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夫平
摘 要 日本的唐话资料研究历史已有半个多世纪，且依然活跃。目前看来，对日本唐话资料研究现状及其特征的整体介绍尚有不足。因此，这是一个具有尝试必要性的课题。通过概述日本在唐话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语言研究及代表性研究者的研究现状等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唐话资料研究在文献开发的广度、研究方法多样化、语料基础性研究的细致程度等方面成果丰富，特色明显。不过，日本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热点集中，不少研究领域尚待拓展等。厘清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为我们今后开展中日唐话资料研究现状的比较工作，提供一些参考或启示。
关键词 唐话资料 日本现状 成果领域 问题 启示
一、 前言
开展唐话教育的日本江户时期作为日本汉语教育史上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时期之一[1]，其相关研究在中国和日本都早有开展。正如张西平（2009）在论述“国别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时所指出的，“对各国汉语教育的历史、人物、教材和研究著作作系统的研究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和基本的研究内容”，各国、各时期的汉语教材等资料是汉语及汉语教育相关研究的重要材料。日本唐话研究也是如此。目前，中日两国从发掘整理、编撰考证、内容分析、文献对比等多角度进行了唐话资料的研究，而厘清中日两国唐话资料的研究状况及其在成果上的具体差异，更有助于我们拓展和深化汉语及国别教育研究。
关于日本唐话资料研究的整体状况，我们可以从冈田袈裟男（2005）这一较早的研究中有所窥探。
从事日语与汉语交流研究的学者虽不多，但是成果却不少。作为先行研究，在1945年之前，青木正儿、中山久四郎、石崎又造等专家在“唐话学”方面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石崎又造贡献尤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关于“唐话学”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20世纪50年代，鸟居久靖在天理大学图书馆详细研究了一些唐话词典，60年代又有长泽规矩（笔者按： 长泽规矩也）编刊了《唐话词汇类集》（笔者按： 《唐话辞书类集》）20卷。这些研究为该领域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虽然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并不多，但研究条件和环境还是很优越的。
虽然冈田袈裟男（2005）的这一认识距今已有十数年之久，且日本的唐话研究在此期间发展迅速，但它所反映的学界研究特征的今昔变化似乎不大。也就是说，日本此方面研究仍然呈现出研究者少却成果丰硕的鲜明特征。因此，我们对日本唐话资料研究的解说将既着眼于成果集中的代表性领域，也从代表性研究者的成果介绍入手。另外，1945年以前，以青木正儿、中山久四郎、石崎又造等为代表的日本研究者多是从史学角度开展日本唐话教育的整体性研究，且并未有唐话资料专门研究的丰富成果;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之后，日本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唐话资料研究。所以，对日本唐话资料研究的整理以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成果为主。
二、 唐话资料研究成果显著的方向
日本唐话资料研究涉及的领域众多，但其成果分布领域的集中倾向较为明显。整体来看，唐话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唐话实态分析、语言要素分析是成果较为集中的研究方向。
（一） 唐话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
