的“字典”（字典为汉语特有的辞书）、第3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还有具体的中国辞书如《现代汉语词典》《辞海》《汉语大字典》《说文》等。从图1可以大致了解《辞书研究》办刊的宗旨是中国的辞书编纂问题，即辞书编纂的民族化议题。
与此同时，我们还对《辞书研究》的常设栏目进行了具体考察与分析。众所周知，一个刊物常设栏目能够反映该刊物自身的定位和内容特色。从图2可以看出，《辞书研究》40年来主要关注以下四个方面，即： 中国辞书理论建设、中国辞书特有编纂实践、中国辞书成果、中国辞书史。而这四个方面很好地诠释了《辞书研究》作为中国辞书学专门期刊的民族化特征，以下我们将具体地分别阐述。
（一） 重視“中国辞书学理论建设与研究”
黄建华先生（1996）在为《辞书研究》出版百期撰写的纪念文章中说，“《辞书研究》除了发表众多的归纳编纂经验的文章之外，始终重视基本理论的探讨和建设，我以为这是它的一大特色”。在基本理论的探讨和建设方面，《辞书研究》尤其重视中国辞书理论建设，这是其创刊40年民族化特征的重要表现之一。既包括类似“辞书学通论”对辞书学一般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包括对（汉语）单语语文词典、专科词典、百科全书，以及外语（双、多语）词典等不同辞书类型特有理论的探讨。这对我国辞书学学科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具体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 辞书学基本理论体系构建
创刊初期，正是我国辞书学发展的初步阶段。正如1979年《辞书研究》发刊词所言，“辞书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我国还在孕育之中”。创刊之初的《辞书研究》主要致力于辞书学学科体系及辞书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廓清。创刊之初，《辞书研究》就开始有意识地组织文章讨论辞书学学科性质。如《辞书研究》第一期发表了杨祖希先生的《词典学试论》一文。对辞书学学科性质的讨论到了1990年形成了“辞书学的学科地位”的问题大讨论。据本文统计，《辞书研究》在1990年至1991年间就该问题刊发的文章多达27篇，这些文章极大地推动了辞书学学科理论体系在我国的建立。另一个典型的例证是，《辞书研究》于1983年第1期连续14期刊发黄建华先生的《词典论》。1987年，这些文章最后结为专集以《词典论》为名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黄先生的这部著作以理论见长，有效促进了我国词典学学科体系的初步构建。
2. 辞书编纂理论中国化探索
一方面，这包括各种汉语词典和汉外/外汉词典编纂的中国化内涵。《辞书研究》编辑部于1982年第6期发起关于辞书编纂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如对汉语单语词典的中国化，王涛先生（1983）认为：“将汉语的特殊性，切实、科学、完美地以现代辞书的形式充分表现出来，这便是汉语词典的中国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辞书学基本理论体系构建完成之后，《辞书研究》着重刊发与汉语相关不同类型辞书编纂与研究的理论问题，包括汉语单语辞书的理论问题，汉外/外汉辞书的理论问题，以及汉语专科辞书、百科词典（全书）编纂的问题。另一方面，这还涉及西方语言学、词典学理论的“中国化”实践探索。40年间，《辞书研究》总是及时刊发西方相关理论文章，旨在探索西方理论与中国辞书编纂结合的适切问题。如90年代“义位”理论与汉语辞书编纂的探讨，以及2000年后认知语义学理论应用于辞书编纂等;此外，还有学习词典编纂理论、词典用户研究等新的理论思潮。这些都反映了《辞书研究》对国际辞书理论的“民族化”努力。
（二） 重视“中国辞书特有编纂实践研究”
苏联词典学家杰尼索夫（1981）在谈及语言学描写的理论问题时，提出了理论科学和描写科学的概念。辞书学更倾向于是一门描写的科学，因为很多文明的辞书编纂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实际的描写要早于理论的理解。因此，辞书编纂实践研究是辞书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辞书理论研究的基础。《辞书研究》重视中国辞书特有编纂实践也符合其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的对“辞书编纂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科学研究的宗旨。
辞书编纂实践主要关注辞书的具体编纂方法，如各类单语和双语辞书的体例、选词、立目、釋义、配例，蓝本资料利用、以及插图、附录的设置等。《辞书研究》创刊40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上述中国辞书编纂的实践问题，主要表现在围绕各种类型辞书，探讨其编纂实践中的特有问题。翻阅《辞书研究》历年的篇名索引，可以看到“辞书编纂研究专辑”成为每年该刊物固定刊发的文章类别。以1982年为例，当年的“辞书编纂研究专辑”共六辑，如表1所示。
