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嘉绒译语》记录了清乾隆年间的四川嘉绒语东部方言，目前学界关注甚少。文章将译语记录的嘉绒语和现代田野调查的嘉绒语资料比较，发现其辅音对应关系，归纳语音演变规律，包括： -m韵尾与-n或者-合流;t-腭化为t-;边擦音-变为擦音或者边音;mb-和b-中的阻塞成分弱化、消失。
关键词 川番译语 嘉絨译语 嘉绒语 辅音 历史音变
一、 引言
《嘉绒译语》是清代“川番译语”之一种，于乾隆十三年至十五年（1748—1750）由四川地方政府采集和编写，用汉字和藏文记录了当时川西地区的嘉绒语东部方言，（孙宏开1989）可视为一部“汉语嘉绒语”双语辞典，通过藏汉注音可以窥探近300年前嘉绒语的语音面貌。[1]《嘉绒译语》收词与四川采集的其他“川番译语”相同，共收740个词语，分为20个门类。每个词语上面书写藏文，下面书写汉字注音。藏文多非正字，其主要功能应该也是为嘉绒语注音。目前可见的比较权威的《嘉绒译语》版本即故宫藏清抄本（见图1），该抄本已于2018年由故宫出版社影印出版。另有一份藏于日本，西田龙雄（1973）研究《多续译语》时提及了今西春秋所藏的《嘉绒译语》，应为初编本，但目前未见刊布。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故宫藏本，同时参考聂鸿音、孙伯君（2010）的校录本。
图1 故宫藏《嘉绒译语》清抄本（正文前两页）
与其他“川番译语”相比，学界对《嘉绒译语》的关注和研究相对不足。本文将《嘉绒译语》用藏文和汉字记录的嘉绒语读音，与现代嘉绒语东部方言代表点的读音进行比较，总结出辅音的对应关系，进而分析不同读音的历史层次和历史演变规律。用来比较的现代嘉绒语材料涉及马尔康、小金、理县、汶川等地，涵盖了东部方言的大部分土语。其中，马尔康土语以卓克基话为代表，材料主要引自黄良荣、孙宏开（2002），理县薛城话材料引自严木初（2014），其余理县（古尔沟和甘堡）、汶川（绵虒）、小金（沃日和四姑娘山）等地材料均为笔者田野调查所得。
《嘉绒译语》中用来注音的汉字和藏文存在个别不对应的情况，即汉字与藏文无对音关系，藏、汉文字所记录的或许是不同的词，应与当时译语编写方法与程序有关——藏汉注音可能是不同的人分别采写然后汇于一册。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据所掌握的嘉绒语材料，如果与藏文明显对应则以藏文注音为准，如果与汉字明显对应则以汉字注音为准。
二、 辅音韵尾-m的对应与演变
嘉绒语鼻音韵尾有-m/n/三个，这三个韵尾在译语中均有直接的表现。其中-n与-韵尾变化不大，但-m尾不太稳定，在现代嘉绒语部分方言中已经消失，变为-n或者-。相关词条列举如表1所示（由于版面所限，现代嘉绒语方言材料只列出与-m相关的音节）。
表1显示，马尔康、小金等地依然保留-m尾，理县甘堡、薛城以及汶川嘉绒语-m尾已经或者正在消失。译语利用藏文的后加字-m准确记录了清代嘉绒语中的-m尾，但注音汉字多为-尾字，这与注音汉字的读音有关。“川番译语”是乾隆皇帝下旨由四川负责采集和编写的，其中的译音汉字反映当时的四川方音。（西田龙雄，孙宏开1990;铃木博之2009;Chirkova2014;施向东2016;王振2019）明末四川方言-m韵尾业已消失（黄尚军1995），清代译语编写之时便选择用-尾来记录-m。
对表1的例子进行简化，可以看到各地韵尾主要的对应情况，如表2所示。
单就*am和*om的韵尾而言，小金和马尔康保留鼻音尾，甘堡*m>n，汶川和理县*m>，但是各点*-em音节中的-m保持不变[4]，可能韵尾的演变与主元音有关。马尔康和小金保留-m尾，理县薛城少数词语保留-m尾，多数变为-，说明理县薛城一带存在-m>-的音变。而译语的*-m与理县甘堡的-n和-m对应，说明音变的规则是-m>-n，与薛城不同。汶川材料相对较少，但从已有材料来看，音变规律是*-m>-。可见，嘉绒语中*-m韵尾不稳定，但在不同方言点其演变的趋势有所不同，可能与-n或者-合流。不同方言之间-m韵尾的演变情况不同。藏语也是如此： 藏语卫藏方言各土语中-m尾较为稳定（瞿霭堂，劲松2016）;安多方言牧区话保留-m;但是少数北部农区话中-m>-n;而康方言中-m主要演变的特点是与-合流。（王双成2012）