汉语教学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是国别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张西平2009），日本这方面的工作开展较早，成果丰富。首先，较早的成果是在冈田袈裟男（2005）中提到的鸟居久靖的《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語学遺産の整理について》（1957）和1969年至1977年由日本古典研究会编辑、长泽规矩也解题、汲古书院出版的丛书《唐话辞书类集》。鸟居久靖（1957）以研究论文的形式，分类总结了许多日本的汉语教育资料整理的研究成果，并按年代顺序列举了词汇类资料，详细介绍了译解类和辞书类资料的编纂信息。它既对文献整理性研究做了介绍，也对唐话资料进行了发掘性整理，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早期研究成果。《唐话辞书类集》作为专门的文献集成性资料，共分二十集（另有别卷一部）收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唐话教科书、学习类辞书等六十三种，这在文献整理方面是非常突出的成果。它所收集整理的唐话原始资料为后来唐话研究提供了材料上的基础依据。不过，该丛书虽说卷帙浩繁，却并没有对唐话资料做分类收集整理。这是有别于鸟居久靖（1957）的特点。
其后，六角恒广的编著《中国语教本类集成》（1991—1998）是最具代表性的日本汉语教科书类的资料整理成果。该集成共分两期十集[2]，外加一补集[3]，共四十卷。其中，第一集第一卷收录了部分唐话教科书，比如《小孩兒》《闹理闹》《官话纂》《汉语跬步》等，补集《江户时代唐话篇》（1998）专门收录了《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语便用》《唐音雅俗语类》《唐诗选唐音》《经学字海便览》等6种唐话教科书。整体来看，《中国语教本类集成》主要收录的是北京官话教育资料，且相较于《唐话辞书类集》，其中的唐话资料种类较少。但是，就资料收集的针对性特点而言，《中国语教本类集成》所收唐话资料的代表性和时代性更为鲜明。最近的整理研究可见于根据关西大学图书馆长泽文库所藏版本、奥村佳代子整理编著的《唐话课本五编》（2011）。它对《小孩儿》《长短话》《请客人》《小学生》《闹里闹》等5种唐话资料进行编排，“将五编缀为一册的情况却是前所少有。因此，这个写本不但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让我们得以窥见唐通事汉语教育的实况”（蒋春红2016）。
另外，对唐话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的研究也多有出现。比如，中村幸彦编著《近世白话小说翻译集》（1984—1987）、冈田袈裟男（2003）等有文集中整理了翻译性质的唐话资料。除小说外，唐话戏曲翻译资料的整理研究成果也有出现，比如冈崎由美（2014）在将日本人对汉语文献的解读方式分为“国译”“通俗”“翻案”三种后，总结认为江户时期真正翻译意义上的“通俗”中国戏曲现存仅有《琵琶记》《水浒记》和 《蜃中楼》三种。还有一类成果形式是对唐话资料研究进行整理的论文。比如，神林裕子（1997）围绕着《语录释义》的文献成书史，既提到了与其内容相关的大量文献和众多参考文献，还涉及了许多唐话研究者（比如石崎又造、鸟居久靖等）的成果。它虽然是个体唐话资料的研究论文，但介绍了丰富的唐话资料及其研究信息，因此可作为唐话资料整理研究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从近期的日本唐话资料收集整理研究情况来看，以少数资料为中心、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资料搜集与发掘研究都有成果，但规模较小，程度不高;唐话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开展历史较早，成果突出，备受关注，但近期发展缓慢;其整理方法和形式较为单一;研究方向有待扩展，唐话资料研究仍有分类整理和发掘研究的空间，比如，黄檗宗唐音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正成为关注点。
（二） 唐话实态分析
通过资料的内容分析，从整体上把握日本在江户时期汉语教育中所接受的唐话实态，是日本唐话资料研究中常见的角度。