整体来看，“辞书编纂研究专辑”文章更偏向于解决辞书编纂实践中的问题。如该年的“收词研究专辑”谈及了百科全书、大型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双语词典、专科词典、小学生词典等不同类型词典的收词问题。 而“专科词典编纂研究专辑”收录的文章探讨了专科词典怎样立目、释文的编写、体例、注音、插图、编排等主题，体现出很强的辞书编纂实践特点。
《辞书研究》对中国辞书特有编纂实践的研究尤其体现在对汉语辞书编纂特有问题的探讨。例如，《辞书研究》早在1983年就组织专辑分别讨论汉字检字法、语文词典中词目的词性标注等汉语辞书编纂特有的问题。编纂技术也是辞书编纂实践的重要部分，到了21世纪，随着计算机技术在辞书编纂实践中的应用，《辞书研究》多次组织专辑讨论汉语（双语）辞书编纂现代化的问题。除了相关专辑，《辞书研究》常设的“释义探讨”栏目更是就汉语词典编纂实践中具体汉语语词的释义进行考释、辨正、探究。正是《辞书研究》刊发的这类文章，为讨论辞书编纂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保障了在编词典项目的顺利进行，同时总结了编纂经验，对于辞书理论的形成大有裨益。
（三） 重视“中国辞书编纂与研究成果推介”
辞书成果，尤其是有重大影响力的辞书，可以集中反映一个国家辞书学术研究的水平。对于重大辞书编纂项目，或是修订项目，《辞书研究》都会组织一定数量的专辑文章集中探讨和评介。《辞书研究》对《汉语大词典》（罗竹风主编）的持续关注和介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汉语大词典》编纂始于1975年，《辞书研究》在创刊后的第三年（即1981年）就推出了“《汉语大词典》编写专辑”，就该词典的编纂问题组织专家讨论。在1986年《汉语大词典》首卷出版，以及1993年全书出齐后，《辞书研究》分别及时组织了相关文章对词典的编纂经验与成果进行介绍。2018年12月，《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第一册）征求意见本出版后，《辞书研究》于2019年第4期刊发了5篇文章适时地指出修订版的亮点和不足，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建议。
除了《汉语大词典》，对我国其他有影响力的大型汉语单语辞书、汉外双语辞书及专科、百科类辞书等，《辞书研究》几乎都有专辑讨论，具体见表2。
除了以专辑的形式介绍重大辞书成果，《辞书研究》每一期都会刊发关于各种新出版辞书的评价文章，对其编纂特色与不足进行评价，这也是对中国辞书研究成果的展示。
此外，《辞书研究》还注重及时介绍我国辞书研究者的理论成果，其常设的“专著评价”就是这样一个栏目。从我国系统研究辞书学理论的第一部专著《词典学概论》（胡明扬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开始，《辞书研究》对我国辞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研究成果几乎都有展示。早期的有陈炳迢先生的《辞书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黄建华先生的《词典论》（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杨祖希、徐庆凯先生的《专科词典学》（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2000年以后有李尔钢的《现代辞典学导论》（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魏向清的《双语词典译义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雍和明等的《中国辞典史论》（中华书局，2006），章宜华、雍和明的《当代词典学》（商务印书馆，2007），徐时仪的《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等。这些重要著作都在《辞书研究》有专文介绍评论，对这些辞书研究理论成果的展示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我国辞书研究理论的发展历程。
（四） 重视“中国辞书史的研究”
苏联词典学家索洛科列托夫（1981）对词典史在词典学研究的意义有过如下精彩的论断：“[词典学]这门学科以词典编纂史为依据，要概括以往编写词典的传统和当代编写词典的经验……可以把词典学称为研究在许多世纪实践中形成的词典编纂规律的科学。”我国两千多年的辞书编纂历史上积淀的编纂经验和成就是我国辞书研究极其宝贵的部分，也可以说最能体现我国辞书研究的民族化特色。《辞书研究》创刊以来常设的栏目之一是“辞书史·辞书学史·古辞书”，尤其注重挖掘汉语古代辞书中蕴含的优秀辞书编纂思想。这一栏目的设置应该说就是考虑到了辞书史研究在展现民族辞书研究成果和传统中的重要性。