三、 舌尖塞音的腭化
译语中的一些舌尖塞音T-[5]在绝大多数现代嘉绒语中也是T-，马尔康、小金、汶川以及理县甘堡、古尔沟均是如此，但在理县薛城读塞擦音T-。相关词条列举如表3所示。
这些词条在各方言中声母以T-为主，韵母多数都是偏前、偏高的元音-i，推测T-是早期形式，理县薛城的T-是T-受前高元音的影响腭化形成的，即T> T/V[+front +high]。
但就译语的记录而言，部分元音并非前高的-i，有如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云-sdum-色登”，此处元音为u，而译语第34和第35词“云厚、云薄”中的语素“云”译语记录为sdem，另结合汉字注音，可以推测译语所记录的嘉绒语元音为e，同类的例子还有“墙-sa sde-色带、伯-da te-葛皆”等。第二种是“狐-ku thu wa-各腿”，与辅音直接相拼的元音为u。
针对第一种情况，结合现代方言材料，我们推测，译语中记录的这种非-i的情况是更早的面貌，后来发生元音高化而变为-i，并进一步引发辅音腭化。这应是语言中较为自然和常见的音变，在其他藏缅语中也是存在的。例如羌语支中的“那”，史兴语thi55、尔苏语th55、道孚语th、羌语th：，纳木义语中读音thi55，（马学良1991）体现出了th>thi>thi的元音高化和辅音腭化的音变过程。资料显示，薛城“墙”音zi，或是辅音腭化后发音部位进一步后移所致，即： zde>zdi>zdi>zi。
第二种情况例词较少，但是可以确定的是th与u拼而h与y拼合，这一腭化应该是y而非u引起的，因此这一音变涉及两个环节： ① u>y;② th>/y。这两条音变具有馈给（feeding）关系，后者以前者为条件。
四、 边擦音-的相关对应与音变
译语中涉及边擦音-的词条共有8个，排除重复出现的语素，实際语素数量是3个。[8]相关词语及其对应的现代嘉绒语音列举如表4所示。
译语藏文声母为lh-，注音较为确切，以lh-记-，汉字无边擦音故以读l-的汉字注音。又因为四川方音中泥来母有混，故汉字注音中用泥母的“那”对藏文的lha。现代嘉绒语音形式多样，反映出*-在现代嘉绒语中的不同演变情况，包括-、hl-、xl-、-和l-等。边擦音-本身既有边音特征、也有擦音特征，即[+lateral，+continuant]，其演化主要表现为这两类特征的变化。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a. 失去擦音特征变成边音l-，即[+lateral，+continuant]>[-continuant]。
b. 失去边音特征变为擦音-[11]，即[+lateral，+continuant]>[-lateral]。
c. 边、擦特征分离变成复辅音hl-，一个音段变为两个音段，即：
[+lateral，+continuant]> [-lateral，+continuant] [+lateral， -continuant]
小金沃日的hla快读的时候是-，因此可以认为是-的一个变体;理县甘堡的“佛”也有两个变体，分别是xli和la。由此可以推测，-的演变可能会经历边擦分离（c的情况）和擦音丢失（a的情况）两个连续的过程。而边音丢失（b的情况）则暂不确定中间是否经历的边擦分离的过程。不过，从音素响度角度看，边擦分离之后形成的hl-，前一个辅音是擦音，属于阻塞音类[+obstruent， -sonorant]，后一个辅音是边音，属于响音类[+sonorant]。边音的响度高于擦音，响度较弱的音应该比响度较强的音更容易弱化和丢失，即hl-更倾向于丢失擦音而保留边音，所以小金四姑娘山嘉绒语中的-可能是直接从*-变来的，而非hl-中边音丢失的结果。因此，边擦音的演变有两种路径，如图2所示[12]：
五、 mb-和b-的弱化音变
这类词在译语中出现不多，但是将各方言点的资料对比之后可以明显发现其弱化过程。相关资料列举如表5所示。