从黄檗宗的唐话和唐通事的唐话来了解唐话实态，是唐话资料研究的基本状态。尤其是语音方面的研究更为普遍。张升余（2000）有一篇研究唐话语音的博士论文[4]。其中所使用的唐话资料有黄檗宗唐音资料和唐通事唐音资料两种，对资料所反映出的唐音音韵特征从黄檗宗唐音和唐通事唐音两个方面做了实态分析及比较研究。其中主要使用了6种黄檗宗唐音资料（《禅林课诵》《弘戒法仪》《黄檗清规》《慈悲水忏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慈悲道场忏法》）和19种唐通事唐音资料（比如《唐话纂要》《唐译便览》等）。同样是博士论文，杨春宇（2007）以清时的中外对音文献为研究对象，对当时的汉语音韵特征进行了考察。在对清代汉语和日本江户时期的近世唐话的对音情况论述时指出，日本的近世唐音通常分黄檗宗僧侣使用的唐音和长崎的唐通事及商人使用的唐音。其中所采用的黄檗宗唐话资料有《黄檗清规》《慈悲水忏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共12种，采用的唐通事唐话资料有《唐话纂要》《唐译便览》等共7种。这些文本与张升余（2000）所采用的资料有一定程度上的重合。此后的杨春宇（2008）通过黄檗宗唐音和唐通事唐音的比较研究考来察唐话特征，在考察视域上，和张升余（2000）存在近似性。如上所述，唐话资料的唐音实态分析研究多是以散论的形式，出现在诸多的相关论文（论著）中，专题论文或者专题整理研究欠缺。
另外，唐话资料的语言形态相关考察主要围绕以冈岛冠山编写的唐话教科书为代表的资料，从章节设置的“字话”数来开展。如上文提到的神林裕子（1997），它通过比较《语录释义》及其参考书目（《唐话纂要》《字海便览》《语录解义》）在俗语注解方式上的异同，来分析《语录释义》的编写方法和形式等体例特征及其所反映的唐话实态特征。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由“二字话”到“多字话”、再由词组到“常言”“长短话”的唐话形态、给词条加发音标记（文字或符号）或者解说语（日文或者汉文）的注解方式等使用情况在唐话资料之间既有承袭表现，也有资料个体的差异，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话实态的整体特征。在结论中，神林裕子（1997）认为《语录释义》在辞书形态上对《唐话纂要》和《字海便览》的承袭并非以“技术”习得为目的，而是为了服务于理解朱子理学。其实，对唐话形态的相关考察内容可见于大部分的唐话资料研究，尤其是在有关冈岛冠山系列教材的编写研究中更为常见，成果非常丰富。此外还有村上雅孝（1995）的《唐話資料「語録解義」の二字漢語》、何晓丽（2007）的《唐話資料における句読法—冠山の唐話辞書を中心に》、武内真弓（2010）的《『唐話類纂』語彙索引（1）二字話「態芸」門》、木津祐子（2012a，2012b）的《「官話」の現地化： 長崎通事書の二重他動詞「把」と琉球通事書の処置文》《琉球·長琦の通事書研究： 「官話」の渡海》、大島吉郎（2017）的《『唐話纂要』の「常言」》等[5]。这些成果主要是对特定形态的唐话语言要素展开分析的。
概观唐话资料的语言实态分析情况可知，有关唐话实态的专门性、体系性的研究成果很少，但唐话种类、形态和注解方式等相关研究内容却非常多见。究其原因，唐话实态特征可以说是唐话资料的基础性研究内容，故凡涉及唐话文本的分析多会介绍这一方面，以致呈现研究分散的现状。但是，从资料范围来说，现在仍有许多唐话资料的语言实态未被整理介绍。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摸清当时的唐话资料究竟采用了多少种方法或形式记录唐话实态，并开展唐话教育等一系列的问题。
（三） 语言要素分析
语言学向来是日本汉语教育资料研究的重点方向，也是中日汉语教育资料研究成果最为丰富集中的领域。唐话资料的情况也是如此。对于唐话资料的语言要素分析，日本在词汇、语音、语法方面都有开展，但以词汇为主的特征相对突出。
1. 词汇方面
专书以词汇研究为主要形式，热点文本较为固定，尤其是冈岛冠山编写的多本教科书备受关注，比如《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语便用》《唐音雅俗语类》《唐诗选唐音》《经学字海便览》等。关于冈岛冠山编写的第一本唐话教科书《唐话纂要》的研究，方环海、黄莉萍（2017）介绍了中日两国的一些相关成果。其中提到的日本相关研究较少，有冈田袈裟男（2003）、岩本真理（2004）、奥村佳代子（2007）等。冈田（2003）和奥村（2007）的研究重点分别是语音和语法方面，而非词义辨析或者词类归纳等词汇研究方向。不过，冈田（2003）在对《唐话纂要》的 “二字话”词汇索引整理上，论述细致而全面，具有参考意义，而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可见于武内真弓（2010）。岩本（2004）开展了具体的词汇研究，对《唐话纂要》和《南山俗语考》各卷中的词条按词性、组词字数、词义领域的综合对应分布情况进行了整理和统计，分析了它们的词条分布倾向。该论文指出动词词组在不同字数词汇中的分布倾向、以名词词组为中心的编写倾向等在两书中都有体现。也就是说，《唐话纂要》和《南山俗语考》所收词汇具有一定程度的近似，并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词汇继承关系。（岩本真理2004）奥村佳代子作为唐话资料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在其近四十余篇相关论文中有不少是关于冈岛冠山编写的教科书的。其他的专书研究对象还有《海外奇谈》《南山俗语考》和《水浒传》的相关辞书及翻译小说类资料。比如，岩本（1989，1998，2000，2001）发表了关于《南山俗语考》词汇归纳分析的专书系列研究，喜多田久仁彦（1996，1997，1998）发表了关于《养儿子》的研究论文。其他唐话资料的专书研究成果整体较少，且内容很不全面。