《辞书研究》在创刊后的第1、2期就发表了方厚枢先生的《中国辞书史话》（上、下）。根据《二十世纪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辞书研究编辑部2003），这是我国最早的辞书发展史研究论文。在第1期发表的辞书史文章的还有钱剑夫先生的《〈说文解字〉概述》一文，选择我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语文辞书《说文解字》作为对象。这些都表明，《辞书研究》从创刊开始就有着十分明晰的目标定位，即对我国辞书史尤其是优秀的古代汉语辞书的重视，因为这些代表了我国辞书编纂思想中最具民族特色的部分。在40年的办刊历程中，《辞书研究》几乎每期都刊发古代重要汉语辞书研究与评价文章，对《说文解字》之类的重要辞书还不断拓展新的视角和材料。例如，2018年第4期发表的《雷浚〈说文外编〉述论》（陈正正著）就展示了说文学研究的最新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学者在《辞书研究》上发表的系列文章甚至为其日后汉语辞书史研究专著奠定了基础。例如，邹酆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丰逢奉笔名在《辞书研究》上连续发表了我国古代辞书学史专题文章，即《两汉字典编纂理论概观》（1992年第2期）、《魏晋隋唐字典编纂理论概观》（1992年第3期）、《宋元字典编纂理论扫描》（1992年第4期），这些构成了其《中国辞书学史概略》（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一书的前期铺垫，这是我国首部专门探讨辞书理论发展史的著作。 总之，《辞书研究》对于深入挖掘古代辞书编纂思想和经验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辞书研究的民族化特征。
三、 《辞书研究》40年的“国际化”发展特征
《辞书研究》创刊40年来，始终保持着对国际辞书研究领域相关进展的关注，其发文取向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特征，这主要体现为在其“常设栏目”中——如“外语（双、多语）辞书编纂”“外国辞书和辞书学”“辞书人物”“国外辞书界”“国外辞书学之窗”“专著评介”和“辞书评论”等。这些栏目刊发有关国际辞书作品、国际辞书问题和国际辞书理论的评介文章，将国外词典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引进来”，供国内读者及时地了解有关国际辞书界的研究动态。此外，《辞书研究》还不忘坚持探索推动中国辞书研究“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努力将中国辞书研究的优秀成果推介到国际学术舞台上，关注国际辞书研究中的中国贡献，使得中国辞书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得以持续增强。综上所述，可以说“引进来”和“走出去”构成了《辞书研究》办刊40年以来践行国际化路线的重要指导方针之一。就上述几个方面，下文将分别展开论述。
（一） 关注“国际辞书作品”
如上所述，《辞书研究》的发刊词中指明了当时我国辞书界的现状——供需失衡，百废待兴，因此在扬帆起航、奋起直追的过程中，国内辞书界特别重视引介国际辞书作品，借鉴其成功经验，这从《辞书研究》创刊初期的发文取向上就能明显看出来（见表3）。这些被关注的“国际辞书作品”种类多样，既有大中型的普通语文词典，也有中小型的学习词典，同时还包括部分专科词典和百科词典。它们一般都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来自传统辞书强国如英、法、俄，或新兴辞书强国如美、德、日。此外，《辞书研究》也会偶尔关注到一些小语种方面的词典，如《西班牙语用法词典》、阿拉伯语第一部词典《埃因书》、罗马尼亚《小百科辞典》等，有时甚至会组成专辑，如拉丁语辞书专辑（见2018年《辞书研究》第5期）。
从关注的研究对象来看，尽管《辞书研究》基本上覆盖了对来自世界主要辞书强国的辞书作品的引介，但从其发文数量来看，对英语国家词典的关注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5]。究其原因，这主要与英语日渐增强的国际语地位密不可分。词典研究反映社会语言文化生活现实，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英语学习词典研究热点的兴起，《辞书研究》刊发有关英语学习词典研究的文献更是有增无减。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对英语辞书作品的关注仍将是辞书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这种趋势也会在《辞书研究》的发文上有所体现。总之，保持对“国际辞书作品”的关注已经成为《辞书研究》办刊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对国外辞书作品的介绍极大地方便了国内语言学习者的词典选用;另一方面，对国内辞書研究者而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优秀词典作品的编纂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