表5各类资料中的声母均有一定差异，反映了音变方向或音变阶段的不同。译语藏汉文字对嘉绒语的注音采用了音节重新分析的方式，例如以汉字“斗惹”注音t wre，以藏文khavu re注音kha wre。表5中的注音显示，译语读音与理县、汶川更为接近，而与马尔康明显不同。马尔康音中的b-在译语藏汉注音中基本上没有表现出来。我们认为马尔康的b-或者mb-可能代表了早期的语音层次，其余各点的读音是后期演变的结果。为使比较更加简明清晰，可以将表5简化如表6所示。
虽然相关例词不多，但从表6亦可见此类音变的复杂性和规律性，主要表现为三类（1）*mb->w-;（2）*mbro一般分化为两个音节——mo ro（或bo ro）;（3）*br-> wr-。虽演变方向和具体音值在各地有所不同，但都呈现出弱化趋势，都存在塞音b-弱化为w-以及复辅音mb-弱化为单辅音的情况。从表5资料来看，这类弱化的音变倾向于出现在非词首音节。
从明代乙种本《西番译语》中的藏文ba和bo的对音情况看，当时处在非词首位置的b-也已经弱化。例如： 3月-zla ba-剌瓦，9雪-kha ba-渴瓦，13雹-ser ba-谢耳瓦，16烟-du ba-毒瓦，62园-ra ba-剌瓦，176柔善-zhi ba-失瓦;58河-chu bo-初俄，158叔-khu bo-库俄，166弟-nu bo-奴俄，167侄-tsha bo-擦俄，195顶-spyi bo-思毕俄，281鼓-rnga bo-儿阿俄。其以“瓦”对ba、以“俄”对bo，说明b-已经弱化。
另外，清代其他记录藏语的“川番译语”中也存在类似情况。举例如表7所示。[13]
故宫藏另外一种收录2000多词条的清代《西番译语》抄本也有类似的现象，该译语中非词首音节ba、bo通音化为wa、wo，如： zla-ba（月）译音“达斡”、kha-ba（雪）译音“喀斡”、chu-bo（河）译音“储倭”、zo-bo（匠人）译音“莎倭”。（施向东2019）
可见b-的弱化音变是较为普遍且历史悠久的，嘉绒语和藏语都存在此类演变，且均倾向于出现在非词首音节，体现出音变的共性规律。
附 注
[1]嘉绒地区语言的地位和系属学界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是藏语方言，有学者认为是藏语支的独立语言，有学者认为是羌语支的独立语言。（多尔吉2015）我们尊重学界前辈的不同观点，但本文重点不在讨论嘉绒地区语言的地位问题，暂时以“嘉绒语”称之。
[2]编号指词条在译语740词中的出现次序。表中空格表示相应资料阙如。
[3]此处以小金县四姑娘山为代表点。表中小字地名为具体的资料来源地，是乡镇级别的行政单位名称，以此作为所在县嘉绒语的代表点，下同。本文列表比较时，某县可能只选一点作为代表，这有两种情况： 一是资料限制，例如汶川县只有绵虒一镇的材料，故所有汶川县的嘉绒语资料均以此为代表;二是如果某县诸点语音差别不大，则本文做比较研究时只选择一个资料相对丰富的点作为代表。如果某县各点语音有明显差异，则分别列举、逐个比较。
[4]汶川缺少对音材料，暂不考虑。
[5]本文首字母大写的音标用来记录一组同部位的塞音或者塞擦音。
[6]“伯”原藏文作（da re），“麦”原文藏文作（drevi），根据两词的汉字注音以及现代嘉绒语读音，并参考《嘉绒译语》中“皆”的对音倾向（多与藏文te对音）等，推测此处的re或为te之误写、drevi或为tevi之误写。因为藏文无头字中的（r）、（dr）、（t）字形接近，故宮藏译语为抄本，辗转传抄的过程中可能出现错误，也可能是此抄本所依据的版本本身就有误。
[7]理县甘堡和小金沃日的“一”为t rki和ta rk，与译语和马尔康不同源，故未在表中列出。
[8]这三个词均为藏语借词或者藏嘉绒同源词。即使是借词，仍能反映嘉绒语的音变情况。首先，由于这些词均非新词，应该是早期借词，借入时期的读音应该是比较原始的读音即*-。其次，同一个藏语借词可能有不同的藏文写法，如“佛”即有lha、lho、lhang等不同的写法，说明《嘉绒译语》藏文并非规范的藏文正字，而是记音的工具，如果当时的“佛、南、靴”等词的声母不是-，已经读为边音或者擦音，则译语应该不会都用lh-去记音，而会直接用藏文l-或者h-注音。因此，译语中的lh-记录的音值是-，后来发生的语音演变出现的边音或者擦音不是借自藏语而是嘉绒语音系内部演变的结果。