从内容上来看，唐话资料的词汇分类整理及比较研究、词义历史特征及文本差异分析是词汇研究的重要方向。竹越孝（2010）为了说明朝鲜最早的汉语辞书《语录解》对日本的唐话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比了《语录解》和日本最早的唐话辞书《语录释义》的词汇（词义）差异，并指出这两个文本的词汇存在词义上的类似性。另外，与上述岩本（2004）这一专书词汇分类整理研究不同，张海燕（2014）开展了基于多种资料的唐话词汇接受史研究，利用铃木丹士郎的唐话分期法，对《古今奇谈英草纸》中的83个唐话词汇进行分类，提取其中的21个为例，结合中日代表性辞书的释义，加以其他唐话资料中的用例佐证，具体论证这些词汇的使用及接受情况。同样是对《古今奇谈英草纸》的词汇研究，张海燕（2016）专门考察特定文献的词汇接受特征，与张海燕（2014）的语料相近，但分析角度不同。张海燕（2017）以博士论文内容为主体的论著是对这本唐话资料的词汇构造和性质进行综合深入分析的专题研究成果，在分类整理出了1300余个唐话词汇的基础上，对其中的88个词例从汉语史和日本语史的角度展开了其在近世日本汉语教育中的使用变化情况研究。可以说，这一成果在日本唐话资料研究领域是一个较为系统化的新成果。
其實，尤其是像《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语便用》等热点唐话资料的词汇整理和词义分析研究开展得相对充分。不过，在多数相关研究中，那些内容多作为语料素材用于其他多方面的研究。所以，从词类词义等角度，对“字话”形式的唐话资料进行词汇专门研究还可以继续补充扩展。
2. 语音方面
日本的唐话资料语音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张升余（2007）对日本相关成果进行了大体的整理。那些研究成果以语音研究论著为主[6]，其研究对象不针对且不限于固定的唐话资料。而且，相关论文也比较多。所以，具体的唐话资料的研究情况分散在研究成果中。下面仅介绍一些具有明显研究特色的成果。其中有像日本关西大学博士论文《近世日本における唐話の研究》（奥村佳代子2003a）这样综合性的研究，其唐话语音的内容分析也是围绕着代表性的唐话资料来进行的。其实，唐话资料中的语音现象研究角度也呈现了多样化的特点。比如，以唐话的内部方言特征为研究目标，高松政雄（1985）讨论了南京音和浙江音在唐话资料中的表现;矢野準（1978）分析了唐话注音假名的特征及其与唐话语音的关系;冈岛昭浩（1992） 通过分析唐话资料所反映的近世唐音的清浊现象来揭示唐话语音特征的一面。这些研究中的大多数虽然不是以特定的唐话资料为对象，而是针对特定语音现象列举了多种文献，但多以“唐话五种”[7]等少数资料为主。其中，对唐话标音符号的研究中，中村雅之（2015）对唐话注音假名音韵特征件的简析，以及柯爱霞（2016/2017）探讨特殊标音符号在唐音实践中的特征和意义，都是围绕《唐话纂要》进行的。
张升余（1996，2000）[8]与杨春宇（2006，2008）作为唐话语音方向的专题研究成果，都既使用了“唐话五种”等传统热点资料，也涉及了大量的黄檗宗唐音资料。在使用的唐话资料规模和语音研究的系统性上，是张升余（2000）和杨春宇（2006）都具有显著的参考意义。
唐话资料所反映的语音特点研究情况不同于词汇整理或者词义分析的研究。因为相较而言，语音特征很难具有明显的文本特殊性，而它的研究对文本的语言性质要求较高。所以，具有代表性的唐话资料就成了相关研究的热点材料。从研究现状来看，语音研究的资料开发方向基本明确，切入点也已大体摸清，只是唐话资料的整体语音体系还需要细分资料后加以研究整理。
3. 语法方面
从笔者的考察来看，这方面的专题研究相对较少。何晓丽（2007）和刘继红（2008）[9]都是针对冈岛冠山唐话教材的研究，前者从唐话资料的断句读法展开讨论，后者定性定量考察了《唐话纂要》里的“把”字句和“将”字句并分析其作为处置介词的特点和用法。这两项成果仅是从不同的点展开了对唐话资料的个案研究，并概观多种唐话资料的相关特点。除此之外，较为突出的研究并不多见。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日本这方面的研究稀少。因为在唐话词汇语用方面的诸多研究中，语法相关的内容也多有涉及。不过，整体来看，在资料规模、语法角度、专题化程度等方面，全面系统的唐话资料语法研究还存在许多问题。