（二） 关注“国际辞书问题”
“国际辞书问题”，顾名思义，指的是国际辞书编纂实践与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共性问题。《辞书研究》办刊40年间，在立足本土辞书问题探究的基础上，也十分关注“国际辞书问题”的相关研究。比如，在“欧洲辞书学会”的前三届年会期间（分别是1983年，1986年，1988年），逐步形成了其长期关注的三个研究话题： 计算机在词典学中的应用（the role of the computer in lexicography）、词典使用研究（dictionary use）、学习词典设计特征研究（design features of learners dictionary）。对这三个问题的讨论始终贯穿于“欧洲辞书学会”过去18届年会（1983—2018年）的讨论话题之中，同时也是《国际词典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关注的重要焦点。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辞书研究》对上述三个“国际辞书问题”的关注情况，管窥其办刊的国际化特征。
通过查阅《辞书研究》历年篇目索引，我们发现，上述三个有代表性的“国际辞书问题”也自始至终贯穿于《辞书研究》的历史中。例如，在《辞书研究》创刊的当年，就发表有国内学者介绍如何将电子计算机应用到词典编纂实践中从而实现词典编纂工作自动化的文章（见1979年第2期）。虽然该文章节译自国外，但折射出了《辞书研究》在诞生之初就具有的国际学术视野。在1980年第1期中，《辞书研究》又及时报道了台湾刘达人教授及其团队利用汉字电子计算机处理汉文输入系统编印的第一部辞书——《刘氏汉英辞典》。虽然该讯息篇幅不长，但其向辞书学界释放出的能量是巨大的，因为它宣告了计算机技术已经能够成功应用于汉英双语词典编纂实践中，使得国内词典学研究者坚信计算机辅助词典编纂不再是一种憧憬，极大鼓舞了国内辞书学界对词典编纂自动化研究的信心。此后，“计算机和辞书编纂”一直是《辞书研究》关注的焦点，在期刊上不断涌现的新术语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见表4）。总之，在计算词典学这一研究领域，《辞书研究》始终保持着对国际前沿研究的关注，从关注时间的起点来看，甚至还要略早于欧洲辞书学界，由此可见《辞书研究》视野宽阔，具有前瞻性。
2.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相关研究
《辞书研究》对该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与我国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研编实践的起步基本上是一致的。（杨金华2016）从相关文献的主要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探讨如何利用国外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例如，对比分析和错误分析理论在外用汉外教学词典研编中的作用（任念麒1984）、词频统计在对外汉语教学词典中的应用（王还1986）等。其二是如何处理汉语本体研究的特殊性，例如，在汉语词频统计方面，如何对字词关系进行厘定;在标注词性时，如何处理汉语中的兼类词;在条目设置和编排上如何处理“字本位”和“词本位”之间的关系，等等（参见李红印1999a， 1999b）。时至今日，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研编已经成为我国辞书学研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尤其是汉语本体研究理论成果的支撑是对外汉语学习词典不断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正如黄建华先生（2010）所指出的那样，“作为文化产品的汉语词典，只有发扬自身优良的民族传统而又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成果，才能彰显自己的特色，更好地立足于世界的辞书之林”。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研编丰富了以英语学习词典为主导的学习词典学相关研究。
四、 《辞书研究》的未来展望
如上所述，自1979年创刊以来，《辞书研究》40年间为中国现代辞书学研究逐步走向成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展望未来，我们期待《辞书研究》在“民族化”与“国际化”发展并重的创新之路上继续砥砺前行，为世界辞书研究的“全球本土化”实践做出更大的努力。