[9]理县甘堡的“佛”有两种读法，单说为xli，而佛寺、寺院音为la kha，该词的构词理据为“佛+房子”，这里的“佛”音la。
[10]汉字注音“可估”疑似有误，或为其他词条注音误抄此处，这种抄错位置的现象在《多续译语》中也出现过。（王振2017）
[11]b和c两种音变还涉及发音部位的变化，音变之后产生的擦音部位不固定，可能是h/χ/x-，但都是部位较后的[+dorsal， -coronal]，而-的部位是[+coronal，+anterior]。
[12]从hl-到l-也许会经历一个中间的过渡阶段，即擦音消失之前的弱化的阶段，可以表示为* ->hl->hl->l-。
[13]表7根据聂鸿音、孙伯君（2010）《〈西番译语〉校录及汇编》一书中的资料制作。
参考文献
1. 多尔吉.嘉绒藏区语言研究.中国藏学，2015（4）.
2. 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北京： 故宫出版社，2018.
3. 黄良荣，孙宏开.汉嘉戎词典.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2.
4. 黄尚军.《蜀语》所反映的明代四川方音的两个特征.方言，1995（4）.
5. 铃木博之.《西番譯語》〈川七〉18 世紀チベット語打箭爐方言の性格につい て.京都：京都大学言语学研究，2009（28）.
6.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39.
7. 聂鸿音，孙伯君.《西番译语》校录及汇编.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8. 瞿霭堂，劲松. 藏语语音的链移变化.∥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新论.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 19、83-95.
9. 施向东.《西番译语》藏汉对音中的一些问题.∥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文化学院合编.南开语言学刊，2016（2）.
10. 施向东. 故宫清抄本《西番译语》藏汉对音译例研究.民族语文，2019（4）.
11. 孙宏开.《西番译语》考辨.∥白滨等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二），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327-342.
12. 王双成.藏语安多方言语音研究.上海： 中西书局，2012： 304.
13. 王振.《多续译语》版本考察.新世纪图书馆，2017（9）.
14. 王振.《栗苏译语》所反映的清前期四川官话音系特点.语言研究，2019（4）.
15. 西田龙雄.多续译语研究.京都： 松香堂，1973.
16. 西田龙雄，孙宏开.白马译语研究.京都： 松香堂，1990： 60.
17. 严木初.嘉绒语词汇研究.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
18. Chirkova K. The Duoxu Language and the Ersu-Lizu-Duoxu Relationship.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014，37（1）： 104-146.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成都 610068）
（责任编辑 马 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