（四） 其他方面的研究状况
如前所述，通过译解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而成的唐话资料也有不少。所以，对唐话教育中的中国文学和戏曲接受研究、唐话资料的翻译文学研究等也是唐话资料研究被关注的方面。（若木太一2005）但是，无论是其从成果数量还是研究范围来看，现有研究仍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
三、 代表性研究者的成果评述
（一） 奥村佳代子
日本唐话资料研究现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有一批专注于唐话资料研究且成果突出的代表性研究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奥村佳代子。
在奥村佳代子的近四十篇唐话相关论文中，有二十余篇是关于特定唐话资料的研究。其中涉及的唐话资料除了有冈岛冠山系列教材外，还有《唐韵三字话》《南山俗语考》《海外奇谈》《遊焉社常谈》《小孩儿》《译家必备》《太平记演义》等。论述的方向主要是语言特征分析及在其基础上的文献继承关系考证等。
奥村佳代子的唐话语言方向考察主要在词汇方面。首先，通过唐话资料的词汇研究，来认识唐话的语言特征，这类研究较为常见。如，除了方环海、黄莉萍（2018）介绍的奥村佳代子（2017）《有关〈唐话纂要〉词汇整理分析的研究》外，奥村佳代子（2001b）对《唐话纂要》一册的词句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整理，并分析总结认为《唐话纂要》的语言是“专门书等出版物中的唐话”，而非“唐通事代代相传的唐话”。奥村佳代子（2010）也做了词汇的专门整理研究。不过，该文针对性地整理分析了《唐话便用》中表达疑问、命令、请求的词例，既做了词义方面的解说，也从语法角度进行了论述，由此探讨“日本知识分子的唐话观念以及他们需要学习的内容”。这方面的论文有奥村佳代子（1996，1997，2009）关于《唐话纂要》的文章等，还有关于《译家必备》《太平记演义》的研究成果。其次，基于词汇研究的唐话资料文献关系考察也比较多。比如，奥村佳代子（2014a）将《唐韵三字话》《唐话纂要》和《南山俗语考》中的“三字话”（三字词、短语或者句子）进行整理比较，分析具有不同词汇分类方法中教材中的词汇特征。此研究指出《唐韵三字话》和《南山俗语考》在内容构成和体裁上存在诸多不同点，虽然在词汇排列顺序上看不出《唐韵三字话》对《南山俗语考》的参照关系，但在词汇分类上存在前者对后者的承袭可能。以同样的研究方法，奥村佳代子（2014b）论述了《游焉社常谈》与《唐韵三字话》《南山俗语考》的文献关系，另外，奥村佳代子（2015） 由《海外奇谈》的成书历程入手，比较了它与《忠臣蔵演义》《小说字汇》所收词句的异同，以此肯定了他们之间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内容沿袭关系。上述三个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通过语言特征比较分析，来探究多种唐话资料在编写历史上的继承参照关系。在奥村佳代子的唐话资料研究中，这种基于语言特征分析的文献考证研究占比明显，方法适用普遍，涉及的唐话资料众多，是可以继续扩展的研究领域。
语法方面专题研究相对较少，除奥村佳代子（2010）外，还有奥村佳代子（2011）从语法角度论述《小孩儿》的唐话（官话）资料性质的文章，奥村佳代子（2013）从《海外奇谈》的底本《忠臣蔵》中“又”的用法（涉及语法）阐释江户时期日本的汉语白话意识。此外，从语法类型、材料规模等角度来看，此方面的研究仍有需要扩展的空间。
奥村佳代子对唐话资料的考察，不仅有专书专题形式，还有基于多种唐话资料的唐话概况综合研究形式。比如，以冈岛冠山的系列唐话教材为对象，奥村佳代子（2003a）将唐话资料分为三类[10]，主要分析其中的唐通事资料和冈岛冠山资料的语言特征，指出这些资料在反映唐话性质和唐话的发展变化历史上的文献价值;同样以冈岛冠山唐话资料为主，奥村佳代子（2003b，2018）通过词句短文的解说，说明唐话的对话性质（口语）和读写性质（书面语）、早期中期晚期的分期情况，论述了唐话资料在唐话变化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
最后，奥村佳代子的论著《江户時代の唐話に関する基礎研究》可以说是唐话资料研究成果的突出代表。它主要对冈岛冠山的唐话教材进行了语料整理、语言概貌分析等，材料丰富，内容详实，考察细致，体系较为完整，且对唐话研究成果做了多角度的目录式总结，作为基础性研究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整体来看，奥村佳代子的唐话资料研究语言（词汇语法）专题性强，以语言分析与文献考察为主要考察方向，对唐话资料的内容归纳整理较为细致全面，基于语料实证分析研究方法的体系化研究特色明显。所以，在利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其方法，来开展唐话资料研究工作，是一项值得尝试的工作。