首先，在《辞书研究》民族化发展方面，以下四个方面值得进一步关注。（1） 中国传统辞书编纂史、思想史和理论史的挖掘与现代应用研究。中国传统辞书研编中的优秀经验和理论积淀是前人留给当代辞书人的一笔宝贵的辞书学财富，继往开来，这笔财富值得当代辞书学人继续深挖。（2） 海外汉学领域中的中国辞书相关研究。与英语学习型辞书研究相比，海外汉学领域中的中国学习型辞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正是基于此清晰的前行目标，中国辞书学研究才能从引入世界到走向世界，从辞书大国走向辞书强国。（3） 中国现代辞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跨学科拓展的国际研究潮流使得词典学研究机遇和挑战并存，如何从相邻学科中不断汲取理论营养仍是我国辞书学未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4） 中国现代辞书的产学研创新研究。重视词典作为文化产品的本质属性，从长远发展来看，有优秀词典产品作为支撑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才是中国辞书研究民族化之路的重要保证。
其次，在《辞书研究》国际化发展方面，要注重中国辞书经验、知识与理论的国际化传播，同时加强中外辞书实践与理论问题研究的国际化交流。从《国际词典学杂志》在过去三十年间（1988—2018）发表的关于中国词典学研究的文献来看，国外对我国词典学研究的关注带有偶然性和隨机性，没有形成较为明显的研究趋势，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的辞书学研究还没有充分与国际接轨，研究特色也没有得到凸显。在向“国际化”迈进的过程中，《辞书研究》可做出如下尝试： 加强国外辞书学者研究成果的约稿工作，加强与国际同类期刊的学术联系与合作，加强《辞书研究》的英文网站建设和相关推广，等等。诸如此类的方法都能让更多的国际同仁通过《辞书研究》及时了解我国辞书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态及成果。
最后，我们衷心祝愿《辞书研究》未来继续守正创新，越办越好，不断引领中国辞书学领域的编纂实践与理论研究，坚持“民族化”发展道路，致力于“中国辞书问题”的解决，同时积极融入辞书研究“国际化”潮流，为世界辞书发展积极贡献“中国辞书智慧”。
附 注
[1]根据孔达卡尔（Khondker， 2004）的研究，英文术语glocalization的概念源于日本，起初是作为一种商业策略术语，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将其引入西方社会科学话语之中。
[2]王宁教授是在接受《社会科学报》记者肖白采访时发表的以上观点。（肖白2017）
[3]以国际上的三大词典学刊物为例，美国的词典学专刊《词典》（Dictionaries）创始于1979年，与《辞书研究》同年，而六年之后，即1985年，欧洲辞书学会会刊《国际词典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才告诞生，而非洲辞书学会会刊《词》（Lexikos）于1991年才开始出版。
[4]资料显示《辞书研究》没有对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做专辑报道，但有该词典第一版出版后的独立的评论文章，如毛荣贵的《英语语言学的发展与〈英汉大词典〉》（1995年第1期）。
[5]本文在中国知网中的专业检索中，分别以正则表达式SU=英语*词典and JN=辞书研究（表示可以检索到主题包括“英语”及“词典”并且文献来源为“辞书研究”的所有信息，下同。）、SU=俄语*词典and JN=辞书研究、SU=法语*词典and JN=辞书研究、SU=日语*词典and JN=辞书研究、SU=德语*词典and JN=辞书研究进行检索，检索结果分别是436篇、111篇、39篇、20篇、13篇。由此可以大致地看出，英语词典是《辞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占总量的70%。
[6]另外，从《辞书研究》上所发表的词典使用研究相关论文的研究方法上来看，20世纪之前的论文多采用内省的方法形成相应的思考，如《一个词典使用者的话》（1982年第6期）、《请多关照： 一个辞书使用者的呼声》（1985年第1期）、《语文教育要关注辞书使用指导》（1998年第1期）。20世纪末开始出现基于实证调查基础上的用户研究（参见社科院语言所课题组1999），该类型的研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增多（相关研究如陈玉珍2011，2013）。
[7]《辞书研究》上的这两篇文章分别是： 赵连振、耿云冬的《认知词典学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认知词典学〉评价》（2018年第1期）和章宜华的《认知词典学理论背景与研究框架——兼谈奥斯特曼的〈认知词典学〉》（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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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學双语词典研究中心 南京 210093）
（责任编辑 刘 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