（二） 于增辉、田袈裟男等
在日留学期间，于增辉发表了一系列的唐话资料研究论文（十余篇）。这些论文主要以《海外奇谈》及与《水浒传》相关的唐话辞书类资料[11]为研究对象，考察唐话语言特征，分析日本唐话教育对汉语词汇的接受状况。于增辉的博士论文《近世日本語における唐話受容の研究——漢文小説、唐話辞書及び読本類を中心に》比较分析了《海外奇谈》《水浒传译解》《忠义水浒传钞译》等与《水浒传》的词汇特征差异后，说明了汉语“白话”词汇在日本唐话资料中的接受状况。通过中日资料对照研究，来看唐话在日本的传播接受情况，是于增辉唐话资料研究的独特之处。进一步来看，中日语言文化交流视域下的唐话资料研究具有可广泛开展的可能性。
另外，日本唐话学研究者的岡田袈裟男也是其中之一。他在着眼于唐话的语言现象研究的过程中，也开展了对多种唐话资料的探究。岡田袈裟男的唐话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并且在唐话的文化研究方面具有突出的参考价值。他的研究多以唐话的特定语言现象为中心，侧重中日语言文化交流方向，对特定唐话资料语言考察的系统性相对较弱。所以，本文不再对岡田袈裟男的研究情况做详细介绍。
四、 总结
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唐话资料研究，在文献收集与分类整理、文献成书过程考证、语言现象分析方面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步。如，研究内容较为深入细致，语料的统计与实例分析等基础性研究最为常见;研究视角灵活多样，涉及唐话资料的各研究领域，研究力量和队伍表现出了明显的专业化特点。
不过，日本唐话资料研究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如研究热点较为集中，尚待拓展的领域还有不少等。比如，语言方向的研究集中在词汇方面，而语法方面所涉及的唐话资料规模、唐话研究角度等都还有所欠缺;虽然唐话资料已经成了中日语言接触研究的对象，但它的文化价值还未得到充分开发和重视，语言的文化含义还未被彻底阐明。
通过弄清日本唐话资料研究现状，找出中日两国研究现状的差异，我们可以利用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学习其研究方法，发现新的研究问题，获得新的研究启示，以期为我国今后的唐话资料研究带来一些帮助。
附 注
[1]另外一个时期是近代日本（1867—1945）的北京官话教育。
[2]其中前5集各集分4卷，后5集各集分3卷。
[3]补集复刻版分了5卷。
[4]张升余的博士论文《近世唐音の研究》是于2000年在日本关西大学留学期间完成的，后于2007年以论著的形式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著作名为《日语语音研究——近世唐音》。
[5]本文将专门介绍唐话资料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的成果，奥村佳代子便是代表人物之一。因此，在本文其他部分不再列举和介绍相关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
[6]未必全是这种情况。比如，《唐话辞书类集》是一部唐话资料整理的成果，而非唐话的語音研究文献。
[7]鲁宝元（2009）对冈岛冠山编写的《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语便用》《经学字海便览》《唐音雅俗语类》的总称。
[8]其中，张升余（1996）的《黄檗宗経典に於ける近世唐音の考察》仅对黄檗宗唐音进行了考察。
[9]刘继红（2008）最初发表于《名古屋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纪要》，后来收录于鲁宝元、吴丽君（2009）中。
[10]分别是唐通事的唐话资料、唐通事冈岛冠山编写的唐话资料、唐通事以外的日本人编写的唐话资料。
[11]如《水浒传译解》《忠义水浒传钞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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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 213001）
（责任编辑 马 沙）
